濮漠泉
摘要
中国正在进入老龄化社会。退休人口与劳动人口的比例不断升高，家庭规模持续缩小，这给中国劳动人口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许多劳动人口不得不赡养退休的长辈。在中国，传统的父母子女互惠关系被称为孝道。然而，随着社会环境和人口结构的不断变化，如何在21世纪的今天践行孝道，实际的践行情况究竟如何，这些值得我们反思。本文主要介绍在新世纪的今天，孝道所面临的机遇与伦理挑战，旨在探索维持父母子女互惠关系的新选择。
21世纪的孝道
“如果将来我的孩子把我送进了养老院，我会感觉自己被抛弃了。”——黄良宝，83岁。
居住在上海的黄女士有儿孙承欢膝下，晚年生活并不孤单（范，2017）。在中国，养老院等养老机构并不受欢迎，许多人希望年老时能有儿孙照顾。这种父母子女的互惠关系是孝道传统的体现，父母将孩子养大成人，希冀孩子在自己年老时行使赡养义务。然而，时代的变迁产生了一些新的趋势，传统孝道的实践性和可行性面临巨大挑战，至少对现阶段行孝方式来说是这样的。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象加剧。2014年，60岁以上人口数量为2.12亿；预计到205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至4.8亿，甚至9.6亿（新华社，2015）。联合国研究发现，2015年中国每100位劳动人口中有16位退休人士；他们预测到2025年，这个数字会上升到64（格里菲思，2014）。全国老龄办常务副主任王建军表示，中国老龄化进入快速发展期，这将对国家公共政策产生巨大的影响，例如，需要进一步规范国有养老事业（新华社，2015）。
造成这种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中国自1979年开始推行的独生子女政策，该政策现在正在改革阶段。35年来，独生子女政策有效抑制了大多数家庭“多生”的现象。同时导致了现今的“421”问题，即四个老人、一对夫妻、一个孩子。虽然并不是所有的家庭都存在这个问题，但有相当多的家庭都面临“421”困境。也正因为此，传统孝道的践行和跨代生活模式1变得难以为继（格林，2014）。原因有三：其一，在学生和青年从业者中，存在农村迁往城市的趋势。越来越多出身农村的年轻人开始在城市（及海外）接受教育并就业，而他们的父母、祖父母通常留在老家。其二，即便这些人住得离父母、祖父母很近，买房赡养老人——永远做到随叫随到也变得越来越不现实。这是因为在一个家庭里，老年人的数量和劳动人口的数量不相匹配（格林，2014）。其三，如果一个家庭只有一个孩子（甚至多个孩子），会很难承担父母、祖父母高昂的看病吃药花费。例如，黄良宝的女儿范岩表示，“只有请专人照顾我的母亲，我和弟兄们才放心”（范，2017）。
除了上面的原因，医疗水平的提高使得中国人人均寿命增长也是一个重要因素。1970年，中国人均寿命为59岁，到2016年，人均寿命超过76岁（世界银行，2018）。随着退休人口的寿命越来越长，以及独生子女政策的持续影响，是时候重新审视相关的国家政策了。北京诚和敬养老集团主任罗珊珍表示：
未来15年，随着独生子女政策影响下的第一代父母进入70至80岁，他们对专业护理的需求会增加，养老社区，尤其是高档住宅将面临很大需求。（范，2017）
高档养老公寓极有可能是最先或最快实现增长的。罗珊珍发现北京地区的富人和高学历人群对养老态度的转变，很多人认为在高档养老社区养老会给退休生活带来很多乐趣。之所以产生这种转变，除了因为高档养老社区的服务水平和高质量生活，还因为他们和自己的子孙生活在一起难以得到同样的照料。根据罗珊珍的说法，
未来几年，人口结构的变化会对高档养老社区提出越来越多的需求。独生子女政策是1979年开始推行的，这意味着将有越来越多的老人需要日常照料，而再也没有那种能提供这种照料的传统大家庭了。（范，2017）
罗珊珍对未来的高档养老社区提出了美好的设想，这些社区应该满足人们对高端生活的向往：
为争取北京某高档养老公寓的居住资格，老年人需要排队等候。二、三线城市也开始挖掘养老市场。这些养老机构为老年人量身定制了丰富多样的服务，如日常护理、娱乐、锻炼、旅游以及英语、书法、针织等培训课程。（范，2017）
如果中国的高端养老和退休社区市场前景向好，那么低端养老市场的情况又将如何呢？政府表示这类人群是国家的优先服务对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兼秘书长李建国早在2011年就公开表示，必须大幅提高（政府拨款）养老床位的数量，他的承诺落在了实处。2012年养老床位的数量大约为400万张；2015年这个数字增加到670万，而且仍在持续增长（纳尔逊，2012）。大部分增长都面向贫困人口，政府表示贫困人口是最需要帮助的群体。
然而，除了需要向低收入群体提供合格的养老设施外，人们的观念也需要改变。范代她的母亲说道，“我母亲不愿意去养老院，她觉得养老院都是公家经营的简陋房屋，设施陈旧破败。”（范，2017）。
随着高档养老社区的发展，优质餐饮及娱乐设施的配备齐全，以及越来越多老年人（无论经济状况如何）选择在养老院安度晚年，像范母这样的传统养老观念开始慢慢消失。另外一个原因是社交需求。相比于生活在同龄人中间，独自生活有一定的风险。生活在北京安康老年疗养中心的高兰芝今年75岁，她说自己无法忍受一个人住，即便在膝盖手术后请了家庭护士陪护，也不行。在搬去养老院后，她和另外200多位老年人生活在一起，生活非常幸福：“这个地方既安静又安心，我能做我喜欢做的事，还可以结识更多同龄人”（新华社，2015）。
尽管养老院具有一定的社会吸引力，但目前的服务水平仍然有限。根据新华社的调查（2015），“中国养老护理行业处在合格人才欠缺的尴尬境地。”民政部制定了老年护工的国家从业标准；然而，总计100万从业者中仅有4万不到的护工满足国家标准。像高女士这样的潜在客户在选择一家护理中心或养老院时，必须做大量的事先调查，包括护工是否耐心、以及护工的知识和专注度都是他们考察的重点。安康老年疗养中心主任胡同伟坦言，他们疗养中心一共有24名工作人员，“其中大部分没有接受过专业的养老服务培训”。但是随着养老行业的蓬勃兴起，对专业护工的需求越来越大，未来合格护工和不合格护工的悬殊比例可能会逐渐缩小。高女士表示，“国家是时候提高对养老护工的培训力度了。”（新华社，2015）
21世纪中国的孝道伦理
养老行业的发展对于孝道传统意味着什么呢？孝道是儒家社会关系的基础，父慈子孝传达了儒家互惠价值观。汉字“孝”由两部分组成，上面代表“老”，下面代表“子”，即儿子。寓意是子女应当背负父母，现实意义是子女做事情应当遵从父母的指导（特翁，2018）。子女为什么要按照父母的意见行事，原因是父母将孩子抚养成人，为孩子的成长做出牺牲（提供居所、食物、教育机会及精神支持）。所以，子女孝敬父母是对父母付出的回馈，也就是在体现互惠的价值观并延续孝道的传统。
随着子女长大成人，他们可以用很多方式表达对父母的关怀和回馈，具体取决于家庭资源、生活方式和父母的需求。然而，纵观历史，孝道的践行一直依托于一个共同背景，即跨代家庭。正如我们之前提到的，跨代家庭指的是祖孙几代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举个例子，一个家庭可能包含祖父母、父母和孩子（格恩，2014）。当然也有可能是这种情况——父母在老房子里长大成人，从祖父母那里继承房产，之后又传给自己的孩子。这种对房屋的继承和传承强化了跨代家庭模式，在奉行孝道的案例中屡见不鲜。
当前养老院入院率的提高是否会扰乱传统的孝道？如果子女出于养老院可以提高父母生活质量的考虑，建议父母在养老院或退休之家颐养天年，这是否可以被视为“不孝”？有些人，如黄女士，认为答案是肯定的。他们会觉得子女这样做是抛弃自己，是不履行赡养义务的表现。但也有很多人不这样认为。值得注意的是，多数愿意去养老院的人都是中国所谓的“高净值人群”。根据弗洛拉的说法（2016），
中国“高净值人群”对养老社区的喜爱在去年一年增长了87%。共有28%的高净值人群将“中高端养老院”纳入个人退休计划，这个数字较2015年的15%略有增长。相应地，计划退休后在家安度晚年的人口从2015年的77%下降到2016年的57%。
对那些即将退休的“高净值人群”，之所以青睐养老院，有两个基本原因：不希望给孩子添麻烦，希望得到随叫随到的优质医疗服务。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孩子无需履行赡养义务。弗洛拉认为（2016），
虽然有更多富有的退休人士选择不和子女生活在一起，但他们仍能得到孩子的悉心照顾。目前，老年人退休后医疗生活费用的大部分由个人储蓄（37%）、子女支出（30%）和社会保险（30%）共同承担，商业保险仅承担其中的2%。
子女不仅承担着相当高的父母退休后医疗生活花费，他们还会利用现代通信技术和父母保持紧密的联系：“现代技术，尤其是社交网络，使父母和孩子的距离更近了（新华社，2015）。”
高兰芝表示，“尽管自己的女儿生活在国外，她从未感觉到孤独和害怕。”这种亲密感，虽然不能等同于共同生活的亲密无间，却可以借助微信等智能手机应用得以提升。那些新技术非常行之有效，帮助实现子女和父母的日常联系，政府及微信开发商——腾讯等科技公司正在积极研发新技术，希望将新技术纳入养老护理的过程中。
中国的老年人拥有越来越多的电子产品……很多人能够使用智能手机的应用程序。中国的科技公司正在进行一些尝试——运用互联网大数据将老年人及其亲属、社区和医院串联起来。健康指数等日常生活数据被搜集起来，并通过可穿戴设备上传至云平台，这样一来，家属即使相隔千山万水，仍可以及时接收更新信息。2013年，国务院要求地方政府鼓励扶持地方企业用互联网等新技术装备养老业（新华社，2015）。
21世纪中国孝道的践行
如果说养老院计划在高收入人群中前景向好，那么广大低收入人群呢？中国政府已经公开表示，养老行业在发展过程中必须重点关注那些最需要养老居住和服务的人群。中国老龄科学研究中心主任吴玉韶相信，
应当建立筛查机制，保证需求最高的人群能接受这些服务。如果没有老年人身体及经济条件筛选机制，那么有钱并且健康的人将占用养老资源……那些无力独自生活、经济困难的人会被隔绝出去。（新华社，2015）
只有养老床位的数量，尤其是国营养老床位的数量达到一定水平，上述筛查机制才会变得可有可无，在现阶段必须合理分配养老床位，重点关注需求人群。对于仅靠一己之力无法很好地照顾父母的年轻人，这一政策满足了他们希望父母得到照料，对父母行孝的愿望。
政府和养老行业还应当做些什么，来延续传统的孝文化呢？在中国需要关注的一个重点领域是立法，立法可以帮助行孝方式实现从过时的跨代家庭模式到公立或私立的养老机构的转变，哪怕只是短期的帮助。这种转变催生了很多不确定性，例如养老机构的护理水平，以及选择在养老机构养老会不会影响父母子女的孝道关系。有效的制度可以帮助潜在的养老机构住户树立信心，让他们相信自己的子女会在养老院以外的地方和他们共同生活。这些法律法规的制定可以确保和谐的父母子女关系，实现孔子在《论语》里的美好设想。
有一项法案涉及数字技术的应用。考虑到中国家庭的数字技术覆盖率2（在线数据网站，日期不详），国家预计出台一项法规，规定新建养老机构必须配备适当的数字技术，保证住户与子女的日常交流。“高净值人群”或许已经为父母做好了数字技术准备3，但国家政策更应关注贫困老人的养老需求，他们中的许多人甚至没有智能手机、电脑和平板电脑（新华社，2015）。例如，政策可以规定养老机构的每个房间都应配备基本的智能手机和互联网接入，要求工作人员对住户进行微信等应用程序的使用培训。
另一种方式是鼓励子女参与养老院活动，例如做饭、散步、定期陪父母参与社区课程。当然这一点取决于子女与父母的地理距离。但就子女而言，到养老院照看父母是符合孝道规范的一种方式，要给子女提供照顾父母的机会。对于地理距离较远的子女，每周至少要有一次（微信等）视频通话，这可以帮助父母减少被抛弃的担忧。
中国正在经历一场转变，不仅是社会学意义上的，也包括对传统价值观的理解和实践。孝道传统也处在转变之中。我们不禁期待，中国的老年人能得到应有的照顾和服务。正如黄良宝所言，
“我想体面地度过晚年。”（范，2017）
1 跨代生活模式即几代人一辈子都生活在同一个屋檐下。
2 2017年，56%的中国人口拥有智能手机，2019年这个数字预计达到63.3%，目前这个数字没有停滞的迹象。
3 以高兰芝为例，她有两台智能手机，一台iPad。
濮漠泉, 案例研究部主任，北京&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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