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思
摘要
1945年4月9日，迪特里希·潘霍华和其他牵涉参与对阿道夫·希特勒未遂暗杀的人一道，在弗罗森堡集中营被处决。不到一个月后，纳粹政权在柏林最终崩溃。在参与暗杀计划的人中，潘霍华颇为与众不同，因为他是一个被任命的基督教牧师，并且在欧洲和美国的基督教圈子里享有盛名。虽然在1944年7月20日的未遂暗杀活动当时已因涉嫌反纳粹活动被拘禁，但是潘霍华在暗杀阴谋中的作用是在其姐夫及同谋汉斯·冯·杜南依（Hans von Dohnanyi）保存的秘密文件被发现时才被确认，全部暗杀密谋为希特勒及其党羽所知。许多人认为潘霍华是一名基督教殉道者，对其参与暗杀阴谋则存在争议。潘霍华死后发表的作品，尤其是《狱中书简》及未完成的《伦理学》，因其所谓的 “一个成熟的世界”而赢得创新神学家的不朽声誉。尽管潘霍华拒绝以基督教和伦理为理由为自己参与暗杀阴谋辩护，这两本著作提供了他如何考虑这个问题的重要思路。
潘霍华：一名基督教牧师的一生
1906年，迪特里希·潘霍华与其双胞胎妹妹出生在一个德国显赫的家庭，在家中八个孩子中排行第六、第七。其父卡尔是一位精神病学和神经学先驱，其母保拉(冯·哈泽)出自一个享有声望的神学家和艺术家家庭。和其他家庭成员一起，潘霍华反对纳粹党在德国文化和政治中的崛起，并抵制其反犹政策。随着所谓“宣认教会”的抵抗运动及1934年《巴门宣言》的通过，潘霍华成为新教教会挑战所谓“德意志基督徒”1霸权的核心人物。潘霍华自己的抵抗远远超出宣言中对纳粹意识形态的抽象神学谴责，而是积极抗议对犹太人的迫害，拒绝采纳要求清除有犹太血统的新教牧师的“亚利安法条”(Schlingensiepen, Kindle Location 3101)。尽管潘霍华致力于宣言中的立场，但他反对“宣认教会”领导层对这些行政斗争明显的漠不关心。(Schlingensiepen, Kindle Location 2694ff)。在英国伦敦的德国基督教会做过牧师工作后，潘霍华于1935年回到德国，负责在芬根瓦尔德（Finkenwalde）建立“宣认教会”神学院。尽管该神学院是非法的，潘霍华坚持将它维护到1940年3月才被盖世太保关闭。2在此期间，潘霍华还几次去往国外，主要为了提醒普世运动伙伴关注抵制德国福音教会纳粹化的个人和会众在德国不断恶化的处境。
潘霍华卷入暗杀希特勒的阴谋
1940年10月，潘霍华接受了德国军事情报办公室 Abwehr 的任命，这里是许多抵抗运动关键人物的庇护所及暗杀希特勒计划的发源地。加入Abwehr使潘霍华免服兵役，同时由于其国际影响力，领导层对潘霍华也较为看重。在他杰出的姐夫汉斯·冯·杜南依的招募下，潘霍华在参加瑞士、瑞典等中立国举行的普世会议时担任抵抗运动的情报员。特别是，Abwehr 借助潘霍华与英国主教乔治·贝尔的关系向英国外交部传递了暗杀计划，寄希望于铲除希特勒可以为谈判解决战争问题开辟道路。
1943年4月5日，潘霍华在Abwehr的多项任务及修道活动戛然而止，他因涉嫌Abwehr内部与暗杀无关的金融腐败被逮捕，囚禁于柏林的提格军事监狱。(Sifton and Stern, Kindle Location 1448)。关押在提格监狱的18个月中，相关调查持续推进，Abwehr的暗杀计划也在继续，最终发展为1944年7月20日刺杀希特勒的企图。一旦阴谋失败，而且如此惊人地，当冯·杜南依记录纳粹政权罪行的秘密文件于1944年9月22日在佐森被发现，Abwehr 密谋者的角色被迅速暴露 (Schlingensiepen, Kindle Location 7177)。1944年10月8日，潘霍华被转移到位于阿尔伯特亲王街道（Prince Albert Street）的盖世太保监狱，在那里受到严酷审讯，但显然未遭受酷刑(Schlingensiepen, Kindle Location 7273)。 1945年4月初，希特勒下令处决Abwehr反抗组织幸存成员后，潘霍华被转移到弗罗森堡集中营。在那里经过一场假审判之后，于1945年4月9日晨，潘霍华和卡纳里斯组织的其他成员一起被处以绞刑。同一天，汉斯·冯·杜南依在萨克森豪森被处决。
迪特里希·潘霍华是基督教殉道者么？
显而易见，潘霍华死于积极反抗希特勒及纳粹政府的暴行 。尽管潘霍华的背景和成长经历都指引着他加入反抗纳粹的行列，但他选择这条道路的决定是自由且主观的。 他和他的同路人致力于终结纳粹政权，从而尽快结束战争，并为通过谈判重建德国的和平与正义铺平道路。这就是他们的目标。对于那些和他一样对纳粹主义的罪恶深恶痛绝的人来说，因为参与政变被判处叛国罪正是其爱国主义的英雄之举。
但这是基督教的殉道行为么？还有一些基督教徒支持《巴门宣言》，并反对教会纳粹化。他们中的一些人知道暗杀计划但拒绝参与。其中较为著名的是以赫尔穆特·卡尔·贝恩哈特·冯·毛奇3为核心的反纳粹团体Kreisau Circle。冯·毛奇与潘霍华1942年曾多次会面，就抵抗运动相关事项进行沟通，同时探讨反对或支持暗杀计划的原因。 冯·毛奇一直反对，不仅是出于基督教的原因，而且因为他担心希特勒的死会被德国民众视为“背后的又一刀”，这或将导致滋生纳粹运动的文化病态长期持续。另一方面，潘霍华始终坚信，即便对于一名基督徒，杀死希特勒结束纳粹政权也是可做的唯一负责任之事(Schlingensiepen, Location 5706-5774)。
要了解自诩为基督教和平主义者的潘霍华如何作出了这一决定，可以从他的著作中寻找到一些线索。例如，1932年，潘霍华及其家人已经开始反对纳粹运动，他受邀在柏林威廉大帝纪念教堂讲道 (Schlingensiepen,Location 2378-2436)。他讲道的经文取自歌罗西书3:1-4，其中描写圣保禄如何敦促他的教众 “你们要思念上面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 。潘霍华通过这些文字看到的并非敦促退出这个世界的另一种灵性的套话，而是一种召唤，要求参与世界内部的严肃斗争。潘霍华对未来斗争的理解如下：
相反，正因为我们的思想集中在“上面的事”上，所以我们在地上抗议的时候更加坚持和决绝……始于具有无限革命性的团体的基督教，难道如今却要一直保守下去吗？难道每一场新运动都必须绕过教会开辟道路，而教会总要花20年的时间才意识到发生了什么吗?如果真的必须如此，那么当有人要求殉道者的鲜血时，我们也不必感到惊讶，对于教会来说也一样。而这献血，如果我们真有勇气、荣耀和忠诚来献出的话，它也不会像最初的见证者的鲜血那样无辜和耀眼。我们流出的鲜血将被我们的巨大罪感所覆盖。 (DBW 11, 446) (Schlingensiepen, Location 2427)
正如施林根兹蓬（Schlingensiepen）所指出，对基督召唤的严肃回应“击碎了对舒适生活的期待”。“有人要求殉道者的鲜血”的时刻将会到来，潘霍华预言，这将是基督教抵抗纳粹主义的结果。但他想象的殉道不是，也不可能是无罪的：“我们流出的鲜血将被我们的巨大罪感所覆盖。”潘霍华在这次使命活动后的人生经历也表明，他确是一位基督教殉道者，但与殉道的先贤不同，他的殉道行为或许并非无罪。
潘霍华的伦理学与“脏手”问题
潘霍华未完成的伟大著作《伦理学》或许有助于解释他的负罪感和责任感。这种负罪感并不是泛化的，而是承认自己与他人一道造成了人性的堕落，是明确而具体的。 当一个人面临的形势要求其必须采取负责任的行动时，他的决定——行动或不行动，都不可避免地会产生负罪感。如何处理这种负罪感是潘霍华《伦理学》中的重要一课。《伦理学》与其说是一本学术专著，不如说是一种召唤，召唤读者通过信仰耶稣基督激发负责任的行为实现精神升华。
相比之下，潘霍华认为，大学里面传统教学的伦理学是试图确立有罪或无罪的虚假尝试，有罪或无罪都无法克服人性与上帝的疏离。他认为，伦理学试图理性地区分善与恶，针对的是一个伪问题，或最初在伊甸园中蛇的智慧中象征化的迷惑(创世纪3:1-6)。尽管不可能实现，认识善与恶旨在将自己的无罪与他人的罪区分开来。潘霍华特别对伊曼努尔·康德及其批判理论持不同看法，如说真话和说谎的相关论述(Ethics, Kindle Location 3382)4。康德的道德绝对主义实际后果是可怕的。根据康德的理论，如果人们拒绝对企图毁灭他们的变态杀手说谎，将因此处于危险之中。英国功利主义等其他形式的伦理理性主义，在许多实际应用中同样会造成可怕后果。但潘霍华认为，这种实践错误是由于道德学家无法理解责任的本质是耶稣基督借助于上帝传递的的人格召唤。
鉴于潘霍华对伦理的态度，没有解决“脏手”问题，也没有试图从道义上为其参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辩护，就不足为奇了。如果选择这样做，传承下来的基督教伦理传统将为他参与暗杀提供道德辩护，亦即正义战争理论及其应用中隐含的为暴力抗恶的辩护 (Watson, 2015) 。但在潘霍华的著作，特别是《伦理学》中，并没有相关论述。相反，他提出了基督徒责任理论，与保禄派“与基督同在这个世界”的说法相呼应。有责任就会有负罪感，因为对上帝召唤的回应可能会导致一个人违反看似文明社会的规范。一个真正的基督教门徒，可能需要生活在家庭、社会、文化、甚至教会的舒适地带之外。基督可能会要求我们“弄脏自己的手”，即从事违法违规的活动。在他看来，承担责任可能会导致越线，参与或支持暴力反抗行为。
正如潘霍华在《伦理学》中的定义(Location 3058ff),责任强调以基督为中心，是对神的召唤具体的、个人的回应 (Location 3515ff),对宗教和世俗活动不作区分。在接受参与暗杀计划罪责的同时担负其中的责任，潘霍华唯一关心的是：这是否是上帝要他用生命去承担的？对此他从未动摇。在潘霍华的著作，无论是《伦理学》还是《狱中书简》中，寻找他apologia pro vita sua（自我辩护）的证据都是徒劳的。5 他也确实没有提供任何可供普遍借鉴的内容，好像他对上帝呼召的回应可以为处于类似境遇的任何其他人提供道德指引一样。当然，他也担忧不能说服其宣认教会的教友们更加直接地参与抵抗运动，正如他一定曾担心无法与冯·毛奇就如何终结纳粹政权达成一致一样。但他们之间的分歧不曾动摇潘霍华对这条道路的信心，他由衷地相信上帝召唤他来为自己作见证。
越是深入探究潘霍华基督中心主义伦理的细节，就越能清楚地看出，参与反抗希特勒的暴力阴谋与其之前的非暴力抵抗行为是一以贯之的。潘霍华认为，如果他在希特勒崛起之前是一名基督教和平主义者，他现在仍然是，尽管后来参与了暗杀计划。 他的参与是特别的，是具体时段的具体需要决定的，是上帝的意志决定的。行为的一致性完全取决于他与耶稣基督的个人关系——相信召唤他负责任行事的主的仁慈。无论一个人负责任地行事还是相反，他的手都是脏的，因为没有人能逃避生活带给我们的道德不确定性。因此，认为潘霍华是基督教殉道者的理由，并不在于他的双手是否完全干净，而在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他通过反复试错与耶稣基督建立了关系，并完善了自己的品质。如果认为他是一名基督教殉道者，正是因为这种关系的真实性，而非其他理由。
1 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德国的基督徒”，意思是一个爱国的基督徒必须绝对忠诚于作为“元首”或德国最高领导人的阿道夫·希特勒。这是重新定义基督教信仰的偶像崇拜主张，遭到1934年通过的《巴门宣言》的反对，并引发了德国福音教会的内部斗争，主要是“宣认教会”反对纳粹政权企图控制德国基督教。《巴门宣言》全文可参见Schlingensiepen (Kindle Locations 8384-8471)；或访问 https://www.sacred-texts.com/chr/barmen.htm 获取，均援引自 Arthur C. Cochrane 的著作The Church's Confession Under Hitler (Cochrane, 1962).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1962, pp. 237-242.
2 施林根兹蓬（Schlingensiepen）的最新传记作品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Martyr, Thinker, Man of Resistance (2010)在对潘霍华行为复杂性的叙述上表现尤佳。特别是关于“宣认教会”及其在纳粹控制下的德国福音教会不断施加压力的形势下为生存而斗争的背景铺垫。理解相关斗争的复杂性对于理解潘霍华关于“非宗教的基督教”的相对晦涩的表述十分重要。这一表述出自《狱中书简》，大部分内容写于1942年至1944年潘霍华被关押在柏林提格监狱期间。正如施林根兹蓬观察所得，“令他深感不安的是，他发现，宣认教会在保护自身不受充满恐怖和谎言的政权侵犯的同时，却把同样受到该政权威胁的其他人留给了命运的安排.... 在这种情况下，潘霍华有一个重大发现，即：圣经中唯一的福音是面向全世界的福音。”(Kindle Edition, Location 7014)。
3 Niels Christian Lars Moerling 2018年在Geni网站上发布了一份公开介绍，对冯·毛奇的一生做出了很好的总结。耶稣会信徒阿尔弗雷德·代尔普（Alfred Delp）与冯·毛奇及Kreisau Circle的关系可以参考Andreas Batlogg发表在2008年1月21日出版的America Magazine上的文章。关于阿尔弗雷德·代尔普的殉道与鼓舞人心的基督教灵修，可以参考本期MRIJ 中Gerhold Becker的文章《艰难时世中的精神领袖：卡尔·拉内与阿尔弗雷德·代尔普》。
4 潘霍华的《伦理学》以《何谓“说真话”？》结尾(Kindle Location 5040-5161)，文章适当考虑各种情况下“说真话”的特殊性及其神学含义。这篇文章有助于理解潘霍华在Abwehr阴谋活动中的行为表现：阴谋即便不是谎言，也必然涉及欺骗和误导。
5 在《狱中书简》开篇《十年之后：1943年新年的总结》 (Kindle Location 103-338) 中，潘霍华综合论述了他在抵抗运动中与家人、其他人各自承担的责任。这并非对个人行为的辩护，而是试图安抚其同道者，增强他们对未来的信心。文章清楚地列出了基督徒承担责任行为的基本要求，其中不可避免地包含因遵从上帝的召唤而冒死的风险。这是潘霍华对日常生活中殉道行为的认识。
丹宁思博士、教授,罗世力公司研究部主任, 菲律宾杜马格特西利曼大学教员
Translated by 翻译: Zhang Xi 张希
参考资料
- Batlogg, A., (2008, January 21). “A Jesuit Martyr to the Nazis: Hitler wanted Alfred Delp forgotten, but his way of resistance still inspires”. America Magazine. Accessed online: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faith/2008/01/21/jesuit-martyr-nazis-hitler-wanted-alfred-delp-forgotten-his-way-resistance-still
- Bonhoeffer, D., (1962). Ethics. Edited by Bethge, E., 1962.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Touchstone Books. Kindle Edition.
- Bonhoeffer, D., (1972).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The Enlarged Edition. Edited by Bethge, E. New York: Macmillan.
- Cochrane, A., (1962). The Church's Confession Under Hitler.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Press.
- Marty, M. E., (2011). Dietrich Bonhoeffer’s Letters and Papers from Prison: A Biography. Princeton and Oxford: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Kindle Edition.
- Moerling, N. C. L., (2018). “Helmuth James Count Von Moltke.” Geni. Accessed online: https://www.geni.com/people/Helmuth-Count-von-Moltke/6000000019059054533
- Schlingensiepen, F., (2010). Dietrich Bonhoeffer (1906-1945) Martyr, Thinker, Man of Resistance. London: Bloomsbury T&T Clark. Kindle Edition.
- Sifton, E. and Stern, F., (2013). No Ordinary Men: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Hans von Dohnanyi, Resisters against Hitler in Church and State. New York: New York Review Books Collections. Kindle Edition.
- Watson, B. K., (2015). "The Political Theology of Dietrich Bonhoeffer and the Ethical Problem of Tyrannicide". LSU Master's Theses. 612. Accessed online: https://digitalcommons.lsu.edu/gradschool_theses/6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