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丙权
摘要
作为明清之际耶稣会传教士的代表人物之一，南怀仁的工作及其历史地位在学术界已经有较为充足的论述。然而，南怀仁的名字始终只是出现于历史文献和学术研讨之中。近年来，由于频繁地出现在“清宫戏”，尤以康熙为主题的影视剧作中，南怀仁从历史深处走到了前台，逐渐进入当代公众的视线。
南怀仁是谁？
南怀仁是谁？这个问题并非故作惊人之语。首先南怀仁有远超常人的传奇人生，即使是在专业研究者的眼中，他的身份和角色也是多元的。人们无法用一个单一的标签，将这位杰出的人物简单地框定。作为“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他对中国科技发展的贡献、他的“通天之学”不仅影响了康熙皇帝对西方科学的态度，而且通过皇帝对耶稣会在中国的事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随着对史料的不断深入发掘，南怀仁的形象在学者们的笔下也越来越立体。但南怀仁依然是一个研究“对象”，而不是一个“谁”，尤其是对非专业领域的“圈外人”而言。
在最常用的中文搜索引擎输入“南怀仁”三个字，与此相关联的搜索内容除了关乎南怀仁生平、国籍和母语的常见问题之外，还有“南怀仁和南怀瑾什么关系？”“南怀仁天眼之父”“南怀仁与南仁东是一个人吗？”等令人啼笑皆非的问题。[2]这些问题只可能出现在中文世界。有趣的是，通过“Ferdinand Verbiest”搜索的西文网页包括英、荷、德、法、意等不同文字，内容较中文更加详尽，而介绍的侧重点又各有不同。
可以想见，在非专业研究的中文世界，大众对南怀仁的了解是多么匮乏。因为他的名字从未出现在任何官方认证的教科书上，以传教士为主题的消闲读物也少之又少。有理由相信，公众关于南怀仁模糊又零散的印象不是来自阅读，而更有可能出自影视媒体对公众认知的影响和塑造。近年来，在以康熙为主角的清宫戏中，经常出现一个身着清朝官服，被称为“南大人”的讲汉语的外国人。正是这位“南大人”引发了诸如“南大人是真实存在的人物吗？”以及那些风马牛不相及的联想。因此，“南怀仁是谁”是属于中文语境的一个问题，显然不能简单地转化为“Who is Verbiest？”因为“南怀仁”这个名字本身已经是一种“中国化”或“文化适应”的产物，传达了中文世界对这一人物的想象和建构。
“戏说”中的南怀仁：被重塑的陪臣
或许因为拥有更多关于清代的史料，又或因清代和中国的现代化、乃至当代生活有着隐秘的关联，清代主题的电视剧在中国电视屏幕上占据了相当的比重。清宫戏的数量甚至超过了其他历史年代剧作的总和。在以康熙为主角的电视剧中，身份独特的南怀仁是一张引人注目的“洋面孔”。就作者目前所知，在收视率很高的系列剧《康熙微服私访记》1-5部（1997-2006）、聚焦康熙与摄政大臣鳌拜权力争斗的《天子屠龙》（1994）、反映康熙年间治理河道的《天下长河》（2022）、以及武侠剧《鹿鼎记》（2020）、改编自历史小说的《少年康熙》（2003）都出现了南怀仁的形象。近期即将上映的同题材新剧《少帝康熙》中，也出现了南怀仁这一角色。
令人玩味的是，在以历史正剧形式出现《康熙王朝》（2001）中，并未出现南怀仁的身影。这部剧以传记的方式描绘康熙从幼年到暮年波澜壮阔的一生。虽然剧中数次突出红衣大炮的重要性，但于其制作者南怀仁却未置一词。这是否意味着南怀仁对康熙王朝的贡献不值一书？至少在这种类“主旋律”的宏大叙述中，他的存在显得无关宏旨。而这也暗示了一个有趣的现象：南怀仁在清宫戏中是以“戏说”的方式出场的，这是其形象的基调。
在1997开始上映的《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一部的开场，南怀仁便登场亮相，到了第五部的终结篇，甚至专门围绕南怀仁设计了一个名为《火箭记》的故事。虽然在这部长达144集的系列剧中南怀仁只有28集的戏份，却自始至终一直处于一种“在场”状态。相对于其他剧集，这部戏流传度更广，南怀仁出现的频率也最高，而其剧名本身已经明示了其“戏说”性质。“微服私访”这种从制度上根本无从实现的戏码，因为民间大众的内心深处的“明君”梦而长盛不衰。皇帝的至尊地位和微服私访造成的身份落差赋予情节极大的戏剧张力和传奇色彩，因而备受当代观众青睐。除康熙之外的顺治、雍正、乾隆等清朝皇帝一度都是戏说的对象。针对“康乾盛世”的戏说本身具有很大的政治学解释空间。南怀仁之进入“戏说”，一方面意味着一种边缘化、民间化、和娱乐化的话语方式，同时也是对主流叙事的颠覆和重构。后现代文化赋予“边缘者”和“被压抑者”回归的权力，南怀仁以一种被重构的形象重返历史舞台，成为当代生活街谈巷议的日常。
综观清宫戏中的南怀仁形象，其首要特点就是零散而不系统。南怀仁的形象散布在各个剧中，一方面足以让人注意到颇受康熙器重的“南大人”，另一方面又很难让观众形成关于南怀仁的整全认识。剧作者和导演甚至没有交代这一人物的来龙去脉。在《康熙微服私访记》中，他大多数时间是作为康熙的西学教师或科学顾问而出现。《少年康熙》详述了康熙三年的杨光先历狱，真正的主角其实是汤若望，南怀仁只是作为一个年轻的助手出现。《天子屠龙》再现了康熙七年著名的“日影观测”，南怀仁扳倒杨光先重执钦天监的场景。《天下长河》则凸显了他作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角色，乐道于他督造红衣大炮的功绩，那些装在战船上的火炮为收复台湾立有殊勋。《鹿鼎记》里的南怀仁仍然是皇帝的西学老师和善造大炮能工巧匠，这一次他制造的火炮在平定三藩中大显神威。单看其中任何一部剧作，观众都无法得到一个完整的南怀仁。如果一个清宫戏的爱好者恰好看过这超过三百集的所有电视剧，恰好他又留意到每一部剧中南怀仁的存在，或许可以勾勒出一个接近全貌的南怀仁形象。然而，考虑到这些剧集拍摄年份的跨度长达二十多年，通过这些清宫戏再现一个完整的南怀仁基本是不可能的。
另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是，南怀仁传教士的形象被有意无意地弱化，所有清宫戏从未出现南怀仁直接传教的镜头。《天下长河》中，南怀仁的一个传教士同工在朝堂上慷慨激昂地要求康熙接受天主教作为国教，遭到皇帝的拒绝，期间南怀仁全程保持沉默。南怀仁向皇帝的传教始终是谨慎的，但他也曾试图跟皇帝讨论信仰和教义问题。[3]尽管有关南怀仁公开传教方面的汉文史料的确不多，但南怀仁的首要身份是传教士，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影响了康熙对天主教的态度和宗教政策。他执掌的钦天监在当时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和基督教传播的中心，维系着耶稣会传教士在中国最后的黄金岁月。作为耶稣会中国区的副会长，他和罗马保持密切的联系。除去其科学与技术著述之外，仍著有宗教类著作八种，对中国天主教社团有着长远的影响。[4]而在清宫戏中，南怀仁传教士的形象被淡化，而被塑造成一个“陪臣”或“远臣”的形象。
传教士被列入“陪臣”，自明末利玛窦、汤若望之时已有之。[5]“陪臣”还是“西方顾问”（Western Advisers）一字之差显示了中西文化交汇之际，双方各自的文化立场。传教士们“改变中国”的目的背后是一种居高临下的预设，“陪臣”则暗含了“华夷之辩”的视域，显示了中华文化之于西方文化的优越感。华夏文化本位在康熙内心无法动摇，他以历算之学“不出易道”，提倡“西学中源”说便是明证。[6]
如此，南怀仁在中俄外交中发挥的作用在清宫戏中鲜有提及就变得容易理解了，因为这必然涉及到他的传教士身份。归根结底，南氏和沙皇的交往之目的在于打通罗马经由俄国到达中国的传教通道。况且，在与俄使交往过程中，南氏似有“不臣”之嫌。[7]作为一个有趣的对照，无论汉语的网络资源和清宫戏都把制造火炮当作南怀仁的主要的功绩；相反，西文的网络介绍却甚少提及。如果考虑到火炮在康熙戡乱平叛和开疆拓土中发挥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南怀仁以“臣子”身份对朝廷最大的贡献，甚至不亚于其治理历法的功绩。而对西方语境的作者来说，火炮毕竟是一种用于杀戮的战争武器，与传教的正业相比，的确是不“乐道”且“不足道”了。这样，清宫戏通过戏说的方式，淡化其传教士背景，以碎片化的方式重塑了一个作为陪臣的南怀仁。
戏说中的“身份”与“建构”
作为戏说，情节本自出自虚构，但在一些有趣的细节中，体现了当代文化对南怀仁身份的想象。首先，剧中他被称为比国人。当然我们不能说这种身份有误。在网络百科和专业的辞书里，都称他比利时传教士。但在南怀仁来华的年代，比利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尚不存在。比利时人南怀仁本身已经是一种当代历史/世界观的产物。与此类似，某剧中南怀仁向康熙教授英语而不是拉丁文，这显然是出自当代经验的一种构想。因为康熙时代的世界秩序和今日大不相同，英文还没有取得今日的国际地位,我们也没有南怀仁会讲英文的证据。然而，皇帝的教学语言也不像人们想的那样是汉语。据史景迁教授的研究[8]和启功先生的记述，[9]南怀仁对康熙的教学活动是用满文进行的。我们当然不能苛求看到这样的细节。把康熙建构为中国文化的保守者不仅消弭了康熙年间的满汉之争，也反映了当代人对一种统一的中国文化的构想。
“戏说”最疏于考察的莫过于南怀仁的年龄。康熙生于1654年，比南怀仁小21岁。《康熙微服私访记》中，康熙出场时已是年逾四十、成熟稳重的中年人，而南怀仁却是一个略显青涩的青年。这种设定或许不是有意的，恰好反映了中国人对年龄、智慧、尊卑秩序之间的对应关系。这不符合事实，但却是最符合中国人心理结构的设定。这种结构性的颠覆反映了当代中国人潜在的文化立场，“华夷之辩”问题被置于一个明确的文化秩序中。
有趣的是，所有清宫戏对演员的选择并没有参照南怀仁的真实相貌，他的洋面孔更像一个象征符号。人们近乎自由地想象着南怀仁的样子，却在处理他的辫子时犹豫不决，就像处理他和中华文化的关系一样。在不同剧中，他时而身穿官服，带一条可以随时取下的假辫子；有时候他拖着一条真辫子，却一身黑色神父装扮；有时候他披散着棕色的头发，没有辫子，也不着朝服。他的辫子时有时无，或真或假，身份也在“南大人”“神父”和“草民”之间游移不定。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康熙微服私访记》第五部的《火箭记》。在这个关于明朝遗民制造火箭并最终献身的故事中，南怀仁不仅被塑造为汉文化的仰慕者，而且一改科技传播者的形象，让前朝遗民向南怀仁传授了火箭制造和改进的火药制造技术。这种技术上的反向传授试图似乎暗示中国也有自身的科学传统，南怀仁的火炮制作知识有来自中国人的资源。这其实暗合了康熙提倡的
“西学中源”说，虽然编剧未必对此学说有所了解，恰恰是这种无意中的暗合更意味深长。
类比与投射：南怀仁与当代文化语境
综上所述，在以清宫戏为代表的大众文化中，塑造了南怀仁作为一个归化的“陪臣”形象。他是一个科技传播者，带来了有趣的新科技和工程技术，但对于中国人的灵魂和精神世界无决定性的影响。“戏说”中的这副洋面孔更多是为了烘托一种万国来朝的气氛，或利用文化差异给观众增添一些有趣的笑料，为气势恢宏的盛世锦上添花。问题是我们为什么塑造这样一个南怀仁？
意大利哲学家克罗齐有言：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这意味着人们对历史的兴趣总是从现实生活中的关切出发。人们不仅可以通过历史理解现在，而且可以通过现在更好地理解历史。可以看到，在对南怀仁的国籍、语言、身份、和世界秩序的构想是建立在当代经验基础之上的。在“戏说”中，可以发现当代文化语境的某些类比和投射。
不难发现,在康熙时代和当代社会之间有一个“盛世类比”。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人的复兴之梦就和盛世情结融合在一起。类比某种意义上是现实的一种投射。康熙平三藩、定西域、收复台湾、开疆拓土的文治武功完美符合了当代社会对盛世的想象。加上文化传统中对“明君”和“圣主”的期待，对康熙盛世的戏说符合当代社会的群体心理。影视剧中的南怀仁形象，同样也反映了当代人对西学的认识和对基督教的态度。清代洋务运动以降，中国人对西学的理解仅止于自启蒙运动以后的西方现代科学，对其背后的哲学和宗教精神缺乏探究的兴趣。基督教始终是一个外来文化，由于鸦片战争的影响，更是被认为帝国主义文化入侵的工具。于是“中体西用”的理念应运而生，显示了对中华文化优越论的持守和一种民族主义情绪。这也解释了为什么清宫戏热衷于建构一种西方传教士被中国文化征服的叙述。把精通汉语和满语的西方传教士塑造成中华文化的仰慕者，其中不乏后殖民语境中的“逆向东方主义”色彩。
当代流行文化对南怀仁形象的建构虽然与历史上的南怀仁有一些“偏差”，和学者们的建构也有一定“错位”，但至少南怀仁及传教士的故事开始走入民间，不再仅是学者们关注的史料。有关南怀仁的故事也引发我们对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教策略以及宗教中国化问题的思考。在高扬中国文化主体性的今天，基督教如何融入当代中国社会，并在中国社会中发挥积极的角色仍然是一个重大的问题。同时，学术话语和流行话语之间的错位和反差也提醒我们，在尊重历史丰富性的同时，学术研究成果当冲破学术壁垒，有效地进入公众领域。让更多的人了解基督教文化，以及基督教在中国传播的历史，这也是宗教中国化需要认真对待的问题。
[1] 魏若望编：《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
[2] 南怀瑾(1918-2012)，当代中国文化学者，南仁东(1945-2017)，中国天文学家，被誉为中国“天眼”之父。
[3] 林金水：《试论南怀仁对康熙皇帝天主教政策的影响》载《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1，第412-15页。
[4] 施省三：《南怀仁神父的宗教著作》载《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第480-99页。
[5]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8，第6-7页。
[6] 韩琦：《通天之学：耶稣会士和天文学在中国的传播》，第111-115页。
[7] 韩德力：《<辞海>中的南怀仁》载《传教士•科学家•工程师•外交家南怀仁（1623-1688）》，第342-53页
[8] 史景迁著，温恰溢译：《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第143页。
[9] 启功：《启功讲学录》，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第156页。
李丙权,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
参考资料
- Han, Q. (2018). Tong Tian Zhi Xue: Ye Su Hui Shi He Tian Wen Xue Zai Zhong Guo De Chuan Bo (The Study of Heaven: Jesuits and the Spread of Astronomy in China). Beijing: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 Heyndrickx, J. (2001). Ferdinand Verbiest in the Cihai Dictionary. In John W. Witek, S. J. (Ed.),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pp. 342-356).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Lin, J. (2001). The Influence of Ferdinand Verbiest on the Policy of the Kangxi Emperor Towards Christianity. In John W. Witek, S. J. (Ed.),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pp. 403-438).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Qigong. (2005). Qigong Jiang Xue Lu (Qigong Lecture Collection). Beijing: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
- Shih, J. (2001). The Religious Writings of Father Ferdinand Verbiest. In John W. Witek, S. J. (Ed.), Ferdinand Verbiest (1623~1688): Jesuit Missionary, Scientist, Engineer and Diplomat, (pp. 480-499). Beijing: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 Spence, J. (2017). Emperor of China: Self-Portrait of K’ang-Hsi. Translated by Arora Wen. Taipei: China Times Publishing C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