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思
摘要
教宗方济各在其前任的工作基础上,将《愿祢受赞颂》塑造为一种专注于灵性的呼吁, 以调动社会各阶层的创造力,承担起环境责任。尽管《愿祢受赞颂》显然是基于天主教社会训导(以下简称CST)理念,但其本身具有社会创新性,不仅表现在将对话扩展至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领域,而且还在于对普通民众的直接呼吁,鼓励其加入维持全球性的转变大潮,即将全球发展的优先事项转为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地球。本文介绍了《愿祢受赞颂》,特别强调其对灵性、宗教间对话和合作在动员大众努力解决气候变化问题的作用。本文接下来将通过两个案例研究阐释《愿祢受赞颂》观点的实际意义,其中一个为Franz Gassner所作,试图结合科学来改革我们的废物管理做法;另一个为Mark Pufpaff所作,内容为菲律宾的天主教徒回应方济各所提出的挑战的各种方法,即制定承担环境责任的变革性做法。
教宗通谕—即教宗发出的传阅信件,分发给任何愿意阅读的人,先是他的兄弟主教、天主教神职人员和俗人,以及所有为塑造共同利益寻求道德基础的人—在现代天主教社训导学(CST) 的发展中提供最重要的基准。教宗方济各的教宗通谕《关心我们共同的家园》(2015 年),也就是《愿祢受赞颂》,唤起了圣方济阿西西的著名赞歌,1这显然是延续了CST 的传统。该通谕首先承认了近几任教宗对环境责任的教导,先是保禄六世在Octagesima Adveniens作出的生态灾难警告(1971年, 第21节),若望·保禄二世在Centesimus A n n u s呼吁“维护真实人类生态的道德条件”(1991年,第38节)以及本笃十六世在 Caritas in Veritate的最新声明(2009年, 第51节),称“自然的恶化与形成人类共存的文化密切相关。”正如方济各所言,“教宗本笃要求我们认识到,我们不负责任的行为严重破坏了自然环境。社会环境也遭受破坏。两者最终都是出于同样的恶因:认为不存在毫无争议的真理来指导生活,因此人类的自由是毫无界限的。(2015年,第6节)
方济各抓住这些先例,把解决气候变化问题作为优先事项,于2014年批准赞助宗座科学院举办“人类可持续发展,自然可持续发展:我们的责任研讨会”(宗座科学院,2014年),并于2015年举办后续研讨会,主题为“气候变化和共同利益:问题声明以及变革方案的要求”(宗座科学院,2015年)。这些会议促进了对话,重点在科学基础上了解气候变化,以及如何应对,并使梵蒂冈的决策者与新兴的全球共识在问题认识和解决方案上达成一致。
宗座科学院的新观点支持了导致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协议的高层国际外交工作。2015年12月,195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巴黎,共同承诺设定以下目标减少温室气体排放,共同努力缓解气候变化趋势:
政府同意:长期目标为保持全球平均气温提升低于2℃,高于工业化前的水平;旨在将温度提升限制到1.5℃,因为这将大大降低风险和气候变化的影响;必须尽快使全球排放达到峰值,认识到发展中国家将需要更多的时间达到这个要求;利用现有的最先进科学,快速减少气体排放。(欧委会,2015年)
虽然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所作承诺并不足以让全球温度提升控制在2℃阈值以下,但其开始了希望将“每五年按科学要求设定更雄心勃勃的目标”的进程(欧委会,2015年)。2
在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协议之前,《愿祢受赞颂》总结了灾难性气候变化的科学研究,在不少段落里分析其成因并预测后果(2015年,第17-52节),并分析了承诺促进共同利益的国际机构、国家政府和其他组织之间不寻常的疲弱和缺乏共识现象(2015 年,第53-61节)。除了讨论政策,《愿祢受赞颂》的核心信息是寻求在理解上取得突破,呼吁集体改变心态,彻底转变基于“被误导的人类中心主义”的“一次性文化” (2015年,第22节)。以下是《愿祢受赞颂》对这种过于普遍的世界观及其破坏性后果的分析:
被误导的人类中心主义导致了被误导的生活方式……当人类把自己置身于中心时,他们会把眼前的便利放在绝对的优先位置上,而其他一切都变成不过是与之相关的。因此,当我们发现,在无所不在的技术专家范式和对无限人力的狂热崇拜结合下,兴起了相对主义,认为一切都是无关紧要的,除非它符合自己的切身利益。对此,我们也不会感到惊讶。所有这些都存在一种逻辑,即不同的态度可以相互影响,导致环境恶化和社会衰败。(2015年,第122节)
在方济各看来,“实际相对主义”所造成的问题是普遍的,普遍的态度症状在各种各样的社会弊病中显而易见:
相对主义文化的症状表现为驱使人们利用他人,仅把他人当作物品看待, 压榨其劳动力或奴役他人以偿还债务。同样的想法导致了儿童性剥削和不再符合我们利益的老年人被抛弃的事实。这也反映了部分人的心态:让我们允许市场的无形之手来调节经济,其对社会和自然的影响只是附带损害。没有客观的真理或健全的原则,只剩下满足我们的自身欲望和眼前需要,那么有什么可以限制人口贩运、有组织犯罪、毒品交易、血钻和濒危物种的皮毛贸易?这难道不是和相对逻辑一样的吗?认为购买穷人器官用于转售或是试验是正当的,父母不想要孩子就处理掉也是正当的。就因为这种无序的欲望消费了比必须更多的东西,同样的“用完即弃”逻辑才导致了如此多的浪费。(2015年, 第123节)
在CST中发现谴责道德“相对主义”的声明并不罕见。但《愿祢受赞颂》的研究远远超出了理论谬误的分析,指出了实际后果,尤其是当这些问题集中在一种占主导地位且日益全球化的生活方式时,这种生活方式不仅对社会不负责任,而且对环境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然而,如果这是问题所在, 那么解决之道呢?《愿祢受赞颂》正确地承认了政治或虔诚地诉诸法律的无效性。“当文化本身是腐败的、不再维护客观真理和普遍有效的原则时,那么法律只能被看作是武断的强加,或是可以避免的障碍。”(2015 年,第123节)。当文化本身腐败时,暴力似乎是动摇根基开创新局面的唯一方法。但真的是这样吗?
《愿祢受赞颂》的回应指向完全不同的方向。想要过上更好的生活,需要改变我们内心的习惯。但这样的转变只能在真正的“ 对话”基础上开始。“对话”一词是方济各经常使用的术语,这可能是解开教宗通谕实际建议的关键。他所说的对话是人们之间的真诚对话,这些人尽管或可能因为背景不同,却认识到共同的人性和对我们共同家园的责任(2015年,第199-201节)。因此,对话必须是非暴力的,尊重基本的文明规范, 敞开胸襟以实现宗教间的理解与合作,并以真实的灵性为基础。
作为对这一全球对话的贡献,方济各因此提供了一个关于环境责任的圣经视角,这一观点肯定了人类对自然的管理—而不是支配或肆无忌惮的压榨(2015年,第116 节)。对《创世纪》中人类所扮演角色的恰当的神学理解,对于发展将环境责任作为最优事项的文化是必不可少的。《创世纪》神学(2015年,第65-75节)是基督徒与其他宗教传统的对话,以共同应对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威胁。同时满足人类管理的限度和可能性,又能与他人交流和分享的深化灵性,在圣方济阿西西的普遍呼吁也得到有力证明。
以下是《愿祢受赞颂》对圣方济著名的《生物的颂歌》所包含意义的诸多反思之一:
而且,当我们真正敞开心怀进行普世交流时,这种友爱感将海纳百川,无所不容。由此可见,我们对世上其他生物的冷漠或残忍,迟早会影响到我们对他人的对待方式。我们只有一颗心,而致使我们虐待动物的恶因,在不久之后同样会出现在我们与他人的相处中。对任何生物的任何残忍行为都是“违反人类尊严”的。如果我们漠视真实的任一方面,又如何能证明自己是充满爱心的……事物是普遍联系的,全人类在一次奇妙的朝圣之旅中,被天主的爱联系到一起,成为兄弟姐妹,天主的爱洒向每一种生物, 也让我们和日月山河成为兄弟姐妹, 并有(一)个共同的母亲—地球。(2015年,第92节)
该观点的一个实际结果是,可以说,灾难性气候变化的问题无法在解决贫穷问题前得到解决。“和平、正义和保护宇宙万物是三个绝对相互关联的主题”(2015年,第92 节)。因为《愿祢受赞颂》坚持认为,伴随全球化而来的社会和经济不平等加剧导致了环境危机(2015年,第48-52节;同时比较第93-95节)。如果不扭转不平等的趋势,则不可能有效地解决危机:
然而,目前我们必须认识到,真正的生态方法总是成为社会方法;它必须把正义的疑问与环境的辩论结合起来,才能听到地球和穷人的哭声。(2015年,第49段)
方济各拒绝在社会正义与环境责任之间做出虚假的权衡。两者必须携手并进,否则哪一个都实现不了。
如果想要刺激心态普遍转变的对话是《愿祢受赞颂》针对暴力、绝望以及最终集体自杀的堕落旋涡的替代方案,那么对话要如何进行?鉴于这个问题的严重性和紧迫性,方济各的提议可能显得出奇温和,或者说太少也太迟。但一旦理解《愿祢受赞颂》不是公共政策文件,而是对个人转变、生态、精神呼吁,就不必再抱有这种印象了。(2015年,第216-221节)
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环境教育项目,旨在提出“生态公民”的承诺。限制信息的环境教育将无法灌输不可缺少的心态习惯。在这方面,就像在生活的其他大部分领域一样, 以长期的视角来看,即使有有效执法,法律和法规的存在都不足以遏制不良行为。如果要法律带来重大的、持久的影响,社会的大多数成员必须有充分的动力去积极地回应。只有培养健全的美德,人们才能做出无私的生态承诺。(2015年,第211节)。以下是《愿祢受赞颂》对环境教育变革的描述:
环境教育的目标有所扩大。最初主要集中在科学信息、提升认知和预防环境风险方面,但现在它倾向于对基于功利主义思想的现代性“神话”进行批判(个人主义、无尽进取、竞争、消费主义、不受监管的市场),还追求恢复各层次的生态平衡,在我们自身、与他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与天主之间建立和谐关系。3环境教育应促进向卓越的跨越,赋予生态伦理最深层的意义。它需要有能力发展生态伦理的教育工作者,通过有效的教学方法,帮助人们在团结、责任感和友爱下成长。(2015年,第210节)
教育的变革是一个过程(2 0 1 5年,第209-215节);其结果是在公共政策形成的各个层面进行集中、有组织的对话,以及动员公众对环境可持续性的支持(2015年,第164-201节)。
方济各从政策分析到培养“健全的美德”的方法转变是彻底的,因为它旨在动员普通民众改变自身态度、生活方式和个人消费习惯。他所建议的做法虽然规模小,但能够众志成城,减少环境污染,改变人们对“无私的生态承诺”的态度,一个消费能力更高的人,如果能够减少使用供暖,多穿保暖衣物,也是展示环保的信念和态度的方式。通过细微的日常行为关心宇宙万物是一种高尚的责任,而教育的美妙之处在于能为生活方式带来真正改变。环境责任的教育可以鼓励直接并显著影响我们周围世界的行为, 如避免使用塑料和纸张、减少用水量、做好垃圾分类、不浪费粮食、关爱其他生物、使用公共交通工具或拼车、植树、减少不必要用电,或任何其他行为。所有这些都反映出一种慷慨而有价值的创造力,能激发出人类最好的一面。出于正当的理由,将东西重新利用而不是立即丢弃,可当做是表达我们自身尊严的一种爱的行为。4(2015年,第211节)
这里所设想的变革包括许多小事,用一种全新的、引人注目的、具有终极意义的愿景来激励自己。这些小举动将普通民众与公共政策对话联系在一起,这种对话只有在他们持续和知情的情况下才能继续。换句话说,大众的生态转变,体现在数十亿人民各自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上,是有意义且有效的公共政策唯一可持续的基础。
教育变革的一端以微小的变化为基础, 另一端则通往真正的巨大愿景,即,地球在天主自身实体中实现终极命运。因此,《愿祢受赞颂》以关于教会自身的圣礼生活中所代表的“宇宙神秘”的反思作结,最终在星期日弥撒仪式上最充分地实现的圣餐日庆祝活动中结束(2015年,第236-237节)。方济各大胆地将生态转换与神在三位一体中靠近我们的变革现实联系起来(2015年,第238- 40节)。正如方济各让我们理解的那样,参与这场战胜灾难性气候变化危险的运动,是爱的宗教行为,重申我们与永远不会抛弃地球或其子民的天主的盟约:
天主呼吁我们做出慷慨的承诺,并给予祂我们的一切,赋予我们继续前行所必需的光明和力量。在这个世界的中心,生命之主,深爱我们的人, 一直都在。祂不会抛弃我们,祂不会离开我们,因为祂已经将自己牢牢地联系在我们的地球上,祂的爱不断促使我们找到新的出路。祂是应当称颂的!(2015年,第245节)
以“我们的地球”和“我们与造物的结合”的祈祷作结,《愿祢受赞颂》的呼吁有意地超越了权贵阶层的领袖,他们的声音往往主导着关于气候变化的公共政策辩论。权贵阶层被邀请—有礼貌且没有暴力威胁—为所有人让出空间,他们的命运就像其他人的一样,取决于这些讨论的结果。因为方济各寄希望于天主以及天主的所有子民—无论是天主教徒或其他人,基督教徒或其他人,宗教子民或其他人—教宗方济各乐观地认为,他呼吁解决灾难性气候变化的可持续方案的声音将会被大家听到,为了家庭和社区,普通民众会铭记于心并以自己的方式回应。
1 公元1226年,圣方济阿西西在意大利圣达米诺患病期间, 以其母语翁布里亚语创作《生物的颂歌》,可在翻译中找到(圣方济阿西西1226年)。
2 要对第二十一次缔约方会议协议的含义进行更详细的查阅,请参见联合国气候变化新闻编辑室(2015年)发表的《关于气候变化的历史性巴黎协定》的分析。
3 除了在天主教神学中对天主的理解之外,方济各还强调了“在我们自身、与他人、与自然和其他生物、与天主之间建立和谐关系”的重要性,这与中国的儒家和道家智慧传统的环境责任方式有很好的共鸣(Christensen, J.E.,(2014年);Li T.(2003 年);Palmer, M.(2013年))。在这些传统中研究环境伦理的发展,证实了方济各的宗教间对话与合作的方式可能会使普通民众“ 爱护我们共同的家园”。
4 新闻报道(Erikson,2013年;Squire,2013年)方济各就任教宗前后的个人生活方式,都表明他愿意通过生态转换来实践他所宣扬的主张。
丹宁思《澳门利氏学社学刊》合编者,Rothlin, Ltd.研究部主任。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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