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立柏
摘要
本文比较了蒙古统治时期中国（尤其是北京）不同一神论信仰代表在1300年左右的情况。描述主要围绕叙利亚人伊萨（Isa，很可能是景教基督徒，1270年后在北京担任高官）、来自布哈拉的著名穆斯林将领和行政官员赛典赤·赡思丁（Shams al-Din，1279年去世），以及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Giovanni Montecorvino，1246-1328，14世纪初在北京生活了三十年）展开。对于这三个一神论群体来说，蒙古在华北的统治带来了巨大机遇，景教、天主教和穆斯林社群1300年左右在北京建立。作者试图描述并比较这三个传统代表人物的事迹及其背景，并阐明决定这些宗教传统在北京相对成功或失败的关键因素。
蒙古统治始于成吉思汗（1162-1226），他统一了中国北方的部落，率领军队进入中亚并占领了中国北部，也开始了宗教宽容政策。蒙古的宗教传统是萨满教和天神（tenggri）崇拜的混合体，但一些蒙古部落可能早在几个世纪前就已接受了叙利亚基督徒的信仰，其中之一是克烈部（Keraits）。成吉思汗的幼子拖雷（Tolui）娶了克烈部的一位女子，这位公主的名字是唆鲁禾帖尼（Sorghaghtani或Sorkaktani）。她不仅是一位基督徒，还是一位敏锐的政治家，懂得如何为自己的四个儿子安排权力地位。他们是蒙哥（1251-1259在位）、旭烈兀（Hulagu，1258-1265统治波斯的伊儿汗国）、阿里不哥（Ariq Boke他引发了内战，但不得不将权力让给忽必烈）和忽必烈（1260-1294统治中国，约1271年决定迁都北京）。唆鲁禾帖尼也与穆斯林合作，因其智慧而广受赞誉。根据波斯记载，她慷慨资助了在布哈拉建立一所伊斯兰学院（Madrasa）。
自1220年代以来，蒙古骑兵迅速扩展了在中亚和西亚的控制，并建立了四个汗国，即“金帐汗国”（黑海和里海以北地区）、伊儿汗国（波斯）、察合台汗国（中亚）和中国的元朝。蒙古统治者逐渐接受了伊斯兰信仰，首先是拔都（Batu）的弟弟别儿哥（Berke）。他1257-1267年统治金帐汗国，并试图与埃及苏丹结盟以攻击伊儿汗国，为此接受了伊斯兰教。到1340年左右，西部地区的几乎所有蒙古统治者都已接受了伊斯兰教。
1258年，旭烈兀征服了阿拔斯王朝的中心巴格达。他建立了伊儿汗国。后来的一位蒙古伊儿汗国领袖阿鲁浑（Arghun，1284-1291在位）计划与法兰克人结盟攻击伊斯兰世界，但他的儿子合赞（Ghazan，1295-1304在位）正式接受了伊斯兰教。
察合台汗国的领袖阚端（Godan）在今天甘肃省的凉州（武威）设立了他的王庭。他接受了喇嘛教，但在1330年代，察合台汗国的蒙古领袖最终皈依了伊斯兰教。这意味着不仅“高级官职由穆斯林担任”，而且“皇室家族和臣民也皈依了伊斯兰教”。[1]换句话说，蒙古人并没有遏制伊斯兰教的传播，这与欧洲人所希望的相反。
1271年，忽必烈宣布建立元朝，并将首都从哈拉和林（靠近现代乌兰巴托）迁至北京。忽必烈尊重儒家文化，并希望借助本土传统统治中国。他欢迎来自中亚或欧洲的学者和人才。其中包括伊萨、赛典赤·赡思丁和意大利传教士孟高维诺。
伊萨（阿拉伯语'Îsa，中文爱薛，1227-1308）是一位特殊类型的学术传教士，在中国服务了很长时间（超过50年！）。他大约在1247年开始在蒙古宫廷服务，于1270年左右迁至北京并在那里去世。他的名字伊萨意为“耶稣”，学者称他是“阿拉伯景教徒”。[2]根据中文资料，伊萨来自“拂林”，这个模糊的表达在这种情况下可能指叙利亚，尽管有人认为他的出生地“可能在高加索地区附近”，即今天的阿塞拜疆或亚美尼亚。[3]伊萨大约在1246年来到哈拉和林。在那里开始为大汗服务，也能轻易接触到唆鲁禾帖尼的宫廷以及她的儿子蒙哥和忽必烈。伊萨娶了忽什尼沙（Hushinisha），一位来自唆鲁禾帖尼部落克烈部的宫廷女子。他妻子的基督教名字是“撒拉”，他们的六个孩子具有中国叙利亚基督徒的典型名字，分别是以利亚（Elijah）、但（Dan）、何西阿（Hosea）、乔治乌斯（Georgius）、路加（Luka）和约拿（Jona）。[4]伊萨成为蒙古宫廷的一名翻译，并在禁卫军（怯薛）中获得了一个位置。蒙哥和忽必烈尊重并信任已成为他们姻亲的伊萨。
1262年，忽必烈即位后不久，伊萨大胆地向大汗建议取消庆祝佛诞日。在其他场合，伊萨也建议忽必烈不要在特定仪式上花费太多时间：“伊萨写此奏章：‘如今，高丽刚被征服，但中国南部地区尚未处于蒙古统治之下。人民疲惫，因此不应在这些无用之事上浪费资源，因此我建议不举行祭祀社稷之神的仪式。皇帝接受了这个建议...’”。[5]
他的第一个政府官职是1263年被任命为医药院（Yiyaoyuan）的职务。1273年，伊萨帮助在北京建立的医药院更名为广惠司，他继续领导该机构。隶属于该机构的是一个收容所，残疾人和穷人在那里接受医疗。伊萨甚至“建立了回回医药院，由其妻撒拉领导”。[6]同样在1263年，伊萨在西域星历司（Xiyu xingli si）任职，1271年北京新天文台（司天台）建立后，他帮助著名的穆斯林天文学家札马鲁丁（Jamal al-Din，约1289年去世）将伊斯兰历法引入中国。
根据《新元史》记载，每当伊萨不喜欢某事，他会坦率地劝谏皇帝。1279年，一些穆斯林制造麻烦，要求除了羊肉外不应食用其他肉类。针对这些争吵，忽必烈禁止穆斯林在家中宰杀羔羊，并严厉惩罚违反此法令者。忽必烈1280年的反穆斯林法律记录在中文、波斯文和欧洲文献中。波斯作者拉施特（Rashid al-Din，1318年去世）指出伊萨敦促制定更严格的法令，但伊萨是否参与制定这些禁令是值得怀疑的。[7]
伊萨（即爱薜）在多语言环境中长大，并以翻译（kelemechi，蒙古语）闻名。1283年，他和他的儿子阿速太（Asutai）陪同著名大臣孛罗（Bolod Aqa）前往伊儿汗国，次年伊萨在那里会见了阿鲁浑汗。1285年，阿鲁浑写信给罗马教皇，要求他在攻打埃及穆斯林的战役中合作。伊萨奉命陪同伊儿汗阿鲁浑的使团前往教皇洪诺留四世（Honorius IV）处。使团很快从罗马返回波斯。1286年，伊萨被派回北京。1287年，伊萨被任命为秘书监（Imperial Library Directorate）的主管。1289年，蒙古统治者设立了“崇福司”（Chongfu si，也译为“基督教教士司”），该司负责宗教礼拜，包括“十字寺”（Shizi si，即基督教堂）。伊萨领导该司，指导或控制叙利亚基督徒的主教（Mar hash，马儿哈昔）和牧师（rabban，列班）在他们教堂（shizi si）中的礼拜仪式。[8]伊萨之后，他的儿子以利亚（也里牙）担任该司的第二任主管。根据记载，该司的最后一任主管马某火者（Mar Moses）于1358年退休。除了中国的叙利亚教会成员外，穆斯林也在该司任职，有多达十九名助手被分配到这个独特的机构服务。[9]
伊萨于1308年在北京去世，他的“家族保留了在中央政府中的职位，特别是与伊萨成就相关的职位，包括崇福司、与医药相关的职位以及与文件和翻译相关的职位，如秘书监和翰林院”。[10]
伊萨还是一位天文学家，他与著名的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札马鲁丁（Jamāl al-Dīn，约1235-1289）合作，后者是北京伊斯兰天文局的第一任主管，他将伊斯兰历法引入中国。因此，一些中国穆斯林将伊萨列为“穆斯林学者”，但根据大多数历史学家的说法，他“几乎肯定是一位景教徒，而不是穆斯林”。[11]他的职业生涯“是西方移民对元代中国知识生活常被忽视的贡献的一个例子”。[12]
伊萨的一位同时代穆斯林是赛典赤·赡思丁（Sayyid Shams al-Din，1211-1279）。他的阿拉伯名字意为“宗教的太阳先生”。shams（太阳）一词可能让犹太人或基督徒想起《旧约》中的“太阳先生”，即勇士参孙（Samson），其名字来源于希伯来语“太阳”（shemesh）。
和札马鲁丁一样，赡思丁也来自中亚的布哈拉（今乌兹别克斯坦）。他被任命为成吉思汗的卫队人士，后来是窝阔台汗的卫队人士。从1230年到1250年，年轻的赡思丁被任命为多个地区的总督，包括山西省大同、内蒙古呼和浩特，后来他被委以掌管太原和山西南部地区的责任。在蒙哥汗（1251-1259）时期，他担任北京周边地区（称为燕京路）的总督，1261年他参与了中央政府的财政管理。当他任职时，蒙古政府首次发行了常规纸币。1264年，赡思丁担任中书省平章政事，负责陕西和四川，当时蒙古军队已从宋朝统治者手中夺取了这些省份。1274年他被任命为云南行省平章，并在云南度过了他最后的岁月。
他的首要职责是遵循蒙古统治者的要求，加紧征服中国南部地区。赡思丁以宽容的总督而闻名。[13]蒙古统治的结果之一是长途运输变得更加高效，赡思丁通过建立驿站改善了华北和云南之间的联系。[14]他还设立测景所（Cejing suo）和惠民药局（Huimin yaoju），负责农业、教育和医疗供应。1277年，他在昆明附近的五华山创办了一所学校。
当赛典赤·赡思丁进入云南时，他的大批穆斯林追随者也定居在该省，因此直到今天，云南仍有少量穆斯林人口，其传统可追溯到蒙古时代。[15] 在宗教事务上，赛典赤·赡思丁非常投入；他的头衔“赛义德”表明他本人是穆罕默德的后裔。根据历史记载，他在大理建立了十二座清真寺。
赛典赤·赡思丁有五个儿子。长子纳速剌丁（Nasraddin）成为云南行省平章政事，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中提到了纳速剌丁。[16]赡思丁的其他儿子也为云南伊斯兰教的发展做出了贡献。
纪念赛典赤·赡思丁的碑刻得以保存，并且“至少有两座墓葬”和几块墓碑纪念着他。[17]许多中外历史学家都讲述了他的生平故事。1911年，法国学者多隆（d'Ollone）在巴黎出版了他的《中国穆斯林研究》(Recherches sur les Musulmans chinois)，这是一项471页的研究，包含了对云南穆斯林的描述、有关赛典赤·赡思丁的文献以及相关的阿拉伯文和中文碑刻。[18]
从“作为传教士的成就”来看，赡思丁可以说是成功地将伊斯兰教植根于云南的土地上，甚至直到今天，云南仍是中国穆斯林文化和学术的重要中心之一。与赛典赤·赡思丁类似，蒙古时代还有一位成功的天主教传教士在中国活动。他的名字是乔凡尼·孟高维诺。
通过与拉班·扫马（Rabban Sauma，他于1287年访问了罗马）的联系，天主教教廷意识到蒙古大汗实际上欢迎传教士到他的宫廷，因此教皇尼古拉四世决定派孟高维诺前往东方。这位方济会修士于1247年出生在意大利，当他于1289年5月踏上漫长旅程时，已经四十多岁了。他由道明会修士尼古拉·德·皮斯托里奥（Nicolas de Pistorio）和威尼斯商人彼得罗·德·卢卡隆戈 （Pietro de Lucalongo）陪同。他们首先前往波斯，然后在印度停留了十三个月，尼古拉在那里去世。1293年底，剩下的旅行者到达泉州，并继续沿大运河前往北京。[19]
当时只有少数欧洲人居住在北京。孟高维诺1306年的信只提到两个人：一位是1303年在北京定居的意大利医生，另一位是1306年到达北京的来自科隆的德国方济会修士。
1294或1295年，孟高维诺到达北京，由于他是教皇的使者，大汗铁穆耳（Temur，1295-1307在位）隆重接待了他。孟高维诺向大汗递交了教皇的信函，并邀请大汗接受基督教信仰。铁穆耳汗没有皈依信仰，但他允许孟高维诺在他的帝国內相当自由地活动，很快这位意大利传教士就认识了汪古部（Onguts）首领阔里吉思（Prince George）。和克烈部一样，汪古部也属于景教基督徒（聂斯多略派）。汪古部居住在陕西北部地区，即今天的内蒙古。他们的首都在敖伦苏木（Olon-sume），现在只剩下废墟。1938、1941年，日本学者江上波夫（Namio Egami）发现了孟高维诺在汪古部首都敖伦苏木（今天称为敖伦苏木遗址）建造的教堂遗迹。然而，该遗址没有留下带铭文的遗物。[20]从1295年到1298年，孟高维诺住在那里并学习了蒙古语言和文字。他还开始将《新约》和《圣咏集》翻译成蒙文，并安排了用当地语言举行拉丁弥撒。他试图将这个景教部落转变为罗马天主教。尽管遇到了一些反对，但他继续努力，直到1298年，他最关键的拥护者乔治王子（阔里吉思）在战斗中阵亡。此后，王子的亲属促使部落恢复了他们以前的景教习俗。
孟高维诺于1298年来到北京，在首都建造了两座教堂以吸引城市中的一些居民。根据他的信件，他在其中一座教堂建造了一个带有三个钟的钟楼。第二座教堂的屋顶上有一个大的红色十字架。北京的两座教堂成为两个信徒群体的中心，在其中一座教堂里他建立了一个修道院或女修道院。[21] 在这个修道院里，一群人进行宗教实践和学习。孟高维诺在修道院里培养了大约四十名男孩或年轻人。他教他们拉丁语歌曲和祈祷文，通过这种方式，他能够举行一些庄严而有吸引力的宗教礼仪。
1313年，来自罗马教廷的代表祝圣孟高维诺为主教，并授予他汗八里（北京）總主教的头衔。尽管孟高维诺主教可能曾在首都为数以千计的人施洗，但这些基督徒主要属于“色目人”（外国部落），而不是汉人。他是罗马天主教徒，因此不被景教基督徒（聂斯多略派）认同，这导致了与景教人士的冲突，他也在信中提到了这些冲突。
尽管这位總主教在北京发展的天主教社群并未经历繁荣和持久的发展，但孟高维诺在几个方面都可以算作重要的先驱。他是第一个将《圣经》部分内容翻译成蒙语的人；他在北京建造了第一座天主教堂；他是第一个教授拉丁语和拉丁歌曲的人，并且他使用基督教艺术来吸引信徒。在他的教堂里，他悬挂了一些宗教绘画，并附有三种语言（拉丁、蒙语和波斯语）的铭文来解释图片的含义。在翻译和宗教教育领域，他也是一位先驱。
与伊萨和赡思丁相比，孟高维诺面临着更大的挑战。他也可以被看作是比较不成功的传教士：与穆斯林和景教基督徒不同，他无法在已有的信徒群体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教会，而必须从零开始使人皈依。他没有建立任何得到蒙古统治者正式承认的机构。他没有担任任何官职，因此他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国的任何记录中。他的坟墓和教堂没有保存下来。他没有儿子来继续他的工作。只有他与国际天主教会的联系，特别是与罗马的联系，确保他的努力以某种方式得到尊重和延续。无论是穆斯林还是景教基督徒，都没有愿意将一生奉献给国外传教工作的独身修士团体，即修会（方济各会）；直到1950年，“传教修会”这一因素在天主教在中国传教活动的发展中都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
[1]傅统先，第45页。
[2]参见Standaert，第68页。
[3]Kim，第255、256页。
[4]参见傅统先，第59页。另见《新元史》，列传第九十六：“六子：也里牙，光禄大夫、秦国公、崇福院使，领司天台事，以与文宗逆谋，惠宗时诏暴其罪；腆哈，翰林学士承旨、兼修国史；黑厮，光禄卿；阔里吉思，同知泉府院事；鲁哈，广惠司提举；咬难，宿卫兴圣宫。” 然而，一些名字的来源难以确定：也里牙Elijah、腆哈Dan, Denha?、黑厮Hosea?、阔里吉思Georgius、鲁哈Luka、咬难Jona?
[5]参见傅统先，第59页。《新元史》，列传第九十六。
[6]《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60页。
[7]Kim，第258页。
[8]Standaert，第85页。
[9]同上，第85页。
[10]Kim，第265页。
[11]Leslie，第155页。
[12]Kim，第265页。
[13]引自傅统先，第49页。
[14]《中国伊斯兰百科全书》，第478页。
[15]今天云南的59万穆斯林占该省人口（4700万）的百分之一以上。
[16]Leslie，第153页。“Nasr-a-dinh”意为“信仰的拥护者”。
[17]同上，第153页。
[18]参见Leslie，第204-205页。
[19]Standaert，第74页。
[20]Standaert，第60页；另见Malek，《Jingjiao》(景教)，第540页。
[21]Standaert，第89页。
雷立柏，中国人民大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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