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思
为何关心中国和东南亚社会发展的人会花时间去读一本关于犹太主义及其与欧洲以及天主教会关系的历史巨著？作为在台湾生活的耶稣会士，雷敦龢的《犹太教概述》仅仅是出于个人兴趣而出版的吗？为什么人们要停下思考他必须讲诉的故事？
写这篇评论时俄乌战争已持续两个月了，形势仍在升级，据可靠消息报道俄罗斯侵略者的野蛮行径逐渐为人熟知，也更加让人震惊。“去纳粹化”是他们的口号，是其宣称的发动战争的目的。这种说法或许带来意料之外的讽刺意味，因为乌克兰总统是犹太人，1941年后，他的家人与苏联其他民族结盟以抵抗纳粹入侵东欧，后来有数名家庭成员丧生。弗拉基米尔·普京把重建俄罗斯世界 （“Russkiy Mir”，俄罗斯秩序）的个人幻想投射到俄罗斯民众对其侵略行为的政治支持中，从2014年就开始非法吞并克里米亚，对乌克兰发起战争像是一场迟来的、集体的创伤后应激障碍。不幸的是，普京的幻想吸收了很多有毒的纳粹意识形态，这是在为希特勒寻求“生存空间”“冲向东方”辩解，希特勒对东欧犹太人发起了灭绝式的屠杀，对斯拉夫民族犯下的战争罪行罄竹难书。快进80年，同样的种族灭绝战略似乎指向了乌克兰人民。被普京和他的宣传机器蛊惑的俄罗斯人，正迅速变成他们曾经奋力打击的怪物。
全世界，甚至在被称作远东的这里，如今都充斥着震惊和困惑，先试着接受在乌克兰业已发生的事实，然后试图理解，一个大家认为最文明最繁荣的地区为何发生这样的事件、怎么会在维护联合国《世界人权宣言》的欧洲发生？自由国际主义者寻求相互依存创造繁荣，认为经济增长带来水涨船高、使各方受益，那为何会发生现在的战争？
在雷敦龢这本深刻及时的书中也许能找到重要线索。因为，它以普通读者易懂的方式，讲述了犹太主义与基督教的关系，雷敦龢亲切地把它形容为两姐妹的故事，称其为“犹太教堂和基督教会”。读者需要知道的是，二战中导致600万犹太人遭灭绝式大屠杀的纳粹反犹太主义从何而来？雷敦龢带领读者了解犹太教的历史，特别是与基督教会的关系，以及他们反犹太教神学的创伤。反犹太教，就是金口圣若望的布道以及为耶稣受难日礼拜祈祷的历史，虽然不同于现代反犹太主义，不过肯定是由此而来的。雷敦龢传递给我们的远不止对基督教病态的分析，还有理有据地证明了它出于《圣经新约》之中。
罗马人摧毁耶路撒冷（公元70年）后，注定了犹太教堂和基督教会的分离，他将这一遗憾载入了犹太主义发展的概述中。后圣经时代的犹太教不再与耶路撒冷圣殿有关，而是流散犹太人的产物，犹太教会以及《塔木德》中对神圣文本的持续研究保住了这些犹太人的身份。雷敦龢在《塔木德》一章中帮助人们，特别是那些不熟悉它的人有效地理解了文本中的逻辑，以及保护和尊重犹太法典（哈勒迦）与认同犹太人身份的记叙（哈加达）。《塔木德》在两种传统中传开，一个是《巴比伦塔木德》，另一个是《巴勒斯坦塔木德》，这是对后圣经时代现状的一种独特回应。后圣经时代在欧洲以及其他彻底改变流散犹太人生活的环境中，在基督教、伊斯兰教这两种被视为敌对本质的宗教运动所塑造的文化之中，仍试图保持跟祖先以及神所约定的忠诚。翻看任意一页《塔木德》就会发现，《圣经》传统的重点是为《托拉》筑篱，以上帝在西奈山启示摩西为主，上帝和以色列人为了众生的利益订立了基本契约。
雷敦龢称，现存的犹太人社区仍传播和保存着《塔木德》，作为在基督教国家和穆斯林世界中生存的少数民族，他们正应对着各种挑战。这不单单是讲一个受压迫的故事，还讲述了主流文化中犹太人因贡献时而受到尊重的故事。雷敦龢提醒读者，如，圣托马斯·阿奎纳非常赏识迈蒙尼德的哲学著作。然而，犹太人在基督教国家的生活总是颠沛流离，因为社区被关闭迁离，他们被迫去别的土地寻求庇护，常常有这样的假设：在走过了所谓的黑暗时代之后，他们搬去新城市能拉动该处的经济发展。
18世纪欧洲启蒙运动中展现了更极端的挑战，那些获得完整公民权的犹太人不再归属于社区也不再被监守。于是犹太教社区内部出现了分化，现在分成了改革派、正统派和保守派，他们以哈西德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作为精神和政治指导，开始了一场在巴勒斯坦恢复犹太家园的新复兴运动。雷敦龢对现代犹太主义变化的讨论，尤其是德国和美国这些地区的讨论，对非犹太读者而言特别有帮助，它将复杂的历史简化为易懂的内容。讨论包含了特别是世俗文学中，现代犹太主义的文化贡献以及犹太人形象演变的方式，帮助读者理解了犹太人在艺术和科学、商业和专业领域取得成功时所遭遇的强烈抵制。他引用了德国作曲家理查德·瓦格纳作品中明显的反犹太偏执行为与寻求与犹太人关系正常化的比较，后者如英国著名作家玛丽·安·伊万斯，笔名乔治·艾略特，在她的小说《丹尼尔的半生缘》中清晰展现这一倾向。
反犹主义是一种独特的现代意识形态和种族主义，根植于物质主义的怨恨、“适者生存”暨霍布斯主义的“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才是人类生存终极真理等思想起到推波助澜的作用。由于启蒙运动后，犹太社区在欧洲最先进的社会中取得了成功，成为了显眼的目标，因而被大众当作报复的替罪羊，谎言的力量煽动了报复，加速了希特勒施行“最终解决方案”的大屠杀。雷敦龢的故事不仅揭示了反犹太主义如何促成德国纳粹党崛起，还深刻意识到这并不是德国独有的病症。
雷敦龢认同传统基督教反犹太主义与现代反犹太主义间的联系，这值得赞扬，他展示了基督教反犹太主义如何从《圣经新约》选出有歧义的段落进行解读，从而进行了反驳。几世纪以来，基督教宣称并谴责犹太人是“基督杀手”，他们创造出一种看似合理合法的种族主义反犹太的文化氛围。总而言之基督教和罗马天主教，尤其是罗马天主教对反犹太主义负有很大责任，它们必须带头消除反犹太主义。面对这一挑战，雷敦龢先查证了现代教皇是如何回应大屠杀的，其次解释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如何取得了突破，以及《教会对非基督教宗教态度宣言》第四章如何成为了一份有历史意义声明，让教会为过去敌对地看待犹太主义这一行为进行忏悔，并开辟和解的新道路。
雷敦龢从这些问题中深入挖掘了一些细节，以说明教宗庇护十二世（1939—1958）领导下的梵蒂冈如何在纳粹关押犹太人之前多次借助外交手段成功营救他们，以及1942年他在圣诞致辞中委婉地谴责了纳粹在占领区进行的“逐步灭绝”计划（雷敦龢，269页）。教宗庇护十二世还能为阻止和减少大屠杀做更多事情吗? 雷敦龢为教宗的行动辩护，显示了他们对犹太人的关怀，以及庇护十二世利用自己擅长的外交领域减轻犹太人所遭受困难的努力。
在顺利起草《教会对非基督教宗教态度宣言》第四章方面，雷敦龢展示了议会神学顾问的重要性，如奥斯定·贝亚枢机同关键犹太代表，尤其是美国拉比,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一起工作，让宣言在议会中取得了深刻的胜利，1965年10月28日的这场议会以2221票支持和88票反对通过了最终草案（雷敦龢，322页）。自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后，雷敦龢详细分析了最后声明，增加了一章教宗的教义，以示教会一致支持相互尊重、对话和和解的态度。随后他对周五礼拜仪式文本做了重大修订，去掉了贬低他人的传统，比如“背信弃义”这个词从过去到现在都在描述犹太人。1974年，天主教教廷与犹太人宗教关系委员会发布了一系列实施《教会对非基督教宗教态度宣言》的指导方针（雷敦龢，333-334页），这些方针从现在起正式为教会既定政策。1998年，在圣若望·保禄二世（1978—2005年）的鼓励下，委员会发布了声明，“我们牢记对大屠杀的反思，”特别是承认大屠杀与传统反犹太教和现代排犹运动间的联系，并呼吁他们悔改（teshuva）（雷敦龢，336—338页）
雷敦龢以纪念亚伯拉罕·约书亚·海舍尔（1907—1972）的生平和贡献作为故事的结尾，反映了他在幕后为《教会对非基督教宗教态度宣言》所做的工作。海舍尔生在华沙一个讲意第绪语的哈西德派犹太家庭，1940年流亡于纽约，后在美国开展了跨宗教的开创性工作，这些都值得深入研究。20世纪60年代组织美国民权运动以及反越战运动的马丁·路德·金博士和海舍尔是好友，海舍尔也是他的拥护者。除了为社会正义与和平进行活动之外，海舍尔还是撰写犹太教神学和灵性等重要书籍（英文版）的作者，著有如1955年首次出版的《觅人的上帝：犹太教哲学》和1951年首次出版的《安息日》。这些介绍使人们能够沿着雷敦龢的启发更深入地探索犹太教灵性、特殊性及其对跨宗教对话的普遍意义，这种意义直到今天仍然存在。
雷敦龢的书对任何人而言都是重要的第一步，特别是信奉罗马天主教传统的人，他们要了解犹太教、犹太教历史，以及几世纪来犹太人为了忠于他们与上帝的契约进行的斗争。但是作为澳门利氏学社学刊的读者，我们为什么要关注这些呢？我们不在欧洲，欧洲的问题也与我们自己无关。然而真是这样吗？历史上，亚洲基督教徒的信仰与欧洲以及美洲的原生教会有着联系，然而它们如今可能都解散了。欧洲基督教历史与它犹太母亲之间的复杂关系，不能被假装成没有意义的事，尤其是当我们自己也处在与种族主义、民族沙文主义以及伴随新式全球化出现的其他毒瘤的复杂关系中。一旦我们学习了雷敦龢的概述，我们可能就需要更进一步去探索中国和东南亚犹太人社区的历史。在重要的亚洲贸易港口，如丝绸之路尽头的开封、印度的喀拉拉邦和果阿，这些地区的犹太人社区有什么样的历史？香港和澳门的犹太社区是怎样的？又是何时繁荣起来的？他们在现代的表现如何？亚洲基督徒该如何看待他们？雷敦龢对欧洲犹太教与基督教关系的概述应该激发我们去重新审视犹太教对我们所在地区的影响。在犹太教与基督教的历史中我们扮演了什么角色？我们能免除欧洲祖先造下的罪恶吗？如果不能，那么我们就更有理由去学习，学习雷敦龢所还原的天主教会与反犹太教偏见和仇恨传统而进行的斗争。我们自己的思想认识与雷敦龢所说的故事有着怎样的联系？
丹宁思, 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研究主管，澳门利氏学社学刊执行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