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守晋,罗世范
摘要
教宗良十四世2026年发布的通谕《伟大的人性》对人工智能带来的生存风险做出了深刻诊断,呼吁回归“整体人文主义”。本文响应教宗的呼吁,提出一种儒家式的回应。我们认为,儒家思想不仅呼应了通谕所关切的问题,更提供了一套独特的形而上学伦理框架,以应对“技术官僚范式”。通过重新诠释“仁”(benevolence)-“智”(wisdom)关系,提出一种基于“共善”(common good)与“和谐”(harmony)的治理模式。本文指出,儒家智慧能够帮助化解算法的潜在威胁,确保人工智能真正服务于人类大家庭的繁荣与发展。
1. 引言:数字时代的《新事通谕》
2026年,教宗良十四世颁布通谕《伟大的人性》,被广泛视为数字时代的《新事通谕》(译者:《新事通谕》是教宗良十三世于1891年发表的划时代通谕)。教宗良十三世针对的是工业革命时代的剥削现象,良十四世则聚焦于算法时代的“新事物”(res novae)。通谕警告,若缺乏道德指引,人工智能可能沦为“巴别塔”——一座象征人类傲慢并最终导致混乱与非人化的“丰碑”。(良十四世通谕第7号,下文简称通谕,括注号数)
通谕的核心论点是:技术必须始终服务于“人的崇高尊严”(通谕90)。教宗提出用“整体人文主义”作为对抗“技术官僚范式”的解药,敦促人们从追求效率转向倡导团结互助,从数据攫取转向关注共同福祉。
本文响应教宗的对话邀请。我们认为,儒家思想历经千年对人伦(仁)与技术/文化(文)关系的深刻反思,为这一场精神拯救提供了坚实的思想依据。我们的目标是超越表面的比较,深入探寻深层的结构共鸣,论证儒家伦理如何在人工智能治理的背景下,将教宗所构想的“爱的文明”愿景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实践。
2. 四重危机:一种儒家诊断
《伟大的人性》诊断了人工智能崛起过程中潜藏的四种危机:人类尊严、社会正义、真相与生态危机。在儒家视角看来,这一诊断可以归结为“道”与“技”的分离。
2.1 尊严危机:从“关系自我”到数据点
《通谕》痛惜人工智能将个体降格为数据点,模拟共情却无道德良知(通谕1)。这与儒家所担忧的人“沦为器”——即仅仅成为一种工具——而非“君子”的境况不谋而合。
在儒家的人类观中,自我并非孤立的原子,而是一个“关系节点”。正如《论语》所言:“仁者爱人”(12.22)。人的尊严源于我们培育关系的能力。当人工智能以算法中介取代人类互动时,它实际上触及了儒家人格的根本。这种替代制造了一种“去身体化”的存在状态,与儒家坚持的道德修养(修身)必须经由现实世界中具体的、具身化的礼仪(礼)来实现这一理念相悖。
2.2 社会正义:儒家对“数据殖民主义”的批判
《通谕》谴责“数据殖民主义”——即科技巨头对弱势群体的剥削(通谕5)。这一观点与孟子对统治者的批判不谋而合——那些统治者为了追求利益而置百姓生计于不顾,无异于“率兽食人”(孟子·梁惠王上)。
儒家主张,经济必须植根于伦理。《大学》教导说,治理国家不应以财利为先,而应以义为先。“君仁莫不仁,君义莫不义,君正莫不正”(孟子·离娄上)。当下的人工智能模式从多数人身上攫取价值以肥少数人,违背了儒家“与民同之(利)”的原则。
2.3 真相与“正名”
《通谕》警告了深度伪造技术对真相的侵蚀(通谕132)。儒家思想则通过“正名”学说来应对这一问题。孔子指出:“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论语·子路)
在人工智能时代,“名称”(标签、数据类别、算法身份)往往被扭曲。当算法将人类个体标记为“风险因素”或“消费者画像”,而非作为具体的人时,便违背了正名的主张。儒家的回应要求,人工智能系统的设计应反映人的尊严这一现实,而非为了操控目的将其掩盖。
2.4 生态:天人合一
最后,教宗高度强调了数字世界的物质代价(通谕101)。这与儒家“天人合一”的理念遥相呼应。在儒家观念中,人类并非自然的征服者,而是自然的伙伴。数据中心的巨大能源消耗,反映了对宇宙自然缺乏应有的感恩、敬畏与回馈,破坏了维系生命的和谐秩序。
3. 儒家的回应:为人工智能重建德性根基
为响应教宗关于“整体人文主义”的呼吁,我们提出一种以仁(仁爱)与智(智慧/技术智能)之间动态平衡为核心的儒家框架。
3.1 “仁—智”辩证:让工具理性从属于道德(价值)理性
《伟大的人性》的核心主题之一,是警惕“有智能而无智慧”的危险。通谕指出:“一旦智能被绝对化,它会遮蔽……情感、意志、承诺与关系。”(通谕113)
儒家思想为这种区分提供了精准的概念框架。“智”(此处指技术或认知上的聪慧)是指知悉并高效行动的能力;“仁”则是道德之心,即关怀他人的情感。
孔子告诫:“如果一个人拥有足以达成目标的‘智’,却缺乏仁爱来坚守它,他终将失去这个目标。”(《论语·卫灵公》)
- 无仁之智:这将导致人工智能的“野蛮生长”——高效但却“不讲武德”,从而导致“巴别塔”的出现,即技术能力把道德的成熟远远甩在身后。
- 有仁而无智:这是空洞的道德说教。我们需要“智”(技术能力)来解决诸如疾病、贫困等问题。
综合来看,儒家的回应是:人工智能是“智”的终极延伸。为守护人类福祉,我们必须确保“仁”成为人工智能这台“引擎”的“方向盘”。这一点与教宗的论断不谋而合:“人类智慧……必须引领技术创新”(通谕97)。
3.2 确定儒家“共善”观
通谕将“共善”(common good)置于人工智能治理的中心地位(通谕59)。在儒家思想中,“共善”并非仅仅是个人偏好的简单相加(功利主义),而是一种“大同”的有机状态。
我们通过下面的三元结构来界定儒家的共善思想:
- 德性的共善:善的本质是关系性的。正如孟子所言,人不可能在孤立状态中真正实现德性。人工智能系统的“善”,必须以其能否提升人际关系中的道德品质(如医患关系、师生关系)来衡量,而不是仅仅以速度或利益为标准。
- 福祉的共善:《礼记》中描述了大同社会:“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礼运)这与教宗所倡导的“以尊严为价值尺度”的经济愿景直接呼应。(通谕157)
- 从德性善向福祉善的转化:在儒家思想中,道德秩序引领物质繁荣。如果人工智能以仁(仁爱)为准则,其结果自然会是大同(普遍福祉)。
3.3 通过礼“解除”算法的武装
教宗呼吁“解除”人工智能武装,使其摆脱你死我活的残酷竞争思维模式(通谕110)。儒家思想则以“礼”作为实现“解除武装”的机制。
礼常常被误解为单纯的仪式。实际上,礼是社会交往的基本准则及其体现的过程性,它能避免冲突,营造出一种“时间上的自主性”——即修养身心与保持虔敬的内在空间(如安息日),在这些空间里,效率的逻辑得以暂时搁置。
应用于人工智能:我们需要一种“数字礼”。这是一种以人类尊严优先于算法最大化的准则与规范。例如,“断联权”便是“礼”的一种体现,它能保护家庭免受工作算法的侵扰。“礼”犹如一道“防火墙”,抵御着“实时(在线)的暴政”,从而守护“正心”(正心诚意)所必需的内在宁静。
4. 走向“爱的文明”:五级治理框架
为了将理论付诸实践,我们提出了一种以儒家思想为灵感的治理框架,旨在将《伟大的人性》所提出的原则加以具体化和可操作化。
4.1 “君子”在科技中的角色
通谕呼吁领导者具备道德勇气。儒家思想尤为强调“君子”的作用。在科技行业,这意味着要培养“科技君子”——即将自身工作视为道德使命而非仅仅是一份职业的工程师与管理者。正是他们,通过将伦理约束融入人工智能的底层架构,来“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通谕8,译者注:“重建耶路撒冷的城墙”典故出自《尼希米记》(圣经-旧约),在通谕中与象征人类傲慢的“巴别塔”相对,喻指以谦卑与道德勇气重建伦理秩序)。
4.2 教育:解决方案的根源
教宗与孔子一致认为,出路在于教育。《伟大的人性》呼吁建立“教育联盟”(通谕139)。儒家则进一步指出,这种教育必须是整全的——即涵养“六艺”(礼、乐、射、御、书、数)。
现代AI教育不应仅教授编程(“数”),还必须高度重视伦理与哲学(“礼”“乐”)。我们需要培养的是“全人”——既能判断算法是否高效,也能判断其是否美好(即是否有益于社会)。
5. 结论:携手重建耶路撒冷
教宗良十四世以尼希米一砖一石重建耶路撒冷城墙的意象作结(通谕241),这是行动的号召。儒家对《伟大的人性》的回应,是深切的认同与积极合作;我们认同“技术官僚范式”是一座新的巴别塔,我们认同“整体人文主义”是唯一的前行之路。
通过将儒家的仁、义、礼美德融入人工智能治理,能够助益于化解算法的潜在风险,能够确保“共善”不仅仅是一句口号,而是数字时代的一种结构性现实。
正如《易经》所言,伟大的人能因时而进,而其德行恒常(乾·文言)。让我们紧跟人工智能的时代潮流,同时坚守人类共有的永恒美德。唯有如此,我们才能呼应教宗的号召,共同建设一个科技服务于“爱的文明”的新世界,确保在机器时代,人类的心灵始终掌握自身命运的主宰权。
周守晋,北京大学。
罗世范,澳门圣若瑟大学。
参考资料
- Ames, R. T., & Rosemont, H. (1998).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A Philosophical Translation. Ballantine Books.
- Chan, W. T. (1963). A Source Book in Chinese Philosophy.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Lau, D. C. (1979). Confucius: The Analects (Lun Yü). Penguin Classics.
- Leo XIII. (1891). Rerum Novarum. Vatican Press.
- Leo XIV. (2026). Magnifica Humanitas. Vatican Press.
- Legge, J. (1885). The Li Ki (Book of Rites). Clarendon Press.
- Mencius. (n.d.). The Works of Mencius. (J. Legge, Trans.).
- Wilhelm, R., & Baynes, C. F. (1950). The I Ching, or Book of Change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Yao, X. (2000). An Introduction to Confucianism.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