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教育开启我们的心智，使我们不断接受新的见解、技能、价值观和信仰。然而，接受教育的机会似乎越来越局限于特权俱乐部，而社会的大部分群体却不可企及。鉴于此，《澳门利氏学社学刊》第三期就教育如何更充分面向广大社会群体的利益，而非成为地位、权力和金钱至上的封闭王国的专利进行了探讨。例如，国际高校的评级和排名似乎参考了许多指标，强调教学质量、财政资源和研究实力。然而，众所周知，某些机构仅把橄榄枝抛给那些由金钱和权力网络交织而成的专属俱乐部，这恐怕才是关键的因素。学生们的抱负越来越窄，仅关注权力和金钱，最关心的无非是毕业后预期的起步薪水。1
埃德蒙德-厄提出了一种基于追求智慧的教育方法，他看重以共同利益为导向，基于儒家价值观的人文教育框架内的人性和仁义。人文教育授人以智慧，而不仅仅是一个装满各种有用技能的工具箱。追求智慧确实为学生认识和发展自己的才能和专长开拓了空间。厄的文章帮助我们认识到这一目标在儒家经典中是多么地根深蒂固。
开发智慧需要在儿童发展早期就开始。梅谦立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历史视角，他研究了意大利耶稣会士高一志（1566-1640）的一篇基本论著《童幼教育》，该论著强调了当地社区的作用。高一志与一个韩氏家族合作，支持创办了一个教育项目，其主要目的不是为了天主教会，而是为山西绛州的当地社区谋福利。《童幼教育》提倡充分融合儒家思想，来培养性格，培育美德，融入了语言、符号和人物方面的大量教学内容，丰富了当时的地方文化。其结果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建立起一个新的教育框架，能够与外国文化交流价值观和语言符号。这种跨文化教育模式在今天看来仍具有重大意义。
上海和河北一些最成功的中学，其根源都可以追溯至类似高一志这样的传教士们在教育上所做的努力。他们试图用西方国家的符号、人物和语言来丰富传统的儒家文化，并在课程中加入音乐和诗歌等创造性元素。当学生们将他们在儒家思想框架下的传统根源与西方传统智慧和社会创新作比较时，他们的创造力不断受到激发和挑战。
杨恒达和丹尼斯·麦卡恩从儒家道德领导力的视角出发提出了一种学习方式，并着重介绍了几大关键因素。这种道德领导力在道德高尚的人物，即所谓的“君子”身上发挥到淋漓尽致，他们的首要任务是服务于广大社会的利益。他们激发我们超越立法或公共政策改革的学习过程，要求我们形成植根于儒家经典等传统智慧的健全的道德价值观。他们明确侧重于道德领导力的培养，并提供了实践法则，任何想要发挥领导力作用的人都必须内化这些法则。这种培养还必须包含对内在和谐与安宁的追求，以便让恭、敬、惠、义等美德流传（《论语》5:16）。君子的榜样可以激发他人的善行，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信任他或她，与其合作，追求共同利益。最后，共同利益，如果它是真正的共同利益，将从道德领袖和其追随者的互动中自然产生，他们将自由地联合起来，因为他们对实现真正的共同利益有着共同的兴趣。
杨和麦卡恩对儒家道德领导的描述引导我们进一步探索儒家的另一个关键词，即“孝”，这一概念在当今社会可能受到严峻的考验。马克·普夫帕夫注意到当今养老院入住率不断上升，并提出这种趋势是否在某种程度上破坏了孝道的实践。如果子女请父母去养老院，因为他们觉得养老院可以提供更好的生活质量，这是否显示了缺乏孝道所要求的互惠性? 有些人可能觉得他们的孩子抛弃了他们，不尽孝道。另一些人则持不同看法，因为他们认为养老院是一个不可避免的发展趋势。值得注意的是，许多转向养老院的都是中国所谓的高净值人士。许多父母觉得自己被遗忘了，抱怨他们的子女很少或根本不去看望他们。不出所料，普夫帕夫告诉我们，中国已经通过了一项新法律，将每月探望父母作为法律要求。
如今的现实似乎与儒家教育哲学的基本人类学原理相去甚远。为了挑战这一假设，白利民分析了詹姆斯·莱格（1815-1897）对儒家孝道的基督教诠释理论。每个人生来都具美德，尽管这种美德因人的天赋而异。因此教育的任务是锤炼一个人的先天禀赋使其美德得以彰显（明德）。个人美德的彰显能够引导他人走上修身之道。个体的教育可以促进群体的道德发展，这种发展可以延伸到国内、政治领域和全球范围。成人学习的意义在于懂得如何培养高尚的品德。一个人具备高尚的品德，便可以培养他人的品格。帮助他人不断成长最终便能带来最高的或共同的利益。虽然法律上的要求最终可能会被证明对促进人们行孝尽孝毫无用处，但是品格教育却不啻为促使人们致力于共同利益的一个关键因素。
在儒家思想中，“仁”是一个很重要的概念，指善良、仁慈和博爱的美德。不具备“仁”的美德，便不可能成为“君子”。因此，汉语中的“人”在深层含义中蕴含着对人性的尊重。中国教育最初是为了培养儿童的人性。或许，在英语中“human（人）”和“humane（人道）”这两个形似的词在意义上也有共通之处。
伊夫•凡德讨论了中国对雅斯贝斯的 “轴心时代”思想的诠释，并令人信服地论证了在植根于人性尊严、诚信、平等和自治这些“普世价值”的不同文化中，存在一种融合。通过研究中国学者对雅斯贝斯的解读，凡德认为儒家思想经历了道德内化和合理化的漫长过程，这个过程最初是由实践理性驱动的。例如，正如余英时所指出的，“天”不含神论意义，而是一种道德责任。天人之间的媒介由“事神”的“巫”转变为“修身”：通过一个人的“心”来实现天人合一（余, 2014: 31）。无论这些洞见为我们开辟了怎样清晰的前进道路，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儒家教育——像所有其他追求共同利益的传统智慧一样——在实践中往往无法实现其目标。
尤金•吉泽尔特别提出了四条“实用”的建议，用以对抗可能会阻碍人们追求共同利益的冷漠或怀旧情绪。他认为，我们需要——就像体育教练一样——教人们保持灵活。关于“如何学习”他得出了一些重要的经验。首先，好奇开启了求知的欲望：“好奇不会杀死猫，无聊才会。” 要想学习，一个人必须对一个目标主题或任何主题感兴趣。第二个关键词是情感兴趣，它能保持一个人的注意力。一种情感的热情必然会激发我们的求知欲。毅力则给予人一种情绪和智力上的弹性，这种弹性通过反复成功地完成某个任务可以获得。毅力支持着我们不断探索。最后，从学习过程中产生共鸣，“家族相似性”得到强化，与每个新发现建立起连续性。我们可以将其社会化并内化。我们也可以把它和其他已知的事实联系起来。我们还必须学会如何抵抗恐惧、失去动力或逃避“新事物”的挑战。吉泽尔引用了洛杉矶的EG Homeboy Industries公司的例子，该公司帮助街头一些天资聪慧的孩子脱离帮派，“抹去”他们身上的秘密纹身，教育他们，并为他们提供机会在Homeboy自己的企业中锻炼他们掌握的新技能。
在本期的采访中，欧洲主教团委员会主席，卢森堡总主教霍利里敕讲述了他多年来与东京上智大学的学生们在泰国一个偏远村庄开展的服务学习项目的经历。这种对乡村的接触在一些学生中激起了深刻的文化冲击和背井离乡的深切感受。他们即将开始为期一年的“求职”之旅，即从学生身份过渡到未来的职业生涯。当然，他们主要关注于找到理想的工作，并被帮助学会如何做出选择，比如说，有一些工作薪水高，但是令你无暇顾及家人，另一些工作薪水低，但是你能有时间陪伴家人，承担起其他责任，那么，该如何选择呢。教育者的关键作用恰恰在于不告诉他们应该怎么做，而是让他们能够自己做出选择，例如决定选择在棚户区从事一年的志愿工作，因为这将有利于更大的社会利益。
像霍利里敕大主教这样的智者所组织的服务学习想要克服的是什么呢？我们用德国社会学家格哈德·舒尔茨提出的一个术语“Erlebnisgesellschaft”（情感利益社会）便很容易理解。这个词被通俗地和科学地用来描述一种文化，这种文化把享乐放在首位，只关心享乐的目标即刻得到满足，而无视团结、努力、耐心和禁欲牺牲等美德。服务学习为学生们提供了摆脱“Erlebnisgesellschaft”（情感利益社会）的机会，否则，他们可能会陷入一种只知道尽可能地享乐的生活中。
本刊第三期的文章，可看作从亚里士多德和儒家的角度来重新定义“Erlebnisgesellschaft”（情感利益社会）的假设，从中可以产生一种新的教育模式，重新注重培养美德，激发人们成为道德领导的榜样以实现“Eudaimonia”（幸福），即我们对个人和社会的满足和幸福的共同愿景。当教育者和学生真正被这一愿景所激励的现实生活体验所触动时，他们才能够走出偏见的束缚，走出他们所受教育的“固定观念”，对自己的才能和职业有更好的认识。这个过程需要具备批判性思维的能力，使我们能够发现个人或特定群体的行为是如何被欺骗和操纵的。将亚里士多德和儒家培养美德的途径真正结合起来，可以帮助我们从社会和个人的危机经历中获得特殊的学习机会，揭开谎言，了解关于我们自己以及我们所处的世界的真相。这就是我们所追求的社会创新。
1 我对大学排名的具体批评主要针对它们对学生动机的扭曲影响，这进一步削弱了人们对教育是为了共同利益的期望。对此不同角度的批评已越来越多。其中一个最能说明问题的是，这种基于统计的比较涉及到方法论问题（Woodhouse, 2008）。另一方面，很明显，在中国，人们正努力认识到大学排名所引起的焦虑，并正有效地解决这些挑战。要了解有关背景，推荐阅读Henri-Claude de Bettignies发表在本刊第一期和第二期上的研究报告：《在全球背景下培养负责任的中国领导人》（de Betting¬nies, 2017：68-78）以及《培养负责任的中国领导人：如何同时“行善力量”?》（de Bettignies, 2018：97-110）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参考资料
de Bettignies, H.C., (2017). “Developing Responsible Leaders in China Within a Global Context”. The Journal of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Issue 1, 68-78.
(2018). “Developing Responsible Leaders in China: Beyond Compliance Toward Becoming a “Force For Good”? The Journal of the Macau Ricci Institute, Issue 2, 97-110)
Schulze, G. (2000). Die Erlebnisgesellschaft: Kultursoziologie der Gegenwart. Frankfurt a. M.: Campus Verlag.
Woodhouse, D. (September 7, 2008). GLOBAL: University rankings meaningless. University World News. Issue No. 43. Accessed online at http://www.universityworldnews.com/article.php?story=20080904152335140
Yu, Y. (2014). 余英时《论天人之际：中国古代思想起源试探》，台北：台湾联经。Yu Yingshi: Luntianzhiji: zhongguogudaisixiangqiyuanshishen. Taipei: Taiwan Lianjing Publishing House. (Research into the origin of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