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守晋
摘要
本文介绍了我们研究中国智慧传统作为社会生活关键领域道德规范所采用的方法。我们的研究目的是将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置于具体情境中，以便让那些对中国有兴趣或参与与中国“对话”的人了解传统的构成机制和主要内容，以供他们在开展跨文化对话时参考。
关键词：中国智慧传统、实践伦理、情境化
1.简介
中国的智慧传统非常注重道德规范。然而，说中国是一个伦理社会可能是有问题的（Xie，2017），因为这种说法可能会导致对中国社会和传统的过度简单化和静态的看法，而忽略了它的多样性、内在张力和转型。事实上，智慧的道德力量是情境化的，它作为道德准则的作用可以通过情境中关键因素之间的互动来加强或削弱。因此，有必要采用情境化的互动视角来观察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是如何随着各种社会、经济和文化背景而构建和改变的。
这样的视角对于那些对中国感兴趣或参与与中国“对话”的人来说至关重要，他们需要了解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本质和构成机制。 这样的理解有助于他们制定适当的目标和策略，以确保跨文化交流的成功。[1]
2.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情境化
传统在某种程度上与变化有关，正如美国人类学家Nelson H. H. Graburn所言：
传统意识主要是在人们意识到变化的历史情境下产生的。传统是对那些在变化中想要继续传承、思考、保存而不丢失的文化特征的称呼。 (Nelson H. H. Graburn, 1997/2001)
根据Graburn的观点，传统存在于变化之中：无论是时间的变化还是社会生活领域的变化，无论是传统保持不变，还是枯竭和丧失，或者在变化的情况下以不同程度的变化传承，总是存在着两种力量，即传统和变化，它们的互动定义或重新定义了传统。因此，在变化中，传统是情景化的，而将传统情境化也可以是一种方法，通过揭示情境中的相关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来显示传统的本质和内在驱动力。
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植根于对世界和社会生活规则的理解，而不是宗教伦理体系中对神的信仰及其规则，在中国，情境化是构建其伦理原则的基本方式。这一过程可以追溯到公元前8世纪，当时中国正经历着春秋时期（公元前770-476年）的严重社会动荡。就在那时，老子和孔子等早期哲学家呼吁用古代圣人的智慧来恢复社会秩序。因此，作为美德的智慧(圣)和拥有这种品质的人（圣人）提供了拯救动荡的、瓦解的社会的主要道德力量。
虽然早期哲学家们将传说中的和平社会秩序归结为圣人的不同智慧和能力，但正是孔子（及其追随者）首次探索了圣人的道德价值，并将其引入日常社会生活领域。这就产生了”君子”的道德概念，即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坚持不懈地践行圣人道德的高贵的人。因此，根据君子对道德完美的追求，社会生活不同领域的道德原则被确定和划分。
由于祭祀祖先和征伐被赋予了仪式意义，使圣人时代君主的道德力量和正义合法化，这种意义也被赋予了君子所参与的象征性活动，诸如确立身份和社会关系、精神信仰以及修身养性等等。 通过根据伦理原则开展这些活动，君子的道德感得到了内在的验证和提升。
中国早期智慧和伦理传统的情境化带来伦理原则的建构，如下所示：
这种自上而下的等级结构植根于古代圣人关于世界秩序的智慧，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被道德化，以寻求缓解社会动荡的方法。当时这种道德力量在儒家的道德背景下被人格化为君子，并根据君子在社会和精神生活领域的道德义务实践，进一步被情境化为伦理原则。 因此，中国早期智慧和伦理传统的这种情境化过程形成了十条主要的伦理原则(或者说十大传统)，概括如下：
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十个主要方面：
1．智慧原则：关于道德力量/道德领导力
2．君子原则：关于道德实践的原则和方法
3．社会原则：关于构建社会秩序的原则和方法
4．家庭原则：关于建立家庭秩序的原则和方法
5．人格原则：关于自我实现(内在秩序)的原则和方法
6．职业原则：关于履行职责的原则和方法
7．财富原则：关于社会公平和正义的原则和方法
8．关系原则：关于自我认同和社会关系的建立
9．天命原则：关于天人合一
10．修身原则：关于精神和身体的完善
这些伦理原则涵盖了社会生活的主要领域，涉及到一个正直的人如何按照社会和个人的道德秩序来履行自己的责任。它为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进一步情境化奠定了基础，同时也为在各种变化情况下观察传统的本质和内在机制奠定了基础。例如，道德权威的等级结构植根于秩序感，以及它是如何建立的。因此，它可以在许多其他社会结构中被情境化，如：
虽然这种道德权威的复制倾向于稳定社会结构，但它也蕴含着内在的紧张关系：那些处于结构顶端的人也面临着道德压力，在这种情况下，失去道德领导力可能导致社会的崩溃。在这种情况下，根据孔子最重要的追随者、儒家思想的创始人之一孟子（公元前372-298年）的说法，社会的崩溃和下层阶级的不服从在道德上是合理的，是正义的。
即使在道德结构内部，圣人、君子和小人之间也存在着基本的紧张关系：如果君子坚持不懈地追求圣人的道德原则，小人勤奋地实践君子的教诲，最终他们之间将没有任何区别。但这与儒家的道德秩序和世界秩序有根本性的矛盾。 反之，就像道家所怀疑的那样，儒家的君子只是虚伪的、无效的。
此外，在道家对圣人传统的看法中，自然的秩序（道）是世界的最高原则，古代圣人的智慧在于他们让自然的秩序不受干扰地运作。换句话说，儒家君子的道德原则基本上是胡说八道，是不自然的，是混乱的根源。
儒家、道家以及后来的佛教等相互竞争的智慧和伦理传统的共存，导致了：a）从公元前2世纪开始，儒家作为帝国的官方道德意识形态被制度化；b）新儒家的出现，将其他两种思想的重要元素融入其认识论和方法论中，从而可以借助于自然来验证和提高道德水平，从而使普通人具有实现圣人品格的普遍潜力，即伟大的良知和实践能力的结合。 这两个案例是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重构过程当中的里程碑，因为它们以不同的方式重新定义了传统。
在帝国后期，当中国开始与西方文明进行大规模接触时，这种重新情境化变得更加强烈。一方面，这种与西方智慧的接触大大促进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因此，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经历了一系列的修订，以适应社会进步。最重要的事件之一是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运动，它呼吁科学和民主来改变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在这个新的背景下，儒家君子的道德要求被西方科学和民主所取代，它们被人格化为赛先生（科学）和德先生（民主）。基于道德权威等级结构的以中国为中心的意识形态被文化多元化和不同文明间对话的新意识形态所破坏。 其影响可以从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开放政策中看出，该政策启动了向市场经济的转变。
另一方面，官方的儒家思想结合了民族主义、民粹主义和专制主义，在社会、经济和文化秩序衰落的情况下，加强了其作为主导意识形态的作用。因此，在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经历重大转变的同时，中国也出现了诸如“回到古代”、“帝国复兴”、“国学”（对中国古代文明特别是儒家思想的研究）等运动，它们在社会和政治领域相应出现，以维护官方意识形态。
教育一直是中国背景下的一个关键因素。孔子被确立为教育传统的创始人，其目标是通过实践道德原则和掌握关键才能（即儒家六艺）来培养君子的素质。因此，从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一开始，道德修养和技能发展就是教育的两个目标。但正如其他传统结构一样，道德-技能建设也不是没有张力的：随着新知识和世界观的出现，教育的目标和手段会受到本质性的挑战。 因此，教育在重建中国智慧和道德传统的过程中一直发挥着关键作用。
基于上述讨论，我们可以得出几点结论：a) 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植根于对世界和社会生活规则的理解，而情境化则是它被构建和/或重构的方式，以应对变化的情况；b) 道德结构、伦理原则和符合原则的实践背景是不断互动的关键因素，并定义或重新定义传统；c) 情境化也是理解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本质和内在机制，以及它在当代社会各种影响的一种方法。
3.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在今天能起到什么作用？
作为中国第一位驻外大使，郭嵩焘（1818-1891）在他的日记中写下了对欧洲的印象。在日记中，他高度赞扬了西方文明，并声称是其机器和武器之外的社会政治制度使西方变得强大，成为圣人之国（即财富和良好秩序之国）。
郭嵩焘因其关于西方的言论而受到中国政府的惩罚。然而，他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在新环境下重新考虑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种反思也是植根于传统的深厚信仰之中。关键是，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在这里确实发挥了认识论的作用，即假设社会的繁荣和稳定是道德原则的最高体现。
儒商是另一个重要案例，它证明了儒家价值观和商业道德的兼容性。换句话说，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认识论和方法论可以在一个高度商业化的社会中发挥作用。提倡教育、勤奋和努力，高度重视人际关系，积极和乐观的态度等等，这些都是商业成功的关键因素，无论在哪里都能在中国人身上找到。
上述案例显示了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启发性意义。传统的知识或认识论驱动的、情境化的和互动的建构使其在变化的情况下具有持久性和适应性。另一方面，这些特点也可能成为障碍，妨碍形成强大的凝聚力，以完全忠诚地追求崇高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社会启蒙一直是一项关键而艰巨的任务。同时，自上而下、等级森严的道德结构及其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复出现，可能会激起保守意识形态的发展，从而导致周期性的社会反应，局限了真正的突破。
就与中国的“对话”而言，中国的智慧和传统肯定能给对话双方带来机遇和挑战。正如许多人指出的那样，有必要认识到不同的中国，即能够将政治、经济、文化、地理层面的中国与概念上的中国区分开来，以避免草率的结论（Kynge,2006；Kissinger, 2011; Shambaugh, 2008; Vogel, 2011）。然而，人们可能仍然需要掌握社会的本质和关键动力，以消除由中国的动荡概况所造成的可能的错觉。了解中国智慧和伦理传统的机制，可以帮助弥合差距，放大我们对相似性和差异性的认识。
[1] 这就是我在《作为实践伦理的智慧和教育》(以下简称WEPE)中的观点。WEPE是《与中国对话》丛书（Rothlin, 2022）中计划出版的一卷，旨在使读者能够对中国的智慧和伦理传统进行背景分析，了解其本质和发展机制，并能够为进一步的“对话”制定适当的目标和策略。
周守晋, 北京大学
参考资料
- Shambaugh, D., 2008. China’s Communist Party: Atrophy and Adaption, UC Berkeley Press
- Vogel, E. F., 2011. 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 Guo S., 1878/1997. Shĭ xī jì chéng (使西纪程, Journal of the Envoy to the West), Liaoning: Renmin Press
- Kissinger, H., 2011. On China (Chinese version:论中国). China CITIC Press
- Kynge, J., 2006. China Shakes the World: A Titan’s Breakneck Rise and Troubled Future and the Challenge for America, Houghton Mifflin Press
- Graburn, N.H.H., 1997/2001. “What is tradition?” Museum Anthropology 24(2/3): 6-11
- Rothlin S., McCann, D., and Haghirian, P., 2021. Doing Good Business in China: Case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 Singapore: World Scientific Press
- Xie, X., 2017. Zhōngguó shì lúnlĭ shèhuì (中国是伦理社会, China is an ethical society), Shanghai: Sanlian Publish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