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博敏神学对当代中国天主教语境的意义:对其1616年致中国全体基督徒书信的反思

蔡翼伦

摘要

圣罗伯·博敏于1616年致中国全体基督徒的书信,对中国的天主教徒具有两重启示。其一,它呼吁信徒以善度生活来持守并彰显信仰。在博敏看来,真正的基督徒生活始于信仰,进而在德行的修养中不断成长。其二,该书信将教会的使命锚定于其属灵宗旨,而非世俗权力,从而提醒基督徒始终仰望天国。类似的主题亦见于教宗本笃十六世《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天主教会的主教、司铎、度奉献生活者及信友的信》(2007年),该函激励天主教徒效法基督谦卑的榜样来服务社会。这一相似性表明,博敏的神学洞见在当代中国天主教语境中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当我们谈及罗伯·博敏(1542–1621)时,首先浮现于脑海的,往往是一位伟大的反宗教改革神学家、一位论辩神学的巨擘。毫无疑问,博敏是参与同新教论辩的杰出神学家之一。1576年,年仅三十四岁的他被任命为罗马公学论辩神学的讲席教授,而这一学科在天主教神学传统中尚属初创(Brodrick, 52)。其教学成果便是《论辩集》(Disputationes de Controversiis)。这部捍卫天主教教义的鸿篇巨著,至今仍为天主教徒所铭记。然而,以论辩抵御新教,只是博敏留给我们的遗产之一面。除学者身份之外,博敏还曾是帕多瓦总教区一位堪称楷模的牧灵者,一位在法国勤勉履职的教宗特使,也是一位潜心默想基督的耶稣会圣人。

对于中国天主教徒而言,这位近代早期的圣人与学者有何现实意义?鲜为人知的是,博敏在生命的最后阶段,曾致信中国全体基督徒,以勉励他们坚守信仰。此信写于1616年5月20日。目前我们所见的中文译本译自葡萄牙文。尽管此信不如博敏的《论辩集》那般广为人知,它仍有助于我们认识这位圣人在当代中国语境中的意义。

博敏的这份致中国全体基督徒的书信,与他的耶稣会同会会士、传教士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1577–1628)密切相关。恰在利玛窦逝世前一个月,金尼阁于1610年抵达北京(Charbonnier, 140–141)。此后,他被派往欧洲担任总务长(procurator),为中国传教区招募传教士。1614年底到达罗马后,金尼阁在欧洲一直逗留至1619年。其间,他将利玛窦记述耶稣会直至1610年代传教历程的手稿译为拉丁文,以《基督教远征中国史》(De Christiana expeditione apud Sinas,1615年)为名出版。与此同时,他还获得了教宗批准中国籍司铎以中文举行弥撒的许可。据信,博敏正是金尼阁获得这一教宗特权所经由的斡旋者之一(Worcester, 791–92)。金尼阁关于耶稣会中国传教区的著作,以及他与博敏的私人交往,或许有助于解释博敏致信中国全体基督徒的动因:正是通过金尼阁,这位耶稣会枢机主教得知中华帝国的大门已向福音敞开。这一令人振奋的消息促使博敏提笔致信,向中国的信友们致以问候(Bellarmine, 71)。

在内容上,博敏的书信体现了反宗教改革时期的天主教精神。针对马丁·路德“唯信称义”(sola fide)之说中排斥善功价值的立场,当时的天主教神学坚持认为,由恩宠所成就的功德能够使成义之人获得更新。遵守天主与教会的诫命,其价值在于引导成义之人走向成圣。正因如此,“信德与善功并行”,善功亦使藉基督恩宠所获得的义德日益增长(特利腾大公会议《论成义法令》第10章,Denzinger, n. 1535)。换言之,特利腾大公会议所确认的天主教教义,在坚定持守信德为救恩之开端的同时,否认人仅凭信德、不经与基督同受苦难,便能成为嗣子并获得嗣业(《论成义法令》第11章,Denzinger, n. 1538)。以伯多禄的话(“更要努力以善功来坚定你们的召选”伯多禄后书1:10)为基础,大公会议坚持,模范的基督徒必须是信德活泼、以善功彰显信仰的天主子女。这一精神在博敏对中国基督徒的劝勉中体现得十分明确:

“欲获永生,仅信天主圣父及其圣子耶稣基督尚不足够。我们还须在此世以节制、公义与虔敬度日。因此,我愿劝勉你们坚定地沿主所铺设的道路前行,弃绝并警惕一切不义、虚谎与欺诈;修习并力行一切善功;在一切超性之德上不断精进,以信靠天主为起点,彼此以诚相待、以善相恤。”(Bellarmine, 72)

以德行度生,是博敏关切的核心。承袭特利腾大公会议将信德与善功融为一体的精神,他呼吁中国的基督徒活出在基督内的信仰,弃绝一切与信德精神相悖的事物。博敏始终坚信,唯有天主教信仰能引领人获得永生(Bellarmine, 71)。但此处的重点在于,如何在道德修养上不断精进,如何以德行待人,因为没有善行的信德是死的。博敏灵修生活的这一特质,亦为布罗德里克的评价所印证——布罗德里克指出,博敏一生“执着”于贫富问题、施舍的义务以及与有需要者分享财富的课题(Brodrick, 385)。自1611年起,博敏迁居罗马公学附近的一处寓所,每年九月或十月前往耶稣会圣安德肋初学院进行年度退省。在生命的最后阶段,他专注于撰写灵修与虔敬类著作。1614年退省的成果之一,便是《藉受造物之梯升向天主》(De ascensione mentis in Deum per scalam rerum creatarum)。在这部著作中,他将施舍穷人比作在天国获得不朽的赏报。尽管这一主题并非全书的核心,但博敏的这一比较揭示出,该议题与其整体灵修及神学体系并非毫无关联。“你宁愿让金银闲置,也不肯用来为穷人购置食物——这一切,我告诉你们,在审判之日都将起来指证你。”(Brodrick, 386)这一精神在其1616年致中国全体基督徒的书信中得到了延续。对于身处一个泱泱大国中的少数群体而言,基督徒以德行的生活彰显其对基督的信仰,唯有活出信仰,方能经受住种种艰难困苦。博敏的劝勉对今日的基督徒依然有其现实意义,因为在非基督教国家中,福音的见证与对基督的信仰,正是通过我们如何对待身边的人、如何践行德行的标准来体现的。这亦是传播天主圣言的第一步。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到教宗良十四世,近任教宗在致中国天主教徒的讲话中,均肯定了基督徒在日常生活中为基督作见证的价值。在博敏致信中国全体基督徒近四百年后,教宗本笃十六世曾致函中国天主教徒,提醒他们肩负以诚实公民身份生活的使命:他们需要将福音生活出来,并以具体行动慷慨地为人民利益及国家的发展作见证(本笃十六世,2007年,第15号)。总而言之,博敏关于信德坚固的基督徒须以德行精进来彰显信仰的理念,对于今日致力于践行爱与合一标记的天主教徒而言,依然具有现实意义。

博敏书信的第二重意义,在于他对教会与国家关系的见解。作为一个忠实的基督徒,并不会动摇一个人在世间特定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他明确指出,福音的教义并不夺取世上的国度:

“然而如今,承蒙上天降福,他们开始领悟到:福音的教义并不夺去地上的国度,反而应许并赐予来自天国的国度。”(Bellarmine, 72)

就此而言,教会使命的终点并非现世秩序中的权力,而是天国。博敏的这番话揭示了他的教会间接权力理论。依据这一理论,教会与国家在各自的目的上有所区分。教会仅拥有属灵的权力,而不拥有世俗的权力,因为她的使命在于拯救灵魂。因此,教会在现世秩序中拥有间接的权力。对博敏而言,教宗的属灵权力只是在特定情形下才延伸至现世秩序:

我们的意思是,教宗的权力就其本身而言是属灵的,因此其首要对象直接就是属灵事务;但间接地——即因其与属灵事物的关联——通过归约,以及必然的推论,它将世俗事务作为其次要对象。正如英诺森三世(Innocent III)所言,在特定情形下,属灵权力会转向这一对象。(Murray, 496)

因此,教会和基督徒最终所追求的,是天主的国度与属灵的终向。事实上,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并非为了建立地上的国度,而是为了应许天国的降临。他甘愿承受苦难与屈辱,尽管以他的能力本可避免这一切。正因如此,博敏在信中勉励中国基督徒在困境中保持喜乐,效法基督的榜样。尽管这封信直到1616年南京教案之后才抵达中国,但它仍给中国基督徒带来了极大的慰藉,这一点我们可以从徐光启致博敏的回信中看出(Xu, G.)。同样,教宗本笃十六世在致中国天主教会的信中也提到了类似的原则:教会“不是为改变国家的结构或行政组织,而是向人宣扬基督,世界的救主,在履行其使命时依靠天主大能的助佑”。(Benedict XVI, n. 4)正是通过这种对天主的全然依赖和对基督的效法,基督徒才能最终获得提升。(Bellarmine, 73)

四百年后,博敏致中国基督徒的这封信依然意义深远。它展现了一位耶稣会枢机主教对中国传教事业的深切热忱,也向我们揭示了博敏神学与灵修思想的一些基本要义。从中,我们看到了天主教改革精神的典范体现——这一精神强调以善功践行信仰。博敏书信的宗旨在于维系不断壮大的基督徒团体内部的共融,并在明代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最后,博敏关于教会权力的观点,以及基督徒在困境中如何坚定信仰的论述,都凸显了效法基督谦卑榜样的重要性。正因如此,基督徒不应谋求在地上建立国度,而应始终仰望基督为首的天国。怀抱这一愿景,基督徒既能做基督忠实的门徒,也能做社会中诚实的成员。

 


蔡翼伦,澳门圣若瑟大学宗教研究及哲学学院助理教授。


参考资料

  • Bellarmine, R., 羅伯·博敏樞機致中國全體基督徒書 (Letter to Christians in China), trans. by Dong Shaoxin, in 聖博敏自傳,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2015, 71–73.
  • Benedict XVI, Letter to the Bishops, Priests, Consecrated Persons and Lay Faithful of the Catholic Church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2007.
  • Brodrick, J., Robert Bellarmine, Saint and Scholar, London: The Catholic Book Club, 1961.
  • Denzinger, H., Enchiridion Symbolorum: A Compendium of Creeds, Definitions and Declarations of the Catholic Church,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12.
  • Charbonnier, J.-P., Christians in China, AD 600 to 2000, San Francisco: Ignatius Press, 2007.
  • Murray, J. C. (1948). St. Robert Bellarmine on the Indirect Power. Theological Studies 9(4), 491–535.
  • Standaert, B. "Trigault, Nicolas", in Worcester, T., in The Cambridge Encyclopedia of the Jesuit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7, 791–792.
  • Xu, G. 徐光啟回覆樞機致中國全體基督徒書 (Paul Xu's Response Letter to Cardinal Bellarmine), trans. by Dong Shaoxin, in 聖博敏自傳, 輔仁聖博敏神學院, 2015, 74–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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