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vid Francis Urrows
摘要
现代社会(约1400年)的到来伴随着两大重大转变:大帝国时代的开始,以及世界各地大规模的人口流动。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长途他方,艺术与文化也随之远传。这就加速了跨文化交流的进程。欧洲的艺术和文化曾是独属于欧洲领土和景观的一部分,而从16世纪以来到现在却成为非欧洲大陆的“领土化”部分。亚洲的耶稣会不仅带来了西方的建筑、音乐、诗歌和绘画(以及与这些模式相伴随的整体美学),而且也为这些事物建立了持久的共鸣。
本文以共鸣为例,来研究东西方如何在其他媒体和话语不相容的情况下总能找到艺术交汇点。
本文介绍了一些关于耶稣会在中国发展的历史观点及其建设过程,详细阐述了特定历史时期的艺术及其今日仍然为我们带来的“共鸣”。本文第一部分回顾了文化包袱和文化共鸣的概念。本研究不仅为了解释这些术语,而且为了建立这些想法构成的基准。第二部分探讨了耶稣会16世纪、17世纪和19世纪在中国的三次历史经历,这些经历仍然能与当今的我们产生共鸣。最后一部分讨论了当今时代的共鸣,以及在罗马天主教会和传教经验的延伸下,人们还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与之产生共鸣(无论好坏)。
人们通常用“文化包袱”这一术语进行讽刺,或者使用其贬义含义。然而,“包袱”简单而言只是物品,“文化包袱”是一个负载的隐喻性术语,带有一种高尚的道德操守来表示道德失败。它是讨论政治正确时常用的一个术语。用“文化包袱”一词来否定人们不喜欢的态度和观点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人们几乎不再注意到这个词背后的偏执并忽略了它的初衷用法。笔者希望能暂时撇开任何道德评价,将艺术视为包袱和文化包袱。
现代社会(即14 0 0年左右)的到来伴随着两大重大转变。其一是现代帝国大厦的出现;其二是世界各地人口大规模流动的加速,这也是第一种转变带来的结果。越来越多的人走向长途他方,艺术与文化也随之远传。这就产生了加速了思想、信仰、价值体系、生物和物质文化等的跨文化交流进程。尽管这些交流早已存在数千年,但15世纪的交流才真正使其上升到全球水平。虽然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交流都是以自西向东式的方式进行,但重要的是它确实是一场全球运动, 或许中国的海军上将郑和于1405年至1433年间的下西洋航行最能体现这一点。政治变革、技术创新(尤其是造船领域的技术创新)和人口增长都极大地推动了世界范围内的跨文化交流的趋势。航海出行不仅意味着人的出行,同时也是货物的运输,这里的货物即为包袱。
2.
为了更好地解释文化包袱,这里笔者将谈及一个真正的耶稣会包袱的例子。这是一部于1729年在格拉茨出版的赞美诗,由耶稣会天文学家刘松龄(原名为Augustin von Hallerstein)于1736年带至中国。刘松龄直到1774年去世前一直在清朝朝廷中担任重要职位。值得注意的是,这是当今仅存的几件物质文化的代表。赞美诗对刘松龄来说必定有着重大的意义。这本赞美诗与刘松龄的家乡联系显著,它不是用德语印刷的,而是用他的母语斯洛文尼亚语印刷的,这意味着这本赞美诗在北京的耶稣会中无法被普遍使用,而只是归属于刘松龄个人的信仰物件。这本诗集很小,说明确实是刘松龄“包袱” 的一部分。如今它的意义被放大了,它不仅代表着其本身所属(一本赞美诗),还是耶稣会遭严厉镇压(1773年)之前揭示中国耶稣会各个方面的一个象征。这本赞美诗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开始思考它的使用及其历史。想象刘松龄拿着这本诗集,想起自己早些年在奥地利的生活,想起他的家人、同事和所在的部门。我们针对这一诗集构建了一个选择性的框架,让它具有显著性和共鸣性,以有力表达在刘松龄时期无法充分体现出来的情感。这本赞美诗是由一个知道他可能再也无法回家的人带来的。在这个微小而短暂的物质文化中,我们可以明白到文化包袱是如何成为产生文化共鸣的关键的。
图1刘松龄的赞美诗(1729年于格拉茨出版)
3.
如今,新闻记者、心理学家和社会科学家们对“显著性”和“文化共鸣”给予了广泛的定义。James Ettema将新闻界的显著性定义为“事实收集的选择性和新闻写作的强调性带来的影响”(Ettema,2005年)。据Ettema的看法,显著性可以在“当其口口阐述时”带来文化共鸣。Michael Schudson指出,文化共鸣是文化象征,同时也是文化力的一方面。尽管他对此术语的限制要更加狭隘,他总结道,文化共鸣“不是文化客体与个体之间的私人关系,甚至不是文化客体与受众之间的社会关系,而是客体、传统和受众之间的公共与文化关系”(Schudson,1989)。那么,刘松龄此本赞美诗的文化共鸣则来自于客体(赞美诗),所代表的传统(基督教,这里特指亚洲耶稣会) 及所传递的受众(即当今的我们)之间的相互关系。然而一个客体可能无法带来个人层面上的共鸣,笔者认为这也是文化因素,因为我们个人生活中无法,也不能完全脱离我们的文化。这一文化共鸣不一定是“人为产生”的,因为有时候时间的沉淀会带来这种结果。因此客体的意义会随着时间的推移发生变化,而且会在某些情况下被放大。刘松龄从未想过,他的这本斯洛文尼亚语赞美诗会在出版近300年后成为文化内涵及兴趣的象征。
4.
笔者这里用三个例子说明亚洲耶稣会中艺术、文化与共鸣交汇融合,第一个例子是由利玛窦(Matteo Ricci)于1583年在肇庆建造的房屋。Francesco Maglioccola为该房屋重建了一个可能的模型,并在其201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国第一座西方房子》中展示了他的研究成果(Maglioccola,2010 年,第46-49页)。根据Maglioccola教授的说法,这座房屋由砖砌成,中央走廊两侧各有两个房间。在谈到这间房屋的“视觉重建”时,他解释道:“我是把这间房屋同时视为一个物理对象和一个精神客体来(探寻) 的……这样就可以重新审视这所房屋。”房屋的本质以超越物质性的方式参与其中。事实上,这间房屋的建筑意义要退居第二,它代表的遗产才真正赋予其价值(Maglioccola,2006年)。1
这一遗产赋予的价值更接近笔者所认为的共鸣。即使在当时中国耶稣会发展的早期,西欧文化艺术也为利玛窦和其同僚以及儒家士大夫听众之间提供讨论的焦点。有一天,他们拿出一些“他们【中国人】从来没有见过的欧洲乐器”(D’Elia, ed.,1942 年,第259页,第310号)。这一行为产生共鸣的基本要素是:客体、意义和受众。如今,通过对房屋的视觉重建其象征的意义随之扩大:如果新闻工作者声称的文化共鸣是在突出主题中进行选择然后“精心设计”是正确的话,那么如今这间房屋的存在就强调了视觉文化可以成为共鸣的核心这一点。
5.
第二个例子将谈到徐日昇( T o m á s Pereira),一位由于其澳门利氏学社的工作而广为人知的17世纪葡萄牙耶稣会信徒。为了与笔者所关注的物质客体保持一致,这里将重点谈及徐日昇于1679年至1680年间为北京南堂教会制作的管风琴作品。作为说明如何在当今产生共鸣的一个例子,笔者将模仿Maglioccola描述利玛窦在肇庆建造的房屋的方式来介绍徐日昇的四站式风琴(PEK1680 )2。Maglioccola和王廉明使用CAD软件来处理南堂这一问题,尤其着力了解和记录如今收藏于里斯本的图纸(Maglioccola与王廉明,2011年)。笔者与同事Cealwyn Tagle合作使用相同的流程来重构1680年制作的管风琴。南堂塔可能是整个音板、风管和风箱所在的地方,而管风琴控制台本身可能建在墙上的某个平台上。
图2 Tagle和Urrows重建的PEK1680(徐日昇制作)模型图
制作这些图像,或删除现存的乐器记录中存疑的图像,是令人振奋的体验。正如利玛窦的肇庆房屋及南堂的视觉重建一样,这让我不仅能进入南堂教会里面,还能进入一个共鸣的空间,爬上风琴廊,想象自己坐在那里演奏风琴。
6.
至于第三个产生共鸣的例子要回溯到两个世纪之前,在1814年后“新合作伙伴”关系的背景下,耶稣会得以重建。当时中国和西方处于复杂且紧张的通商口岸时代,上海是两方关注的焦点。这一共鸣的来源并不如利玛窦和徐日昇的例子那样广为人知:他们是法国的耶稣会信徒François Ravary与Hippolyte Basuiau。Ravary于1856年来到中国,而Basuiau九年后也随之而来。在这九年里,Ravary与Basuiau一直保持着密切的通信联系,这些信件现在部分保留了下来, 存于旺夫的法国耶稣会档案中。
从Ravary的信件及其他江南耶稣会的历史资料中,笔者汇总了Ravary将音乐作为文化交汇点这一愿景的深远意义和独创性。Rav a r y在上海的第一年组建了(一)个礼拜唱诗班,唱诗班里面加入了不同文化的小调合奏,两支笛子与两个笙。汉语礼拜与拉丁文化相融,部分肇始于18世纪中期在北京的钱德明(Jean-Joseph Marie Amiot)。Ravary于1857年在徐家汇成立了中国的第一支铜管乐队。而当时Basuiau仍在欧洲比利时布鲁盖莱特的耶稣会修道院内,他的任务是为Ravary找到多余的乐器。3
撇除时序性的问题,Ra v a r y的乐队向我们展示了一些意想不到的东西。它证明了耶稣会为西方音乐在中国的发展开辟了空间。但也展现了西方音乐“中国化”的一个方式。“中国化”的部分原因是耶稣会希望避免以纯粹的西方文化形式来呈现基督教信息,还有部分是由于它也希望避免以纯粹的宗教模式来呈现西方文化。音乐及其他广义上的艺术进而成为文化的交汇点,而这在其他领域是很难实现的。乐队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当地和全球同时互动的重要例子,被称为历史交叉点或“交叉的历史”(Kaufman与North,2010年,第3页)。这种东西方混合的乐队表明,产生共鸣之前并非(现在也不是)单向活动:它可以且能够同时指代两种独立且差异化的文化系统或“受众”。
7.
虽然新闻工作者将客体、传统及受众看作是共鸣的组成部分,但他们也认为共鸣是可以人为产生的。也就是说,从共鸣本体论来看,共鸣是一种特性而不是一种性质。事物在与观众及其感受的关系之间产生共鸣,它们本身是不具有共鸣的。这就引出了如何评估共鸣的问题。比如说,在当今亚洲耶稣会的背景下,是否有可能产生新的共鸣?当耶稣会是客体,而传统与受众是我们(无论我们是否为罗马天主教徒)的时候,这种共鸣就有可能产生。我们都会因为Gauvin Bailey所说的“他们对教育和灵活性的承诺”而对耶稣会持较高的敬意,这一点就足以“让它们比之前的任何秩序更能深入地参与世俗社会和人文主义中”。耶稣会中的教徒可以感受到高雅文化(欧洲或非欧洲文化)的热情,并希望向受众传达这种热情。这就是为什么即使耶稣会十分清楚他们的牧诗局限性,他们仍然满足于不惜任何代价来延长哪怕只是文化层面上的对话(Bailey,G.A.,1999年)。这一文化层面至今仍是耶稣会的一大显著特点。
艺术可能开始的确是以文化包袱的形式存在,但正如笔者一直在努力指出的那样, 这种包袱并非完全没有价值、意义或积极的品质。我们仍然生活在大移民时代:难民过去几年大量涌入欧洲,对大众而言带来了具有挑战性的新现实。过去几十年间,中国的农村人口显著减少,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居住在沿海城市。深圳创下了有史以来成为“大城市”(人口超过1,000万的城市)的最快纪录。香港的居民约800万,而2015年其游客人数就达到了5,930万。这近6,000万的游客中有4,650万人都是来自中国大陆。
600多年来,我们居住的世界一直处在一个动态的全球运动中。有时候这种运动是受欢迎的,但更多的时候不是。有时候这种运动是自愿的,但更多的时候不是。调解这一运动带来的压力从来不是一件易事。但是,在跨文化对抗已经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维度的世界里,当我们试图弄清楚应当做什么的时候,文化,尤其是艺术,成为耶稣会唤起当今的我们及过去的受众共鸣的策略。虽然我们无法将1 7世纪至1 9世纪的中国国情与21世纪的欧美情况进行比较,但我们可以试着以旁观者的身份来看看哪些行得通,哪些行不通。之后,我们就能走上心理的、情感的及精神的内心旅程。这些也容易引起共鸣。本文的目的是鼓励当代人更广泛地思考文化、传统和艺术,以及这三件事物的哪些突出方面会对个人产生共鸣。所以当你看到或听到能“触动心弦”的事物时,你得感谢文化共鸣,尝试成为这种共鸣持续下去的进程中的一部分,去继承那些能够在当一切似乎都无效时通过艺术找到了人与人之间的交汇点的伟人的优良传统。
1 为清楚起见,笔者对Maglioccola的论文原文“利玛窦和中国的欲望”进行了部分编辑。
2 “PEK1680”是中国管风琴项目数据库中该管风琴的普查标识。
3 在1857年至1858年的冬天,上海出版的一张专辑《Chinois》中有一张Ravary乐队的照片。它可以在盖蒂研究所的网站(Getty Research Institute,2012年,第83页)上找到。
David Francis Urrows,中国管风琴项目, 香港浸会大学,香港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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