柯兰霓
近代之初，耶稣会士试图在中国自上而下地执行他们传播福音的使命，因为他们希望引导中国皇帝信奉基督教。皇帝会被他的臣民追随，他们相信，最后整个远东地区都会追随他，因为中国在文化上是一个主导性的国家（钟鸣旦，2001，310）。这是适应性方法的一部分，其中包括通过科学进行间接布道、在新闻界建立使徒地位等等。然而，重要的还有像和图。
像和图作为一种感官宗教在欧洲的天主教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依纳爵·罗耀拉的灵修活动》中，圣经文本被用于进行可视化的冥想。在冥想过程中会创造一个心理空间，产生出一段充满想象力的圣经叙事之旅，提供与圣经人物、场景和事件进行灵修邂逅的机会（克里弗勒，s.a，1；钟鸣旦，2001，623f）。在中国，像或图（克里弗勒，s.a.，3）可以帮助非基督徒为皈依基督教做好准备，它们可以将宗教介绍给不识字的人，对更有学识的人来讲，新主题也更有吸引力。同样在中国，像作为一种问答式工具为基督徒服务，它们有助于祈祷和冥想。有时，人们甚至认为它们有创造奇迹的能力（梅内贡，2007，389f，399）。图比“枯燥”的文字更容易被人记住。
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像具有四个功能：教诲功能，因为知识也可以通过像传递，对目不识丁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二个功能是记忆功能。第三个功能是移情功能，适用于重要的因素是情感而非智力之时。第四个功能是通过像尊崇耶稣基督和圣徒（钟鸣旦，2007，39）。柯毅霖强调了这样一个论点，即对于耶稣会士来说，像并不是书面文字的插图，相反，文字是为像服务的。像触动了心灵和意志，在这方面，像的书籍具有灵修功能并且是冥想的手段（克里弗勒，s.a.，1）。
在这方面最著名的欧洲书籍是热罗尼莫·纳达尔（1507-1580）的《福音故事想象……》，这一大对开本书籍中包含153篇冥想文章，其中包含福音和声（《四福音合参》）的场景；该书于1593年出版。这些图主要由著名的威里克斯兄弟等人绘制（钟鸣旦，2007，12f）。据知有三本像的书籍已在中国印刷和使用，这些书籍在一定程度上遵循了纳达尔为适应中国人的品味而改编的模型：《诵念珠规程》（Rules for Reciting the Rosary，1619） 中包含由葡萄牙耶稣会士若昂·德·罗查翻译的15幅木刻版画（1583-1623），这是伴随念珠的诵文，特别适用于冥想（Qu Yi，2012）。1637年，在艾儒略（1582–1649）的指导下创作了另一系列大约56幅木刻版画，题为《天主降生出像经解》
本文主要探讨的主要话题是第三本书，其中包含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图，即汤若望的《进呈书像》（1640）。汤若望（1592-1666）出生于科隆的一个贵族家庭，属于金尼阁（1577-1628）在其著名的欧洲之旅（1616年至1617年末）期间招募的耶稣会士。汤若望被选为天文学专家，希望他能够与其他耶稣会士一起为中国历法的改革做出贡献。在他的旅行中，金尼阁不仅为中国布道团“招募”了耶稣会士，还收集了金钱、捐款、书籍和礼物（韦特，1991，31-34）。
最珍贵的礼物来自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巴伐利亚公爵们，包括与伊丽莎白（1574-1635）结婚的巴伐利亚公爵、在位公爵马克西米利安一世（1573-1651，自1597年以来为巴伐利亚公爵，自1623年以来为选帝侯）和被称为虔诚者的已退位威廉五世（1548-1626，1579年-1597年担任公爵）。威廉授予布道团圣物，2个美丽的圣体匣，一个银十字架和其他图，而马克西米利安则授予了一个非常稀有和美丽的礼物，一个所谓的波美拉尼亚橱柜，由乌木制成，有6层，每层用丝绸分成隔间，其中包含日常生活中使用的一些美丽的小银器（韦特，1991，34-36；钟鸣旦，2007，20-24）。橱柜是在奥格斯堡市制造的。柜子的第四层有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小册子，是为中国布道团制作的。册子中包含50幅画在羊皮纸上的像，册中文字是用金色字母书写的，银色封面展示了四位福音传道者及其符号。伊丽莎白公爵夫人效仿她的丈夫，为中国皇后捐赠了一本关于圣母玛利亚生平的类似小册子。这两本小册子似乎都已丢失了（钟鸣旦，2007，31）。另一件礼物是一组由3位带礼物朝拜耶稣的贤士或国王的人物形象。这些人物是用蜡制成的（钟鸣旦，2007，27-29）。所有礼物都是在1618年经里斯本送到中国的（钟鸣旦，2007，41）。
我们不知道这些礼物在接下来的几年里发生了什么。显然，至少有一些礼物被带到了北京，但不能送给皇帝，因为在这个案例中，它们会被视为巴伐利亚公爵的贡品。我们的故事从1640年的崇禛皇帝（1628–1644）开始。历法改革于1635年完成，汤若望留在北京并在历法办公室任职。皇帝住在远离民间的宫殿里，周围是他的家人以及侍候他的宫女和太监（韦特，1991，122f）。在皇宫的后宫里，有五十名宫女接受了太监约瑟夫的洗礼，而耶稣会士则提供间接的教牧辅导。这些宫女对她们的信仰非常热诚，并收到了相关的著作和书籍。她们“以完全坦率的灵魂”准确陈情，神父们发现在灵修上引导她们很容易。1640年，大主教傅汎济（1587-1653）访问首都时，他指定其中一人为主管；其余宫女严格服从他的指示（Chan，1981-83，79f）。
原则上，崇祯皇帝对基督教和耶稣会神父是赞成的。当在利玛窦神父（1552-1610）赠送给万历皇帝（1572-1620）的宫廷珍宝中发现一把古钢琴时，崇祯皇帝想要将琴上提到的圣歌旋律《你们要向耶和华唱新歌》（Cantate Domino canticum novum）翻译成中文。钢琴修好了，汤若望编写了一段解释性旋律。在展示该乐器时，他们还献上了另外两件珍贵的礼物，即一本关于耶稣基督生平的羊皮纸小册子和三王的组画（钟鸣旦，2007，44-46）。为此，汤若望决定为这些像编写中文解释，正如他所希望的那样，这将为崇祯皈依基督教做好准备。带有木刻版画和文字解释的小册子在4个月内完成，古钢琴也在该时间内修复。1640年9月8日，古钢琴和礼物被带到了宫殿。这些礼物一定给人们带来了深刻的印象。
当皇帝看到这些礼物后，他恭恭敬敬地洗手。三王的图尤其让他印象深刻：“他跪在地上，仰慕那位远道而来称王的圣子，如今这幅画中的他，则是来自更遥远的地方前来寻找华夏之王。”包括皇后在内的所有其他人都做了同样的事情。然后，皇帝说：“此子尤胜于佛、禹、皇以及所有其他诸神。”（伯纳德，1942，49）小册子和三王的人物像在另一个大厅展出，整个朝廷都上前瞻仰它们。据说最高贵的基督徒宫女已经了解了这些奥秘的真相（伯纳德，1942，48f）。一些报道描述崇祯指着三王之一补充说：“这个人比我们的尧帝更神圣”——尧是中国古代的一位皇帝。之后，皇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都非常恭敬地看着这本书中的每一幅版画（Chan，1981-83，81）。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有关耶稣基督的小册子和三贤士的人物像被展出，观看者们对此极为推崇。然后，它们被转移到一个秘密房间以确保安全。崇祯经常阅读小册子。但是，“这位可怜的皇帝太愚钝了，他觉得自己无法按照自己的意愿理解它。”他大喊道：“天主之法似乎是真的，但我无法理解。”大主教和汤若望看到了接触皇帝内心的机会，汤若望还写了一本教理问答，对神圣教义进行了更详细的解释。但他没有机会把它送给皇帝（Chan，1981-83，81）。不久之后，中国的部分地区被叛军占领，然后“鞑靼人”（满族人）进攻并征服了明朝。当叛军李自成（1606-1644年）攻陷北京时，崇祯和他最亲近的家人自杀，中国自1644年起被满族统治（Chan1981-83，81-83）。对于崇祯皇帝崇敬和弘扬基督教却未能皈依基督教，并遭受了如此无价值的死亡，汤若望感到非常遗憾（伯纳德，1942，109）。
一些耶稣会士撰写了关于基督教在中国的地位的几个欧洲当代报道，其中就讲述了这个故事（Su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卫匡国、汤若望、丹尼洛·巴托利、伊格内修斯·邓宁·斯波特、柏应理）。他们想给欧洲以希望，如果耶稣会士继续从事使徒工作，中国皈依基督教的日子就不远了。其中一些关于崇祯和耶稣生平的报道还谈到了他的命运和他未能改变永历皇帝（1646-1663）治下的南明命运。永历家族的一些成员皈依了基督教，其中包括太后海伦娜、皇帝的母亲、皇帝的妻子和法定继承人，受洗的君士坦丁，因此让永历皇帝皈依似乎是可能的（Chan，1981-83，98）。尤其是两位耶稣会庶务员，正统罗马天主教徒卫匡国（1614-1661）和波兰耶稣会士卜弥格（1612-1659），将崇祯皈依失败和最后一位明朝皇帝的命运的故事带到了欧洲。卫匡国是由中国北方的耶稣会士派来的，他将这些故事发表在一本小册子上（卫匡国，1655），而卜弥格是南明朝廷派来的，他的叙述只发表了一部分。我们可以认为至少两个朝廷都有一名证人，即太监（阿喀琉斯·庞）庞天寿（1588-1657）。起初，他在北京的朝廷任职，后来他侍奉了两位南明皇帝，在那里他甚至还担任了宰相一职。正是阿喀琉斯为几位皇室成员施洗（Chan，1981-83，94f）。
但汤若望的小册子也产生了不好的结果。臭名昭著的儒家学者杨光先（+1669）使用了汤若望《进呈书像》中的三张照片作为对《进呈书像》的指控的一部分，即他和基督徒崇拜一个企图反抗罗马皇帝并因此被判处死刑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人。对中国人来说，一个裸体男子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图像是可耻的（韦特，1991，304-326；梅内贡，1998，315f）。
结论
汤若望用他的小册子《进呈书像》试图说服明朝末代皇帝崇祯和他的朝廷相信基督教信仰的奥秘和灵修益处。然而，汤若望没有足够的时间让永历皈依基督教，同样，南明的永历皇帝也未能迈出信奉基督教的最后一步。两人都遭遇了悲惨的命运。崇祯甚至还是德国南部的耶稣会舞台上的四部戏剧的角色，为耶稣会学校的学生树立了一个坏榜样。
柯兰霓, 德国维尔茨堡大学
参考资料
- Bartoli, D. (1663). Dell’historia della Compagnia di Giesù. La Cina terza parte dell’Asia (Roma: Varese, 1663) pp. 1137-1139.
- Bernard, H. (1942). Lettres et mémoires d'Adam Schall, tom 1: Relation Historique. Texte latin avec traduction française du P. Paul Bornet. Tientsin: Hautes Études (the original text of Schall’s Historica Narratio).
- Boym, M. (s.a.). Ex Relatione R.P. Michaelis Boym, ex Sina ad Sedem Pontificiam legati, Ms., München, HStA, Jes. 589.
- Chan, A. (1981–1983). A European Document on the Fall of the Ming Dynasty (1644–1649). In Monumenta Serica 35, 75-109.
- Collani von, C. (2011). Helden, Heiden und Märtyrer: Ostasien im deutschen Jesuitentheater. Ein Überblick, in: Christel Meier / Angelika Kemper (eds.), Europäische Schauplätze des frühneuzeitlichen Theaters. Normierungskräfte und regionale Diversität (Symbolische Kommunikation und gesellschaftliche Wertesysteme. Schriftenreihe des Sonderforschungsbereichs 496 Band 34) Münster, pp. 369-416.
- Couplet, P. (1688). Histoire d’une dame chrétienne de la Chine. Paris: Michallet.
- Criveller, G. (s.a.). Jesuit’s Visual Culture Accommodated in China during the Last Decades of Ming Dynasty, https://www.academia.edu/43272502/Jesuits_Visual_Culture_Accommodated_in_China_during_the_Last_Decades_of_Ming_Dynasty (15 September 2021).
- Dunyn-Szpot, I. (s.a.). Historiae Sinarum Imperii pars 1. Sina a Tartaris obscurata. ARSI, Jap. Sin 102, Annus Christi 1640, Zunchin 13.
- Martini, M. (1655). Brevis Relatio de numero, et qualitate Christianorum apud Sinas. Coloniae: Busaeus.
- Menegon, E. (1998). Yang Guangxian’s Opposition to Johann Adam Schall: Christianity and Western Science in His Work Bu de yi. In Roman Malek, S.V.D. (Ed.), „Western Learning” and Christianity in China. The Contribution and Impact of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1592–1666)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Vol. XXXV/1-2) (pp. 311-337). Sankt Augustin: Steyler.
- Menegon, E. (2007). Jesuit Emblematica in China. The Use of European Allegorical Images in Flemish Engravings described in the Kouduo richao (ca. 1640). In Monumenta Serica LV, 389-437.
- Schall von Bell, J.A. (1665). Historica narratio, de initio et progressu missionis Societatis Jesu apud Chinenses, ac praesertim in regia Pequinensi. Viennae: Cosmerovius.
- Schall von Bell, J.A. (1672). Historica Relatio de ortu et progressu fidei orthodoxae in regno Chinensi per missionarios Societatis Jesu. Ratiosbonae: Emmrich, Hanckwitz.
- Standaert N. (ed.) (2001).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 Volume One: 635-1800. (Handbook of Oriental Studies, section 4: China 15/1. Handbuch der Orientalistik, Abt. 4: China 15). Leiden, Boston, Köln: Brill.
- Standaert, N. (2007). An Illustrated Life of Christ Presented to the Chinese Emperor. The History of Jincheng shuxiang (1640)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LIX) Sankt Augustin, Nettetal: Steyler.
- Summa (1651) [Suma] del estado del imperio de la China, y Christiandad dèl, por las noticias que dàn los Padres de la Compañia de Iesus, que residen en aquel Reyno hasta del año de 1649. Madrid: Pablo de Val (translated into English by Chan, 1981-83, partly written by Andreas Koffler).
- Väth, A. (19912). Johann Adam Schall von Bell S.J. Missionar in China, kaiserlicher Astronom und Ratgeber am Hofe von Peking 1592-1666 (Köln 1933) (Monumenta Serica Monograph Series XXV) Nettetal, St. Augustin: Steyler.
- Qu Yi (2012), Song nianzhu guicheng (Die Anweisung zur Rezitation des Rosenkranzes): Ein illustriertes christliches Buch aus China vom Anfang des 17. Jahrhunderts. In Monumenta Serica LX, 195-29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