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环捷
摘要
南怀仁是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群体之中的代表人物。后世常见的观点是将他和前辈利玛窦、汤若望并列，为他们塑造起西学东渐引领者和西方科学传播者的形象。但是，南怀仁和来华耶稣会士们的科学形象并非一直如此，可按中国历史大体分为明清、近代和当代三个阶段加以考察，还可以从评价的历史到历史的评价，讨论南怀仁这位人物的群体意义和历史意义。
关键词：南怀仁，耶稣会士，科学形象，科学
南怀仁是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群体之中的代表人物，数百年来学界对他的研究成果已有相当深厚的积累。尽管南怀仁出生时利玛窦已去世十几年，他来华时汤若望也已垂垂老矣，但是后世常见的观点是将他和前辈利玛窦、汤若望并列，作为来华耶稣会士的三位标志性人物，肯定他们为“传播”“输入”西方科学技术做出了先驱性贡献，并将他们塑造为西学东渐引领者和西方科学传播者的形象。那么，南怀仁和来华耶稣会士们的科学形象是否一直如此？正如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认为，利玛窦身份由中国“他者”所决定，由中国人所塑造。[1]本文对南怀仁与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形象考察，将按中国历史大体分为明清、近代和当代三个阶段，从评价的历史到历史的评价，讨论南怀仁这位人物的群体意义和历史意义。
第一个阶段可称之为“盖棺定论”。南怀仁去世时受到了康熙帝的优恤，获谥“勤敏”。在其墓碑的阴面有一段钦赐的文字，更为具体地表明清廷所给予的官方评价。“苟称厥职，司授时之典，实嘉赖之。况克殚艺能，有资军国。”[2]可见南怀仁在天学和火器两个方面凭借多年的服务而受到充分肯定。当然，天学和火器并非恰好对应于科学和技术，如天学在天文学之外也有“天主之学”的意思，显示出科学与宗教的紧密关联。正如韩琦指出的，南怀仁与来华耶稣会士之所以能获得皇帝青睐并打通传播天学之路，是因为“通天的欧洲天文学为大清统治者所专享，成为皇帝统治百姓的工具”。[3]天学在中国古代也因其天文学内容事关上天与人世的秩序而备受重视，是一门有很强政治属性的科学。无论是西方传教士眼中的科学与宗教，还是中国帝王眼中的科学与政治，都表明科学形象是南怀仁在华扮演角色整体之中的关键部分。到了清朝中叶，官方在采取禁教政策的同时，还自上而下地强化了对西方天文学的西学东源式定位。南怀仁的科学形象也不是西方科学的传播者，而是东源之西方科学的传回者。
第二个阶段可称之为“师夷长技”。近代开启了新一轮西学东渐风潮，中国思想界在转型的时代里对南怀仁的形象进行重构。在“师夷长技”口号下，提倡洋务者有时会援引宫廷传教士的经验，鼓吹学习西方科学。1891年，有人建议在北京—各省会—各州县均设算学学堂。其教员若不能“尽聘西儒”，亦可请“在中国教习之西士”兼任，“彼等应亦乐从，如利玛窦、南怀仁、汤若望昔皆为中国所用”。[4]南怀仁等人也被确立为自西方来华传播科学的先驱性、奠基性人物，如1929年俞风宾所言：“欧西科学之东来，明季利玛窦，清初南怀仁，已肇其端。”[5]梁启超也说过，利玛窦、南怀仁等人在中国“一面输入天主教，一面又输入浅近的科学”，“因为他们在文化上有极大的贡献，我们就不得不特别重视了”。[6]通过这些近代中国人的论调，至少可总结出三个关键词，也反映出南怀仁科学形象的三种趋势。一是群体，自此以后南怀仁常被与利玛窦、汤若望等一并提及，共同构成明清之际来华耶稣会士的总体科学形象；二是科学，明确用科学来指称南怀仁的贡献，逐渐抛弃原来使用的天学或西学；三是文化，不管是科学还是宗教，对南怀仁的评价往往都以文化为统称。
第三个阶段可称之为“与时俱进”。当代中国学者在继承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了南怀仁的科学形象，将来华耶稣会士们致力于中西科技交流的事迹视为中国科技史的重要一环。尽管在部分时期，殖民与反殖民、侵略与反侵略的叙事曾经一度占据绝对主流观点，来华耶稣会士一度被认定为西方殖民主义的先遣队。但是改革开放后，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形象很快被从正面重提，并且得到不断拓展与深化。前辈学者李申和何高济在1985年发表的一篇以利玛窦为主题的文章中提出：“利玛窦到中国来的目的是传教，但也在中国传播西方科学技术……从客观上看，他的活动已不限于传教，他所起的作用也不止于传教。”[7]就这种观点而言，南怀仁与利玛窦是非常相似的。四十余年来，围绕南怀仁科学形象的相关研究具有如下四个基本特点：其一是肯定他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贡献，将科学与宗教视为其中的两个基点；其二是翻译、考证及整理工作所出版的成果迭出，以不断丰富的南怀仁相关文献资料为研究提供依托；其三是对他所传播科学知识及活动的探究愈趋深入，认识更加全面且系统；其四是涉及的领域和热点愈多，呈现出多视野和跨学科的趋势。总之，当代这方面的研究可谓蔚为大观，构建出更丰富立体的南怀仁科学形象。
由评价的历史可知，南怀仁与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形象所体现出的在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耀目光芒，甚至远远胜过他们对于天主教在华传播的影响。这种特殊局面的形成，即因为这种科学形象是社会历史性的建构，有其焦点议题和现实关怀。这可以通过三个问题来理解：如何看待“西学东渐”与“西学东源”？传教与传播科学的关系是什么？中国为何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
对于第一个问题，评价这种科学形象的社会历史性建构不能简单地肯定“西学东渐”或否定“西学东源”，而应认识到前者自身的差异性和后者自身的两面性。近代“西学东渐”与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虽然对这种科学形象的影响有一定的相似性，但存在显著差异。明清之际“西学东渐”笼罩于华夷秩序之下，即使承认南怀仁的学术贡献者，也往往以“礼失求野”方式作“西学东源”的解读，持有高高在上的心态。近代“西学东渐”已逐渐从华夷秩序中走出来，进入追求科学的时代，此时回顾传教士的科学传播活动是从历史出发对现实的关照，根本的目标是使科学在中国得到发展。“西学东源”从晚清开始渐趋式微，然而存在一定延续。借助传统力量的沿用者们有的为了抵制西学而“捍卫中学”，有的则为了减小阻力而“引进西学”。
对于第二个问题，科学与宗教是南怀仁与来华耶稣会士研究中难以回避的话题，近代以来很多学者都对此发表过观点，并取得一定共识：耶稣会士们兼顾传教与传播科学，传播科学有利于促进传教。共识之下亦存在传教与传播科学孰轻孰重的分歧：有的认为前者为主后者为辅，后者辅助前者，多由教会角度出发；也有的认为前者决定后者，持更加强化的立场；还有的认为后者决定前者，多由中国角度出发。总的来说，教内人士强调他们的科学传播者形象，是为了烘托其传教士身份，落脚点在于宗教事业。加之近代以来追求科学渐成共识，教内人士提及南怀仁等人不仅是重说一段友好成功历史，也是用科学传播者形象为传教赋予与时俱进的意义。至于教外人士强调他们的科学传播者形象，则是以此为主线来解读天主教传华史。
对于第三个问题，近代以来的学者们或多或少都指向了这个根本问题：中国早在耶稣会士来华的时代已接触西方科学，为何后来没有发展出近代科学？换而言之，明清之际的“西学东渐”为何未能持续？该问题包含着对于不同时期“西学东渐”的思考，传教士传播科学的那段历史也被视为中国发展出近代科学的机遇。张荫麟对这个与“李约瑟问题”有几分相似的问题发表过很经典的论述：“由于‘输学者’与‘求学者’（中国政府，人民似尚在附属地位）之宗旨，根本不在学；盖教士以传教为目的，而输入学术，不过其接近社会之一种方法；中国政府以改良历书为目的，而学习西算及他种科学，不过偶然附及之余事。”[8]他的结论是，科学只是中西双方的手段而非目的。
总之，明清以来南怀仁与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形象历经变迁是中国思想界基于相应理念的形塑结果，也是不同历史时期中国社会与思想变化的一个风向标。回顾历史是为了更好地面向未来。今天对于南怀仁和来华耶稣会士，我们应该建构什么样的科学形象？中共二十大报告呼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共同应对各种全球性挑战。[9]在当今的中国和世界，应该以文明交流互鉴理念来更新南怀仁与来华耶稣会士的科学形象。当代学者已经做了一些尝试，希望突破以耶稣会士为科学传播者的传统建构范式：“耶稣会士和中国学者并非分别只是传播者和接受者，而是跨文化与交互式背景下科学知识的积极生产者。”[10]一方面，这种科学形象在中国科技史上的重要性不言而喻，有关于此的建构范式还会随着未来社会历史条件的转变而转变；另一方面，此种重要性也因为社会历史性因素的作用而在实际上被有所夸大，可以更多地关注南怀仁从属的传教士群体与时代潮流，如吴蕙仪所言“为我们全面理解清初的中西科学交流提供一个非宫廷的、同时可能更有代表性的视角”。[11]对于开放自信和科技进步的当代中国来说，兼顾这两个方面亦属继往开来的应有之义。
[1] Nicolas Standaert. Matteo Ricci: shaped by the Chinese. Claudio Giuliodori. Roberto Sani. Scienza ragione fede: II genio di padre Matteo Ricci, Marcerat: EUM. 2012: 149-166.
[2] 陈欣雨.春秋石铭：北京栅栏墓地历史及现存碑文考.北京：人民出版社.2020.167-168.
[3]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15.
[4] 佚名.推广设立算学学堂议.申报,1891-11-29（1）.
[5] 俞凤宾.序.科学丛刊,1929（2）:1.
[6] 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长沙：岳麓书社.2009.171.
[7] 李申、何高济.利玛窦与中国.世界历史.1985（3）.23.
[8] 张荫麟.明清之际西学输入中国考略.清华学报,1924（1）:67.
[9] 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北京：人民出版社.2022.52.
[10] Qiong Zhang. Making the New World Their Own: Chinese Encounters with Jesuit Science in the Age of Discovery. Leiden: Brill, 2015: 14.
[11] 吴蕙仪.清初中西科学交流的一个非宫廷视角——法国耶稣会传教士殷弘绪的行迹与学术.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8（6）.
雷环捷,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