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嘉欣
摘要
历史上,澳门和广州都是第一批非洲人登陆中国的港口,但他们不一定是作为自由人来到中国。早在许多个世纪以前,阿拉伯和葡萄牙商人开始向中国南方地区输送黑人劳动力。在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无法严格谈论中非人民之间的文化对话。自21世纪初以来,我们目睹了中非合作论坛的形成,以及对澳门有特殊影响的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的建立。三十多年来(1991-2023年),非洲一直是中国每年首次海外访问的目的地。中国和非洲国家高层次会晤日益频繁,中非贸易也一再打破记录。快速发展到现在,我们注意到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中非交往的黄金时期是否已经过去?考虑到新冠疫情,以及为其所作的艰难调整,我们关注在澳门和广州的中非文化交流。
在澳门和广州的非洲人:移民与文化交流
历史上,澳门和广州都是第一批非洲人登陆中国的港口,但他们不一定是作为自由人来到中国。早在许多个世纪以前,阿拉伯和葡萄牙商人开始向中国南方地区输送黑人劳动力。在这种特殊情况,我们无法严格谈论中非人民之间的文化对话。文化对话理解为一种自愿的、有意识的行为,是一种渴望亲近和理解的表现。从本质上讲,文化对话是建立在认知之上的。
虽然中国和非洲的接触有历史基础,但中国直到近代才开展非洲研究(Li, 2005: 60-61)。中国的知识分子和宫廷官员最开始是从欧洲传教士那里得知关于外部世界的信息,是欧洲人把世界地理的知识带到了中国。李教授同意其他学者的观点,认为大多数早期中国关于非洲的著作为:(1)世界地理书翻译或编辑;(2)旅行笔记;(3)关于埃及的书籍。一个例子是《四洲志》,收集了关于非洲大陆的珍贵信息,提到了非洲的地方、国家、城市、权控和民族。《四洲志》的一个主要贡献者是林则徐,他是在广州指挥焚烧鸦片的官员,该举在1840年引发了中英鸦片战争。在集全西方知识的过程中,林则徐也积存了关于世界其他地区包括非洲的信息。
時至今天,中国的社会意象中仍存在着例如“非洲昆仑奴”和其他对非洲人以及与他们有关的地方的贬义称呼,群衆设想往往与史实不符。又如在澳门,望厦山也被称为黑鬼山,因为当时澳门归葡萄牙管理,葡萄牙军队中的非洲裔士兵在澳门服役,在望厦驻扎军营。从那时起,一段朦胧历史往事激发了一系列的鬼魂幻想。
新中国催向开放、文化多容发展,鼓勵深入探索中非(特别和东非)的早期接触以及中非外交互动。三十多年来(1991-2023),非洲一直是中国每年首次海外访问的目的地。中国和非洲国家高层次会晤日益频繁,中非贸易也一再打破记录,越来越多非洲学生领取奖学金来中国留学,中非在重要国际组织促成了强大的联动。对许多观察家来说,中国经济开放、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2008年北京奥运会等,都推动了中国和世界的对话。
自2000年以来,我们目睹了中非合作论坛的形成,以及对澳门有特殊影响的中国与葡语国家经贸合作论坛的建立。关于这样的发展,Alden和Alves写道:“中国与区域论坛的关系提供了一个窗口,让我们看到——这里缺乏更好的措辞——‘以中国为中心’ 形式的多边主义正在形成”(2017: 164-165)。
考虑到新冠疫情,以及为其所作的艰难调整,我们关注在澳门和广州的中非文化交流,探讨几个具争议性的话题。
2020年,在新冠疫情最严重的时候,非洲联盟和美国针对非洲人和非裔美国人在广州受到的所谓歧视提起不满,中国面对著种族主义和仇外的指控。根据报道,黑人被禁止进入麦当劳,即使核酸测试结果为阴性也不能离开隔离酒店,以及存在其他基于肤色的潜在歧视行为(Vincent, 2020)。我们如何理解英语媒体报道有关居住在广州的非洲人群体所遭受的“新冠歧视”?健康紧急处理的文化成本是什么?新冠疫情在多大程度上重构了中非文化对话?(暂时的)流动限制有什么影响?2020年统计,仅仅有几千名非洲居住在广州,与2005-2012年的高峰时期相比,数字急剧下降,广州曾经拥有亚洲最大的非洲人社群。新冠疫情突出了东道主条件的不完备(是否能获得公共和私人服务)和融入当地社区的困难(不被信任、社会排斥、不正确/错误信息的传播)。对广州的非洲人来说,法律秩序圈限了他们的工作、生活和休闲空间。
自三年前新冠首例,我们注意到一些令人担忧的迹象。据澳门中國莫桑比克友协会主席Helena Brandão说,从2006年到三四年前协会大约有115名成员,她接受采访时只剩下39人,Brandão女士本人此时也准备离开澳门(Carvalho, 2022)。她认为协会规模会缩小,由于长期生活在澳门,资深成员对莫桑比克疏远,协会依靠来澳读书的莫桑比克年轻人补充新气息。在国庆节期间(2022年10月),我们有机会与一群从非洲葡語國家來澳門读书的獎學金學生交谈,谈话揭示了以下情况:
(1) 奖学金的提供和安排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来华学生的多元性和优劣:学生会比较不同中国城市给与的奖学金,比較不同的課程設置,评估自己有多大机会通过考试并顺利毕业。另一个重要因素是中文语言要求的严格程度。
(2) 为数相当的非洲学生(在各自的国家)线上完成课时要求:通过集体安排,学生待在自己的国家,没有前来澳门,老师分別与非洲学生进行在线互动。为了更好地满足学生的学习需求,某些考试评核按国籍作出调整。
(3) 离境限制和签证问题:学习计划或包含赴京交流,但由于各种原因,非裔学生无法离开澳门前往北京,教授网上授课,学生留澳听讲。
(4) 流动的非洲人群体:学生群体是流动的。一旦教育目标实现,大多数非洲学生就会离开。与广州不同的是,澳门没有录得关于非洲学生签证逾期居留的公开报道。
根据中国第七次人口普查,在2020年,即进行人口普查的那一年,有84.57万非公民居住在中国,其中超过35万来自缅甸(Luo, 2022)。与缅甸接壤的云南省接纳了最多的非公民(376,689人),非公民中几乎有一半(48.55%)只受过小学教育或更低的教育。人口普查证实,居住在中国的大多数外国人来自亚洲,他们分布在中国各地,提供各个层次的劳动力。人口普查未能及时反映出长期关闭边境的巨大影响,但媒体报道引述外国人之所以离开中国而没有(再)返回的原因有以下:与家人分离、失去工作、文化差异、公共政策、目标经已实现(Qian, 2022)。
中国和非洲同属全球南方,但长期以来通过西方主导的意识形态来理解彼此。中非文化对话是南南对话,一种他者与他者的相遇(Zheng, Cheng, & Coetzee, 2021)。新冠疫情让中非交往的情景、时间和社会历史条件变得更複杂。
对非洲人群体来説,在广州用中文交谈仍然是一大挑战。有学者指出,在这个城市,非洲人和中国人之间的互动仅限于商务,相关各方进行“计算器交流”(Lofton,2015)。我们可以将此理解为惰性沟通。人们避免有意义的对话,不想为建立非商业性的联系而努力。如果我们一直认为,严格意义上的文化对话是自下而上的,那么我们应该注重推广人民外交。“小人物”的故事能为塑造国际叙事贡献力量(Zhang,2021)。這与在地研究的共同点是,我们寻求发展学术/精英以外的普通人都能理解的、更在地的中非文化关系。
虽然经验老道的非洲人在广州和义乌等城市发挥了桥梁作用,对调解中非利益起到作用,但在中国沒有类似欧洲或北美的强大非洲侨民网络形成。非裔群体深刻地改变了西方,以至于今天我们很难想象美国、英国、法国或葡萄牙没有非裔群体的存在、贡献、历史和文化会是如何。广州的非洲人群体可能无法发展成英文文献中描述的那种族裔飞地/非洲城,即使广州的非洲人群体能够填补类似族裔飞地/非洲城的一些功能(Jin, Bolt, & Hooimeijer, 2021)。这意味着,我们还没有为非洲人创造条件,让他们参与在当地社会,实际做贡献。
在澳门,非洲人更可能与葡语社群体打成一片,并融入葡语文化圈(Bodomo, & Texeira e Silva, 2012)。这是可以理解的,特别是当他们有共同语言和习惯。此外,澳门政府推动的项目似乎也在鼓励葡语系的凝聚。葡语国家代表经常被澳门政府邀请参与以葡语系为单位的合作活动。观察发现,澳门的非洲人群体倾向出席正式场合和参与正式互动,并且交由官方代表行使话语权和决策权。这使得澳门的非洲人群体更有组织性,但也可能因此与当地居民疏远。
许多问题未得解答。外国人会回来吗?老朋友和新朋友有什么特质?未来澳门的非洲人口会不会像广州那样多样化?澳门是否延续政府主导模式,抑或是参考广州企业家主导模式?澳门和广州的经验将如何融入中非关系的大局中?城市层面的工作在国家“一带一路”倡议下有何特殊意义呢?
真正互惠关系,需要各方的通力合作,以及有效的大众教育、知识共享和在地的公共文化外交基础。
林嘉欣, 国际研究中心,ISCTE - 里斯本大学学院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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