罗世范
2023 年 10 月 9 日，我们在北京庆祝了南怀仁诞辰 400 周年，他被认为是继利玛窦和汤若望之后在中国最杰出的传教士之一。圣若瑟大学澳门利玛窦学社与比利时驻华大使馆、耶鲁大学北京中心、韩国创新中心和瑞士商会合作举办了“与南怀仁一起探索天国之谜：科学与信仰的对话 ”研讨会。在此，我们将简要介绍研讨会的三个核心方面，这与2010年利玛窦逝世400周年纪念活动的精神是一致的。从西方的角度来看，我们可能不容易理解中国人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是多么珍视和感念对朋友的怀念。令人鼓舞的是，在北京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比利时社会各阶层的许多人都踊跃参与了这一活动，其中包括参观位于北京市中心古观象台的六台天文仪器——我们不应该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南怀仁和其他杰出人物一样，很久以前就在欧洲被遗忘了。
以下三个核心方面说明了对南怀仁的缅怀对于中国和西方科学与信仰之间的对话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意义：
1) 缅怀挚友，探寻真相
澳门利氏学社的核心使命是让传教士所培养的中西方文化交流的方方面面得以延续，这与史景迁（Jonathan Spence）在其著名的研究《改变中国》（Changing China）中关于南怀仁的论述不谋而合，当时他正试图培养人们对几个世纪以来参与这些文化交流的关键人物的真正记忆。在被扭曲和高度操控的历史观背景下，本次研讨会的论文从宏观和微观历史的角度全面审视南怀仁的惊人成就对中西方交流带来多大的益处：这让我们了解到，中国的环境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他的“世界观 ”和信念，以及在他之前和一路上陪伴他的非宗教人士和宗教同伴对他的影响。我们领略了一段真实历史的惊人复杂性，其中涉及激烈的冲突、分歧以及对一系列问题的不同看法。对南怀仁和他的同伴们来说，道路从来都不是一帆风顺的，始终是一条充满陷阱、困难和失败的崎岖道路。令人振奋的是中国人对这些来自遥远国度的真朋友是如此深刻得怀念，而在他们的祖国，对他们的记忆似乎早已淡忘。
作为研究中欧友谊的知名学者，韩德力（Jeroom Hendrickx）博士、教授以矗立在北京古天文台顶端的青铜天文仪器为象征，讲述了与中国对话过程中的各种波折。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似乎是天球仪，它是在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人发起的耶稣会士与中国在 17 世纪和 18 世纪的友好交流的高峰时期制作的，韩德力博士认为那是中国与西方关系的黄金时期。因此，天文仪器见证了中西关系的兴衰成败。这一事实促使比利时鲁汶大学南怀仁基金会订购了一个在北京制造的天球仪完美青铜复制品。事实上，韩德力博士的强烈呼吁深深打动了一些参加研讨会的中国人，他用天球的复制品在一年四季中闪耀的光芒，呼吁当今世界恢复东西方之间平等、相互尊重和友谊的古老关系。
正如丹尼斯—麦肯（Dennis McCann）所暗示的，利玛窦关于友谊的这些见解对于他们沉默中忽略的问题也具有重要意义，其中最值得注意的是晚明文人非常感兴趣的一个话题，即友谊在五伦关系中的意义。所谓“五伦”，是儒家对“孝”的基本理解的概括，它将“孝”全面扩展到人与人之间的所有关系：君臣、父子、兄弟、夫妇、朋友。
2) 基于相互对话的创新
在南怀仁的一生中，经常被视为失败的事情却成为社会创新的绝佳学习机会。作为一名科学工作者，他的成就体现在广泛的领域，从历法改革、绘制世界地图到后来的无人驾驶汽车的首次设计。很明显，他紧随他的大师和前辈汤若望的脚步，监督生产精准的大炮，用于中国的军事防御，因为在南怀仁的时代，朝鲜和日本边境外来侵略的痛苦记忆可能还记忆犹新。他在宫廷中的创新贡献不仅使他的传教士同伴们能够继续开展工作，而且还改善了只对和平与繁荣感兴趣的普通中国人的境况。
雷环捷指出，四十年来，中国对南怀仁科学形象的研究具有四个基本特征：一是肯定了他对中西方文化交流的贡献，将科学与宗教作为两个基本点；二是依托不断丰富的与南怀仁相关的文献资料，翻译、文本研究、组织工作等方面的出版成果不断涌现，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支撑；三是对他传播的科学知识和活动的探索更加深入，认识更加全面系统；四是涉及的领域和热点越来越多，呈现出多角度、跨学科的趋势。总之，当代该领域的研究可以用宏大来形容，构建了一个更加多元、立体的南怀仁和耶稣会士的科学形象。这四个特点凸显了科学与宗教合作对社会创新的巨大贡献，包括曾经在中国似乎与世界隔绝的时期。
关于传教士在中国的地位和保护问题，梅谦立（Thierry Meynard）指出，1669 年北京局势的发展对耶稣会士有利，南怀仁恢复了他在清钦天监的地位。大多数传教士最终接受了南怀仁和其他耶稣会士可以在清钦天监正式工作的事实。这表明他们愿意在科学、政治和宗教之间找到新的结合点，但也有反对南怀仁在清钦天监担任正式职务的声音，强调必须尊重科学、政治和宗教之间的界限，这与猛烈抨击其前任汤若望的观点如出一辙。
从当代中国电视剧的角度来看，有意无意地弱化南怀仁的传教士角色并不奇怪。事实上，电视剧中并没有出现南怀仁直接传教的画面。正如李丙权记录的那样，在电视剧《长河》中，南怀仁的一位传教士朋友在朝堂上慷慨陈词，请求康熙接受天主教为国教。这一提议当然遭到了皇帝的拒绝，而南怀仁在此期间保持沉默。由此可以看出，虽然南怀仁对皇帝的使命总是小心翼翼，但他确实尝试过与皇帝讨论信仰和教义问题。从中国人的角度来看，他的主要身份显然是传教士而非科学家，因此与其他身份相比之下都是次要的。据李丙权称，南怀仁以一己之力影响了康熙对天主教和宗教政策的态度。在被称为中国“基督教最后的黄金时期”，南怀仁对北京钦天监的管理使其成为文化交流和基督教传播的中心。
高华士（Noel Golvers）被认为是研究南怀仁的最权威学者之一，他认为南怀仁的中文阅读范围很广，包括与中国历法事务及其解释有关的专业书籍（如果不是“技术性”书籍的话），以及耶稣会用中文出版的关于西历及其运作的出版物和儒家经典，包括《礼记》、行政文件和基督教典籍。南怀仁很少对这些中文书籍做出个人评价。他的第一个令人惊讶的评论是中国数学书籍普遍缺乏逻辑结构和推理，这可能延续了耶稣会士对中国数学的传统看法。另外，在《欧洲天文机械学》（Astronomiae Europaeae Mechanica，1676 年）手稿中，他很惊讶地指出中国技术书籍中插图很少。
3) 智慧传统和宗教是“启蒙”进程中的伙伴，而非敌人
与中国在科学和创新方面的对话使我们认识到，南怀仁及其同伴和非宗教伙伴代表着一种智慧传统和宗教，即使在西方启蒙哲学运动（Aufklärung）的黎明，他们仍然忠实于基督教的经典公理，即“信仰寻求理性认识”。因此，南怀仁所代表的是一种智慧传统，即宗教信仰和相互对话成为寻求启蒙的重要伙伴，这不仅有利于某些特权社会群体，而且最终有利于整个社会，而不是延续可疑的占卜做法和其他迷信。南怀仁诞辰四百周年学术研讨会的论文为科学与信仰之间的相互促进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论证平台。
过去几十年来一直从事传教士陵墓研究的陈东风先生在最后一首诗中回顾了他在 2023年农历新年期间与一位耶稣会会士朋友一起探访位于北京海淀区正福寺的著名法国耶稣会士陵园的经历，让我们回过头来看一看。兔年春节刚过，正福寺教堂围墙上的铁门就被锁上了。就在不久前，这座在“文革”中被改造成纺织厂的破旧教堂被一座巨大的现代化教堂建筑所取代，教堂的窗户上有一个大大的十字架。陈的倒影让人想起对神圣建筑的残酷破坏。也许有人会怀念所谓的“基督教在中国的黄金岁月”，但面对紧锁的铁门，陈和他的耶稣会朋友默默祈祷，他们坚信，无论我们身处基督教的哪个黄金时代或铁器时代，春天的阳光一定会以某种方式出现。因此，“安息吧”不仅仅是一声悲叹，而是一种呐喊，它以一种有意义的、和平的方式将我们与我们的信仰先辈重新联系在一起，他们为我们树立了不畏挫折、勇往直前的永恒榜样：“一品寒梅雪中傲立，独挡风霜春撒人间”。
罗世范, 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