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贫富之间的差距持续扩大。少数人拥有优越的资源，而越来越庞大的群体则完全落后于人。在比较经济“金字塔”顶端和底端人群的财富差距时，通常我们关注的是其占有金融资源之间的失衡。那些陷于贫穷、暴力、权利被剥夺的恶性循环中的人，往往无法获得适当的教育和职业培训。例如，尽管政府竭力消除贫穷，香港的贫富差距已经达到历史新高，最富裕的家庭收入是最贫困家庭收入的44倍。
无可否认，对经济效益以及如何实现其目标的单一关注，已经取代了以前对生活的各种期待：精神、宗教、哲学和传统，以及如何生活得更加美好等。政客们通过兜售其政策的经济效益和财政效益来获得大多数选票。然而，信奉同一模式的主流经济学家们，并没能预见到十年前金融体系的空前崩溃。简化的经济人模型也许鼓励了人们天真地相信，金融市场能够无暇运转，然而却大大低估了其不可预测性和面对崩溃的脆弱性。正如教宗方济各所指出，对全球经济体系错位的信赖，在极端案例中，是导致困于垄断经济中的多数人的苦难和死亡的原因。正如戒律所言：“不可杀人”，由此划清界限，捍卫人类生命，今天，我们要对垄断和不平等经济体系说：“不可这样”。（Evangelii Gaudium，第53节）。垄断的成因，来自于对经济人模型带有偏见和扭曲的解读： 人的价值的定义仅限其“现金价值”，即他们增加利润和降低成本的能力；如果他们没能达到提高生产率的无情要求，则会被完全忽视，且风险被边缘化。
尽管经济人模型的宝贵见解对于我们关注如何有效利用有限的资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它仍需要进一步的解读。我们所需的是，从全新的道德视角，珍视每个人尊严、信誉、诚实的品质，展示这些价值为何及如何成为健全和可持续的经济体系不可或缺的基础。我们不能将人视为消费品，更不能对人进行虐待或压迫。然而，即便是有关商业道德的课程，有时候也变成商学院的遮羞布，掩盖他们对于金钱和利益最大化的执迷，忽视人的尊严，时常导致其学生对生态灾难的无视，对更广泛的社会需求的冷漠。现在正是转变商学院教授内容模式的大好时机，新的模式将专注于应用其专业技能管理组织，分析复杂的社会状况，以便使人们为更广泛的社会利益贡献力量。
《澳门利氏学社学刊》第二期旨在结合不同视角，挑战有关如何为人的过于简单化和去人性化的观念。我们的调研以个人经历和旅程开端并结束。Helen Xu提供了一个案例研究，有关中国大学生在筹集大学学费时必须面对的问题。受比正常经济利益更大诱惑的驱动，本意用于方便同业借贷和放贷的创新数字技术被掠夺者恶意利用。从她的故事中，我们看到希望，如果人们能够有效抵制诱惑，这样的滥用是可以避免的。
抵制诱惑的动力来源于很多看似不可能的地方。Liu Guangming对广东省的血汗工厂条件及民工人格尊严受到践踏的关注，促使他对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产生创新的解读。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在跟进其发表于本学报第一期的《负责任领导力》， 带我们走进中国的商学院，寻找一些方式， 借此能够将企业变成社会中“向好的力量”， 而不仅仅是守法实体。Laszlo Zsolnai和Eleanor O' Higgins报告了他们研究进步企业的案例，积极参与为所有利益相关者开展创新工作，超越了经济人模型传统观念的束缚。本期采访了著名的香港企业家Johnny Hon，他对慈善事业的奉献，让我们看到希望，行善者功成业顺。
在三个相关的片段中探讨了应对气候变化问题的可能性，呼应教宗方济各对环保责任的个人行动。Dennis McCann为Franz Gassner和Mark Pufpaff的案例研究报告作序，回顾了教宗方济各2015年为“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作的通谕《愿祢受赞颂》。Gassner和Pufpaff关注的是对教宗训谕的具体响应，一位重新考虑全球及本地的废物管理做法，另一位则展示了教宗对做出改变的呼吁，收到来自普通民众的热情响应（在菲律宾，人们以“Karaniwang Tao”为主题进行庆祝）。当人们拒绝被视为商品，被放入市场进行买卖，为人性考虑，我们不仅应该重新审视经济人模型，而且应该改变它。
在经济人模型中重塑人性，不仅需要新形式的社会参与，还需要我们对个人历史的回溯。探索这些根源不可避免地将我们与仍对我们生活产生反响的核心价值联系起来。David Urrows探寻了一本赞美诗如何成为August von Hallerstein SJ，刘松龄（Liu Songling）的“文化行李”的一部分，并由他从故乡斯洛文尼亚向外传播。Hallerstein 的赞美诗印刷于1729年的格拉茨，1736年被带到中国，是价值的有力象征，也是信念的力量，对一位在北京担任重要职位的天文学家，同时也是耶稣会信徒的生活产生了持续影响。Urrows通过探索Hallerstein的赞美诗和其他手工艺品，展示出共有的人性如何通过我们携带的“文化行李”表达出来，并在我们与其他文化交汇时必然产生影响。
对携带此类“行李”的深刻情感共鸣的重新认识，可能为重新解读经济人模型打下基础。它不必再背负狭隘的个人利益和贪婪的标签，而是可以通过对人类精神本质的深刻认识得以放大。毕竟，如果它持续忽视人类的精神层面，“理性”的经济学方法又有什么意义呢？诚然，对“精神层面”的理解，应与普世的价值如诚实、可信、正直、与他人公平得体地交流互动的能力等相联系起来。然而，这些价值正是在培育精神的智慧传统中成长的。在喧嚣的当代生活中，尽管它们极易被摧毁，然而对人类的行为，特别是经济行为，却可能产生决定性的影响。
对短期利益的追逐，一定要牺牲对个人价值的坚守吗？大学生开展的接触项目所提供的实证证据，令我们惊讶。我记得与德国和瑞士的学生相处时，他们的经历非常鼓舞人心。他们来到印度北部最贫穷的乡村，与当地居民一起劳作，暂时与手机、化妆品、空调和镜子等隔绝—而这些，都是象征舒适家庭生活的“文化行李”。学生们问，没有这些东西我怎么活？在今天的世界，一个人被推出自己的舒适区，去获取白手起家的一手经验，是一种荣幸。整个过程对学生将来在生活中做出决定的方式产生了深远影响。参与该项目的很多学生对广泛的社会利益产生新的关注，程度超越了此前他们仅希望获得高薪的愿望。来自优越社会群体的学生，对当今世界的奴役和剥削情况并不知情。然而，如果明天的社会创新者对挣扎的人类生活并没有亲身体验，如何能够产生任何可行的经济模式？
我们必须批判地挑战所继承的智慧传统，以确定他们能否超越过去不平等的社会和经济形式，这些形式或被认为是自然存在的，或是天主的旨意。我们可能很容易忘记，所有的智慧传统都是脆弱的，如果不与不包容、剥削和赤贫的纷乱现实接触，极易分崩瓦解。中国智慧传统所面临的迫切问题，尤其是关于其对教育的贡献的问题是： 所有这些传统—儒教、伊斯兰教、佛教、道教和基督教—对重塑理性行为的概念产生了什么影响？理性行为概念应鼓励人们做出对共同利益有利的决策，而非使人们背离这一原则。讽刺的是，当下环境中，成功总属于那些最快摒弃基本人类价值的人，那道德模范还有什么意义？
我们不得不质疑那些新晋的平民主义领导人物，他们实行强制手段，公然撒谎，却似乎能够获得大众甚至是宗教圈人士的接受和认可，这些领导者利用人们似乎随时可以出卖自己的核心价值，以换取社会地位的提升，以及人们认为经济体系是蓄意与己对抗而产生的憎恨心理，挑战经济人模型的主导模式。但是，他们除了会煽动愤怒，以支持肆意忽视法制和基本道德原则的政治之外， 还能提供什么？
在普遍缺乏勇气站出来对抗滥用权力的领导人的氛围下，我们欢迎由好莱坞娱乐明星发起的“我也是”（“Me-Too”）等类似运动。它有潜力成为转变运动的分水岭，成灾的滥用权力文化有望转变为尊重个体尊严的文化。我们应向“我也是”运动中的女性参与者致敬，她们领导社会创新，推进了道德行为目标向前发展。
如何在考虑价值的规范性同时理性地构思社会创新？诚实、真实、可信、正直、可靠，简而言之，这些价值如何成为社会创新的驱动因素，从而对广泛的社会阶层产生裨益？如本期《澳门利氏学社学刊》供稿者提供的各种不同的方法所示，我们需要一种全新的“理性行为”，借此转变狭隘甚至是危险的仅关注个人利益的经济模型，使其变成一种尊重个体尊严—尤其是最脆弱的个体—使全体社会受益的模型。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参考资料
- Francis (2013). 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 Libreria Editrice Vaticana. Retrieved on 14 March 2018 from 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