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金洲
摘要
马可·波罗与父亲和叔父启程前往中国时，教皇指派两名道明会修士同行。但这一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修士尼科洛和威廉在旅程开始后不久便决定放弃。尽管合作尝试失败，一群意大利修士却对马可·波罗的著作产生浓厚兴趣，并与之建立了广泛而富有成果的联系。本文探讨道明会早期对《世界记述》（即《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传播与接受的贡献。在传播方面，皮皮诺翻译并编辑了该文本的拉丁语版本，成为欧洲流传最广、使用最多的版本；在接受方面，皮皮诺和雅各布引用波罗的文本编写重要历史著作，而彼得罗·卡洛和菲利波则在其布道辅助作品中引用了波罗的记载。
道明会
道明会的两名修士在马可·波罗旅行中扮演的有限角色广为人知。1271年，教皇额我略十世(Pope Gregory X)指派维琴察的尼科洛和的黎波里的威廉陪同波罗家族（尼科洛、马费奥和马可）前往中国。教皇授予尼科洛和威廉与圣秩圣事及和好圣事相关的特权，[1]并递交致忽必烈汗的官方信件。据马可·波罗（1254–1324）记载，五人从阿卡（以色列西北部）行至阿亚斯（土耳其中南部），发现埃及已入侵亚美尼亚。由于该地区局势危险，两名道明会修士中止旅程时将特权与信件交由尼科洛和马费奥保管（波罗2015,45–46）。但较少人知的是，几位意大利道明会修士在推动《马可·波罗游记》的传播与接受方面扮演的重要角色。本文将展现他们所起的重要的作用。
多明我·德·古斯曼（Dominic de Guzman, 1170–1221）是天主教司铎，于1216年创立道明会。在穿越西班牙与法国南部的旅途中，多明我发现许多信徒偏离天主教信仰，意识到急需一批能向信徒阐释教义的宣讲者。经教皇何诺三世 (Pope Honorius III)批准，修会迅速发展并划分为若干会省。首批道明会团体建立于欧洲，会省包括：西班牙（马德里）、法国图卢兹（巴黎）、意大利圣多明我（米兰）、罗马圣凯瑟琳省（罗马）、意大利圣托马斯·阿奎那省（那不勒斯的拱门圣母）、匈牙利、德国（科隆）、英格兰与波兰（布洛 2024）。
马可·波罗与意大利北部道明会团体的密切关系已有确证。有充分证据表明他与威尼斯圣若望及保禄修道院有联系。1323年3月31日，该团体接受赠礼的官方记录中将波罗列为见证人（博洛尼亚里 2020,16）。他甚至在1324年1月9日的遗嘱中将该修道院列入（巴尔托利·兰杰利 2019）。
传播
可以确定，博洛尼亚的道明会修士弗朗切斯科·皮皮诺（Francesco Pipino, 1270–1328）完成了马可·波罗文本最著名的拉丁语译本，该译本成书于1310至1317年间。该书最古老的标题是《世界记述》(Le divisament dou monde)。皮皮诺赋予的标题或许不够简洁但更为准确：
《论东方地区的状况与习俗》（加拉特-韦尔费利 2022, 287）。毫不夸张地说，皮皮诺的译本是14至15世纪欧洲传播最广的版本，覆盖英格兰、法国、意大利、伊比利亚半岛及北欧、中欧与东欧（加拉特-韦尔费利 2015, 63）。
广泛的传播得益于15世纪印刷技术的发展。荷兰印刷商赫拉尔特·莱乌（Gheraert Leeu， 1445–1492）于1483至1484年间在南荷兰豪达复制了皮皮诺版本（加拉特-韦尔费利 2022, 289）。作为首个印刷的拉丁语版本，它成为当时欧洲最著名且使用最广的版本，后续被从拉丁语转译为其他欧洲语言，包括捷克语、法语、盖尔语、葡萄牙语，甚至回译为威尼斯语（加拉特-韦尔费利 2015, 86–91）。
人们已知波罗是与作家鲁斯蒂切洛·达·比萨（Rustichello da Pisa, 1272–1300）合作撰写文本，二人使用13–14世纪流行的混合语言法兰克-意大利语交流。皮皮诺的拉丁语译本基于波罗文本的威尼斯语版本（收藏于威尼斯国家图书馆的威尼斯方言抄本）完成（马拉里尼与彼得斯 2024）。
“弗朗切斯科·皮皮诺的译本可视为改写，这在中世纪十分常见。他改变了作品的整体结构并赋予其新面貌”（加拉特-韦尔费利 2022, 288）。显然，皮皮诺对文本进行了大量编辑，因他发现许多内容可能冒犯基督徒的信仰与道德。但值得注意的是，目前公认为真实的原稿并未发现。鲁斯蒂切洛可能根据波罗口述并以自身文风转录，而波罗亦可能在鲁斯蒂切洛完成后修订了多个副本。综上，皮皮诺版本仍被普遍视为原作的优秀拉丁语译本（马拉里尼与彼得斯 2024）。
接受
波罗文本的拉丁语版本问世后，部分道明会修士专注于借其推动历史研究。皮皮诺后来引用自身译本编写《编年史》，于1322年完成。该著作试图构建一部世界史，涵盖754至1317年间英格兰、法国、德国与意大利地区，重点涉及皇帝与教皇的生平及贡献。皮皮诺在《编年史》中收录了波罗所述的巴格达（伊拉克）与撒马尔罕（乌兹别克斯坦）的神迹故事（克雷亚 2020, 143）。
皮埃蒙特的修士雅各布·达奎(Jacopo d’Acqui)同样利用波罗文本编写《寰宇图鉴编年史》(Chronicon imaginis mundi)，于1334年完成。
雅各布参考了莱顿大学图书馆藏本(拉丁语)，其未出版手稿试图记录从创世至13世纪教皇波尼法爵八世(Boniface VIII)的重要事件，重点关注伦巴第与皮埃蒙特的历史状况（加拉特-韦尔费利 2022, 290）。
其他道明会修士则关注将波罗文本发展为布道资源。彼得罗·卡洛·达·基奥贾(Pietro Calo da Chioggia)在1332至1340年间撰写的《圣徒传说集》中引用了波罗文本。该文本是一部圣人及殉道者传记集，乃博采众源编纂而成。彼得罗·卡洛引用了波罗关于耶稣使徒多马(Thomas)的记载。多马被认为曾在印度传教，并被尊为马拉巴尔基督徒的创始人。同样，尼科卢乔·达斯科利(Nicoluccio d’Ascoli)在1330至1340年间的一篇布道文中引用了波罗对使徒多马的描述。彼得罗·卡洛与尼科卢乔均参考了Z版[2]（加拉特-韦尔费利 2022, 290）。
菲利波·达费拉拉(Filippo da Ferrara)在1328至1345年间撰写的《谈话入门》中多次引用波罗文本，同样参考Z版（拉丁语）。这本对话手册是范例与短篇故事的原创合集，供宣讲者探讨基督教道德，包含超过四百个取自讲道、口述与书面叙事的范例，并收录了动物（真实或虚构）形态与行为的道德化寓言（即动物寓言）（加拉特-韦尔费利 2022, 289–290）。
对马可·波罗的接受从意大利道明会延伸至英格兰。托马斯·瓦莱斯(Thomas Waleys)在1327年完成的《旧约道德训诫》中引用了波罗文本，参考皮皮诺的拉丁语版本（P版）。此类作品指可用于布道的《旧约》故事的基督教释经解读，是作为《圣经》注释呈现的范例集。托马斯的著作涵盖《出谷纪》《肋未纪》《戶籍纪》《申命纪》《若蘇厄书》《依撒意亞先知书》与《盧德傳》，可能基于他1326至1327年在博洛尼亚任讲师期间的教学内容编撰（加拉特-韦尔费利 2016, 611）。
贡献
“道明会与马可·波罗文本的关系非凡，重要原因在于这一主要修会为保存与传播平信徒[3]所著文本发挥了关键作用”（加拉特-韦尔费利2022,287）。本文的结论是，上述意大利道明会的早期工作极大促进了波罗文本在欧洲的传播与接受。
皮皮诺的翻译工作显著推动了文本从博洛尼亚向意大利其他地区及欧洲各地的传播。为更好理解其贡献，可将皮皮诺对马可·波罗传播的贡献类比于莫尔贝克的威廉(William of Moerbeke)对亚里士多德传播的贡献。威廉（1215–1286）是比利时道明会修士，后成为重要翻译家与大主教。应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 1224–1274）请求，威廉将亚里士多德的《论天》《气象学》等著作从希腊语译为拉丁语，并部分翻译了《形而上学》《政治学》《修辞学》与《动物志》。其译本因可靠且极其有助于理解亚里士多德思想，成为中世纪欧洲拉丁语学者的标准译本（大英百科全书 2024）。
皮皮诺及其他意大利道明会修士的后续工作通过利用与传播波罗记录的文化宗教知识，推动了文本的接受。皮皮诺与雅各布认识到文本的学术价值，将其作为历史著作的主要来源。修士们不仅借其推进历史研究，更迅速将其用于改进布道实践。彼得罗·卡洛与菲利波看到文本的权威性并用以开发讲道资源，而尼科卢乔则直接引用以辅助布道文创作。
马可·波罗的旅行反映了中西方文化、经济与宗教交流最激动人心且成果丰硕的时期。在铭记波罗13世纪的成就时，亦应回顾道明会修士的努力——他们在14世纪推动《马可·波罗游记》在欧洲取得巨大成功。
[1]译者注：圣秩圣事是关于设立神职人员（主教、神父、执事）的圣事，赋予他们服务教会的特殊神权和职责，和好圣事是关于 信徒忏悔罪过、获得天主赦免、修复与天主及教会关系的圣事。
[2]译者注：指托莱多泽拉达104号拉丁文手稿
[3]译者注：指非神职普通信徒
余金洲, 澳门圣若瑟大学。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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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Bolognari, M. (2020). “Marco Polo e il convento dei SS. Giovanni e Paolo nella ‘roulette veneziana’.” In Conte, M., Montefusco, A. and Simion, S. (eds.) “Ad consolationem legentium.” Il Marco Polo dei Domenicani (pp. 15-38). Venice, Edizioni Ca’Foscar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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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rea, S. (2020) “La traduzione latina del Devisement du monde nel Chronicon di Francesco Pipino.” In Conte, M., Montefusco, A. and Simion, S. (eds.) “Ad consolationem legentium.” Il Marco Polo dei Domenicani (pp. 143-156). Venice, Edizioni Ca’Foscari.
- Gadrat-Ouerfelli, C. (2015). Lire Marco Polo au Moyen Âge: Traduction, diffusion et reception du “Devisement du monde.” Turnhout, Brepols.
- Gadrat-Ouerfelli, C. (2016). “Marco Polo en Angleterre: nouvelles recherches sur la diffusion de son récit dans les îles Britanniques.” In Giraud, C. and Poirel, D. (eds.) La rigueur et la passion. Mélanges en l’honneur de Pascale Bourgain (pp. 597-616). Turnhout, Brepols.
- Gadrat-Ouerfelli, C. (2022). “Marco Polo, the Book, and the Dominicans.” Digital Philology: A Journal of Medieval Cultures, 11 (2), 286-301.
- Maraini, F. and Peters, E. (2024). “Marco Polo.” In Encyclopædia Britannica.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Marco-Polo.
- Polo, M. (2015). The Travels. Cliff, N. (trans.). London: Penguin Boo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