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少数人拥有优越的资源，而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则完全落后于人。在比较经济“金字塔”顶端和底端人群的财富差距时，通常我们关注的是其占有金融资源之间的失衡。那些陷于贫穷、暴力、权利被剥夺的恶性循环中的人，往往无法获得适当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例如，尽管政府竭力消除贫穷，香港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历史新高，最富裕的家庭收入是最贫困家庭收入的44倍。

教育开启我们的心智，使我们不断接受新的见解、技能、价值观和信仰。然而，接受教育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局限于特权俱乐部，而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却不可企及。鉴于此，《澳门利氏学社学刊》第三期就教育如何更充分面向广大社会群体的利益，而非成为地位、权力和金钱至上的封闭王国的专利进行了探讨。例如，国际高校的评级和排名似乎参考了许多指标，强调教学质量、财政资源和研究实力。然而，众所周知，某些机构仅把橄榄枝抛给那些由金钱和权力网络交织而成的专属俱乐部，这恐怕才是关键的因素。学生们的抱负越来越窄，仅关注权力和金钱，最关心的无非是毕业后预期的起步薪水。

看到“一带一路”倡议（BRI）及其相关项目的庞大规模和多重维度，我们常常会想，如何才能应对如此复杂的问题：通过“一路”的六大全新陆上经济走廊以及穿海而过的海上“一带”的联结，全球各地间的相互联系愈发紧密。在广阔的领域之外，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是其中倡导的互惠、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正如盛迈堂 (Mike Thompson)在开篇文章中所讲，在一些国家对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和过度依赖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批评之声不断高涨的同时，2019年4月召开的最新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坚持“开放包容”是一种力量源泉。在这些批评之外，我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将聚焦其精神实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文明承诺。正如杨教授（Yang）所追问：实现真正的“开放包容”需要什么条件？他指出一个反映了儒家互惠原则（“恕”）的关键价值观和机制的共同之处，即所有互惠互利的商业关系和技术转让的核心原则，应是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获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5个国家在2013年至2018年底这段时间内与中国签署了173份合作文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人民网, 2019)

道德领导始于道德教育。但道德教育往往被我们与合规和守法混为一谈。把道德等同于遵守规则的义务，这种倾向从我们目前所看到的情况来说毫无效果，甚至还起了反作用。用强行灌输的方法，对意识形态信条实施支持，这种鞭子式的手段似乎会激起更大规模、更有组织的抵抗。当学校的官方教科书试图按照类似的逻辑灌输“爱国价值观”时，可以预见会失败，因为大多数学生可能会抵制这种对其良心的侵犯。

在标志着澳门利氏学社成立20周年的2019年研讨会上，与会者的见解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实践的精神之旅提供了绝佳的路线图，而此时新冠病毒已经让通过普通的旅行轻松逃离现实变得不再可能。禅宗传统将内心的精神旅程称为“牛迹”，它没有回避通往内心自由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可怕和颠簸。应对疾病的大流行可能成为我们每个人唤醒以默观、使命和殉道为标志的自己独特的“牛迹”的新机会。

转变经济学范式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极为艰巨的任务。主要经济模式将侧重点牢牢地置于利润最大化和成本削减等方面，通过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以至于任何变革措施似乎都注定要失败。为了充分解决与所有经济模式转型有关的复杂问题，在圣若瑟大学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2020年研讨会上开展了一次精神对话：为了提高倾听彼此不同观点的能力，每个与会者被要求在其他与会者论文中挑出三个要点。

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唤醒了许多人，让他们终于意识到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一些富裕国家能够为其公民多次接种疫苗，而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只是确切知道无数人甚至因为得不到基本保护而将死亡，或者成为不负责任的政治决策的受害者。

“中国不仅对东亚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全人类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与中国人民进行礼貌交流，我们意识到中国是和平世界的一个重要关键点，中国有丰富我们信仰传统的巨大潜力，许多中国人民渴望领会基督上帝的灵性。” （耶稣会第三五届大会文献，2008年第3号法令，第65页）

危机蕴藏着巨大的风险和机遇。疫情的持续和战争的爆发首先表明我们所珍视的一切可能会在片刻之间消失的风险。另一方面，危机为我们提供了一个醒悟并踏上精神之旅的绝佳机会。在所谓的依纳爵年期间，即2021年5月到2022年7月间，耶稣会士和他们的布道团伙伴试图探索依纳爵，这位热爱枪支的巴斯克绅士，是如何变成一位圣徒的？依纳爵的名字与一位早期基督教殉道者——“伊格内修斯”——有关，根据他自己的证词，他渴望被野兽吞噬，渴望与被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基督同化。一个自恋的人是如何逐渐变为一位甘愿为拯救世界献身的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