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道德领导始于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往往被我们与合规和守法混为一谈。把道德等同于遵守规则的义务，这种倾向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来说毫无效果，甚至还起了反作用。用强行灌输的方法，对意识形态信条实施支持，这种鞭子式的手段似乎会激起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抵抗。当学校的官方教科书试图按照类似的逻辑灌输“爱国价值观”时，可以预见会失败，因为大多数学生可能会抵制这种对其良心的侵犯。
《澳门利氏学社学刊》旨在塑造道德领导和社会创新的新概念，因此，本期一开始便聚焦对视觉媒体和伦理的研究，显得很合时宜。我们的文化越来越以强烈的视觉导向和社会媒体影响为特征，身在其中，我们需要一种分析方法，帮助我们对每天接收到的海量图片和图像进行分析。在数字时代成长的人和在非数字时代成长的人之间存在明显的代沟，使应对这项挑战变得更加复杂。我们需要鼓励不同视角的开发，去认识从中国和东亚所尊崇的不同智慧传统和哲学中涌现的，铭刻在古往今来符号、图像使用中的真正道德价值。
马克·班德瑟（Mark Bandsuch）提出“叙事分析”的概念，作为一种替代基于合规和排他性墨守法律成规之道的基础。这种墨守法律成规之道倾向于提倡个人主义的伦理观，反对更符合亚洲文化及其儒家传统的社群主义方法。班德瑟认为，叙事分析将通过突出当代电影讨论中可能提出的问题，如张艺谋令人难忘的电影《英雄》（2002），来支持强调道德品质的伦理教育方法。对呈现人物进行道德问题斗争的视觉媒体叙事分析，关注关于人们寻求德行以创造经验性学习活动的故事和对话。班德瑟认为，在当今世界，道德品质是可以培养的，通过挑战视觉媒体使用者而在面对试图裨益于公益而不是仅仅专注于个人利益的英雄的挑战时，想像自己变得更充分“人性化”了。
随着电影和其他形式视觉媒体的日益普及，有必要记住建立在圣依納爵·罗耀拉《神操》中所谓“感官运用”基础上的长期耶稣会传统，它鼓励参与者将圣经的故事形象化，以便他们可以从中领悟自己的人生抉择和使命。通过图像、声音、故事的结合带动感官，对受众的信仰、知识和行为产生深远的影响。沿着《神操》的推动路线，班德瑟对叙事分析的运用可以使故事增加我们对事件的道德和精神感悟。更具体地说，它调查故事的范围，为的是理解可以让人了解个人经历而又巧妙呈现的社会、文化、道德见解的复杂网状结构。
这一传统也体现在澳门利氏学社资助的另一个项目中：克里斯蒂娜•奥斯瓦尔德（Cristina Osswald）致力于对1582至1644年期间在中国的耶稣会艺术和绘画的研究。她认为，耶稣会绘画由于其传教活动中的战略角色而不同于以前在中国的基督教绘画。耶稣会会士们设想了一种策略，利用中国受众对基督教绘画的好奇心和开放心态，在朝廷中接近皇帝和潜在的赞助人。正如奥斯瓦尔德所说，耶稣会绘画所显示出的强大的中国影响力，可能与接受当地受众的文化和精神元素并与之合作的友好策略有关。
这种通过传教士将欧洲和中国文化交融，是欧洲“启蒙运动”时期理性觉醒的标志。正如乌拉迪斯拉夫·祖齐亚克（Wladislaw Zuziak）所说的那样，启蒙运动一方面促成了现代西方文明的成功，但另一方面也引发了欧洲和欧洲人的认同危机。祖齐亚克提到哲学家卡罗尔·华迪卡（K.Wojtyla）和约瑟夫·蒂什纳（J.Tischner），为的是质疑那些过分强调进步理念而破坏传统价值的肤浅现代主义观念。鉴于启蒙现代性中所产生的个体概念有一定的难度，祖齐亚克尝试将价值论危机作为中西文化之间可能的桥梁。他提出了一个新的分析，通过承认两种文化所珍视的价值观，同时指出它们可以避免的危险，表明两种文化可以彼此丰富，相互促进。“存在主义人格主义”是华迪卡和蒂什纳发明的一个术语，强调社区和家庭关系在人的整体发展中的作用，这与中国文化传统十分类似。
本期《澳门利氏学社学刊》还深切缅怀了我们刚刚离世的朋友和合作伙伴托马斯·迈尔斯。除了认可他在一系列问题上所做出的杰出贡献之外，我们还特别针对他的最后一部著作——一本应对癌症的手册进行了探讨。杨美云医生回忆说，汤姆·迈尔斯是金融界一位杰出人物，是商业和公共服务领域的领导者，他一生都在与多种癌症作斗争。《把癌症当作一次机会》这本书记录了他的个人经历，正是这段经历让他能够设计出一套自我转变方案。汤姆在书的开头讲述了他父亲的故事。汤姆的父亲在他十几岁时便死于癌症。尽管父亲在癌症确诊后只能存活几个月，但他仍想方设法与汤姆进行沟通，彼此间建立了比以往更加亲密的关系。这使汤姆确信，即使生命短暂，面临终结，也可以充实度过。后来，汤姆想和他的中国朋友们分享他的见解。他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信奉任何宗教信条的人，这可能会帮助他的中国朋友们在面对致命疾病时，更有勇气应对内心的焦虑和抑郁，进而把疾病当作一个独特的机会，从中更充分地认识生命的价值。
在焦虑的情况下，癌症诊断只会加剧我们的恐惧和无助感，但正如汤姆在《把癌症当作一次机会》一书中所阐述的那样，掌握视觉冥想练习的技巧可以帮助人们对生命中最有价值的经历保持开放心态。汤姆的见解与我自己的冥想经历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无论你是借助基督教的智慧传统（“kenotic”祈祷）还是佛教、道教和理学的智慧传统（“apophatic”心性），只要能够发现一种技巧，清空思想中的消极因素和干扰，都可以像我们的朋友汤姆那样，寻找到内心的平静。
在努力为那些可能陷入抑郁的人群提供帮助的过程中，技术可能成为一股惊人的向善之力。在中国，自杀已成为一个严重问题。其原因多种多样、相互关联。青少年和年轻成年人被证明是最易受此影响的群体。Mark Pufpaff 撰写的案例分析针对树洞行动救援团(THRM)进行探讨。THRM是一个通过使用人工智能(AI)算法和在线信息应用程序对抗自杀的非营利组织，其宗旨是帮助弱势群体，劝阻他们不要轻生。但Pufpaff 同时指出，这样的策略也引发了对侵犯私人空间的质疑：从道德的角度而言，到底什么时候才应该进行干预，以挽救生命。
台北利氏学社创建人——甘易逢神父（Yves Raguin S.J.）的著作《神之深处》正是受到1968年巴黎学生运动的启发，当时西方文明及其正义和平等的启蒙理想似乎正在不断堕落，无药可救，甚至腐蚀到了道德和精神层面。吉安尼·克里韦勒（Gianni Criveller）在甘易逢（Raguin S.J.）神父去世前曾拜会过他，据他回忆，这本书之所以精心选择这个题目，是因为“神之深处”这一表述呼应了尼采关于上帝已死的结论。甘易逢神父的著作是在尝试开辟一条能够脱离虚无主义的新路，在那种虚无主义中，上帝似乎“死了”，人类被丢弃在不可靠关系的破坏性大网中，但是那条新路引领人们接受一个人文主义概念，揭示和体现上帝在人的心灵深处。
虽然甘易逢神父的思想深深植根于天主教的冥想之路，但他仍预见到一些最著名的北欧神秘主义者和亚洲精神传统代表之间会有一次建设性的邂逅，从而导致遗传的宗教概念可能会被抛弃，因为所有的宗教概念都有可能有其狭隘和不足之处。甘易逢神父知道，与基督徒对东方智慧传统的熟悉程度相比，同时代的东方禅师对诸如《未知之云》（匿名，14世纪中叶）等西方经典以及持类似见解的作家更为了解。甘易逢神父的使命是重新发现东方和西方的灵性经典，使基督徒能够超越传统的虔诚和戒律，从我们共同人性的深层情感层面理解上帝的存在。正如克里韦勒在研究甘易逢神父著作的文章中写道的那样，当谈到涉及让人类灵魂完全被上帝所吸引的旅程时，埃克哈特大师（Meister Eckhart，1260-1328）的观点与佛经和印度教经文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在1968年那具有象征意义的动荡之年的记忆中，学生们的幻灭如此生动，不仅给甘易逢神父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甚至在现在，也对我们提出了挑战，要求我们重新思考道德领导力，重新思考我们人生旅途的方向。今天的学生通常正确地意识到，他们所接受的教育不足让他们面对未来的重大挑战。1968年的学生运动提出模棱两可的口号“Le vent se lève，il faut tenter de vivre（法文：起风了，必须尝试活下去）”，被不恰当地翻译为“起风了，唯有努力活下去”，暗示着需要在各个层面进行模式转变。但是，当新的模式正在艰难地破茧而生时，我们必须活下去。因此，这一期的学刊中刊登了一些正在努力学着活下去的人物故事，他们所做的是对那些感受到风吹的教育机构进行改革。
对西利曼大学战略伙伴关系办公室主任珍妮·埃马科博士（Jenny Elmaco）的采访，不仅表明如果在新模式下开始盛行妇女扩权会面临什么样的可能性，而且仍然会有什么样的障碍。她提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例如菲律宾女企业家所取得的成就。她讲述的社会企业公司Rags2Riches（R2R）的案例体现了创新的商业实践如何赋予贫困社区妇女以权力。R2R价值主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倡导一个环保、道德的时尚品牌，并为马尼拉市区的手工业者提供可持续的就业机会。每一件R2R商品都是手艺人使用库存过剩、经过升级处理的本地织物手工编织而成。如果不是她们，这些织物就会被扔进垃圾堆。女手艺人成立了一个合作社并拥有股份，而卖出每件商品她们可以拿到零售价的40%。R2R还为她们提供个人理财、医疗保险和营养方面的培训。R2R的商业模式让我们看到了希望，即在尽可能低的层次上鼓励互助的社会辅助原则是可以实现的。
除了对埃马科博士的采访，这期学刊还刊登了联合编辑 Dennis P.McCann的妻子——西利曼大学校长马贝思（Betty Cernol McCann）撰写的一份鼓舞人心的报告，她在报告中讲述了一所中等规模的私立大学进行重大制度变革时可以做些什么。正如她的报告所证实的，秉承基督教精神、基础和承诺的西利曼大学正在重新审视自身使命、政策和做法，以回应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威胁。西利曼大学的校园距离杜马盖特市的港口只有咫尺之遥，根本无法抵御海平面上升和毁灭性洪水的风险。对此，西利曼大学并没有简单放弃抗争，将学校搬到更高的地方，而是试图将“保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为各个运营部门的首要任务。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菲律宾领先的新教大学，西利曼大学在落实教宗方济各通谕《愿你受赞颂》（2015年）中所提出的具体建议方面发挥了领导作用，教宗在通谕中敦促我们重温并加强在精神、生态和基督教承诺之间的联系。
这些报告证实了教宗方济各在最近宣布梵蒂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达成协议（2018年9月26日）时指出的个人和机构态度的深刻变化。丹尼斯·麦卡恩（Dennis McCann）在他撰写的书评 “La Chiesa in Cina:Un futuro da scrivere”中谈到了很多重要观点，这本书由安东尼奥·斯帕达罗，（Antonio Spadaro S.J.）编辑（2019年），作者和编辑们不仅希望检验主教任命协议中涉及的法律问题，而且触及教会牧民策略可能出现的长期变化。该协议不应被理解为仅仅是对中国天主教主教任命提名程序的澄清。包括我自己撰写的“La Dottrina sociale della Chiesa in Cina: Un riferimento per l'etica degli affari”等多篇文章都清楚地表明，该协议也为改革道德教育、支持正统牧师以及遵循教宗方济各的仆人式领导模式铺平了道路。因此，该协议具有前瞻性，旨在为中国的未来开辟一条尚未成文的务实道路，以期在考虑到弱势群体需要的同时，为更大的社会利益作出贡献。
本期《澳门利氏学社学刊》以多种方式展示了通向道德领导的途径，旨在帮助激发人们的希望，尤其是对中国青年的希望。考虑到香港目前的危机，我们可能会认为短期内没有解决的希望，因为不同的社会阶层似乎存在严重分裂。诚然，在内地和香港日益分化的对峙中，本刊不能也不会偏袒任何一方。但我希望，此文可以鼓励各方接受利玛窦和他的继承人与中国人民发展深厚友谊模式的鼓舞，开展和解工作。我们在这里所做的微不足道的贡献体现了我们的承诺，即超越对固执想法和偏见的痴迷，再一次努力携手寻求儒家君子优良传统所倡导的真理、诚信、互信、尊重和社会和谐。这一进程需要在不同智慧传统的启发下进行道德领导创新。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