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尼斯专访 Rev. Dr. Jean-Claude Hollerich, S.J.
《澳门利氏学社社刊》收录了澳门利氏学社对部分专家学者、商界领袖等专业人士的采访记录，这些人对中国大陆、澳门、香港及东南亚地区正在发生的变化秉持积极的态度。本文是这些采访中的第三个，采访对象是卢森堡大主教、日本东京上智大学主管国际关系的前副校长、神父让·克劳德·霍勒利希博士。在2017年11月23日至24日澳门利氏学社和澳门圣约瑟大学联合举办的“公益教育”年度研讨会上，霍勒利希博士进行了一场名为“日本上智大学服务习得：案例研究”的演讲。在下面的采访中，我们不仅讨论了上智大学的服务习得项目及其对参与者的影响，还讨论了霍勒利希博士在担任卢森堡大主教期间开展类似项目的种种努力。霍勒利希博士认为，在帮助提升学生的公益服务意识及对公益服务意识的贡献这一点上，服务习得是一项非常重要的教育资源。在这篇文章中，他将告诉我们他这么认为的原因。
DPM（采访者）：您在澳门利氏学社年会上的演讲的主题是“日本上智大学服务习得” ，您能不能告诉我们更多关于这个项目的信息，以及您在项目组织中所扮演的角色？JCH（让·克劳德·霍勒利希，受访者）:我在上智大学任教已有17年之久，离职前的最后四年我曾担任学校副校长及董事会成员。上智大学的校训是“为了他人，与他人共存。”“与他人共存”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我们生活在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个人主义日渐兴起，学生不善于真正的（人际）交往。但是，人们总能在现实中发现上帝的身影，所以我们必须为学生打开联系他人的大门，出于这点原因我为学生组织了泰国游学项目。
我们这个项目的主要部分集中在一个名叫磐喜村的小村落。那里生活着克伦族人（事实上这是一个新教徒村庄）。磐喜村在泰缅边境，接近泰国湄宏順府。学生都来自日本上智大学，去那里意味着他们要丢掉以往的个人习惯，离开舒适的生活环境，进入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那里没有真正意义上的道路，我们只能用几辆吉普车运送学生。磐喜村坐落在1280米的高山上。
周边村落也生活着克伦族人。我们在磐喜村种地耕田，每个克伦族家庭收留两至三个学生。起先，我带去了10个学生，后来每次活动的参与者都维持在20人左右。对许多学生说，这是场真正的文化冲击。我仍然记得，到那的第一天晚上，就有一个女学生哭了，因为日本女孩非常喜欢化妆，但是她没有镜子，她需要镜子来打扮漂漂亮亮，没有镜子就很沮丧。不能好好打扮，就非常沮丧地哭了。后来离开这个村子的时候，这个女孩又哭了——而且不仅是她，所有的学生，男生女生都哭了——因为他们对这里产生了很深的感情，他们不想离开。
DPM:你们平均每次活动会在村子里待多久？
JCH：10天左右。各个家庭都非常友善，都是真心实意地对待我们的学生。学生们在那里体验到了东京现代化生活不具备的许多元素。村民向他们展示了一种劳作方式。他们仍然使用轮种。每年会烧毁一部分森林，用来作为稻田。但是他们这么做是依据自然规律的。4年后你就不会知道以前的稻田在哪里。他们还种植各种各样的蔬菜，以及用来制作衣服纤维作物。
我们到达那里时，田地的保养正在进行中，所以年轻人可以在家工作。学生们被叫去村里的小学教小孩子一些英语。也许这不是学习这门语言的最佳方法。我的学生在日本人当中相当擅长英语，而且要比兴高采烈欢迎这些来访者的当地孩子好得多。我的学生也教授基础算术。克伦族的孩子有着惊人的记忆力，他们可以牢记学到的一切。
我每天都会到新教教堂做弥撒，所有的孩子都会来围观。我会教他们一些歌曲，如《哈利路亚》或其他圣歌。后来当我带更多的学生回来时，孩子们会给我唱当时学过的歌。他们的记忆力非常好。当地人非常忠于他们的教会，每周做两次礼拜，周日甚至全天都待在教堂里。村里的大事都会在教堂进行，例如土地的分配。我记得有一个年轻寡妇凭一人之力不够供养全家，人们就到田里替她耕种，保证她们家有充足的稻米以生存。
学生们渐渐习惯了与村民一起生活。我们在那儿的那段时间，每天晚上都会互相分享一些事情。由于语言障碍，沟通起来并没那么容易。有些学生说日语，我翻译成英语，我们的泰国导游再翻译成泰语，一个年轻村民再翻译成克伦语。他们的沟通意愿非常强烈。但是语言不足以描述东京的现代生活，所以我们也用图纸来展示都市生活。当然，相比于城市生活，他们更喜欢住在村里。在这里，要忘记大城市的生活非常容易。
在村里住了10天后，我们回到了清迈的耶稣会退修院。在那儿我们为非基督教徒做了一场退修 （因为我的学生大部分都不是基督教徒）。我让他们在日记里默默写出自己的反思——从这次经历里学到了什么，对他们来说什么是重要的——以便这不止是又一次短暂的经验，而且使他们以后做的决定会有所不同。
DPM:会使他们有什么样的不同呢？
JCH：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是大四学生，未来一年的时间将面临求职的问题，实现学生身份到职场人身份的转变。当然，他们的重心在于找到一份好工作，我想做的是帮助他们学习如何做选择，例如，面对两份工作——一份收入丰厚但没有时间陪家人，一份收入虽少，但有充足时间履行家庭或其他社会责任，此时应如何抉择？我会让他们自己做决定，不是告诉他们怎么做，因为每个人的经验不同，我的经验是我自己的，但做决定的人是他们，其中有些人决定先做一年的志愿工作。他们如此重视泰国之行，并将其融入了自己的人生，这一点让我非常感动。
11月澳门研讨会结束后，我回到日本，在那儿遇到了一对年轻夫妇，丈夫曾参与过克伦村项目。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喝了点酒，他仍然会唱当时在村里学到的几首歌曲。
DPM:我们是不是可以从您所说的话中来概括一下“服务习得”，也就是说，学生有村落生活的经历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之后他们有时间对那段经历进行反思。
JCH：是的。这只是众多能给予人启发的人生经历之一。他们并不缺人生经历，他们有的是经历，但他们缺的是能给自己人生留下深刻印记的经历。年轻人希望能帮助他人，他们很慷慨，但帮助他人本身也可能是件自私自利的行为：我是高人一等的，你应该接受我的帮助，你应该钦佩我，感谢我，等等。所以，首先要做到与他人在一起，向他人学习，融入他们的生活，不再是心底里只考虑自己的生活方式，而是要观察人们如何生活，发现他们珍视的东西，尝试理解他们，之后再和他们一起、为他们做些事情。
我们第一次到磐喜村的时候，当地的村民需要两个现代厕所，因为他们正在打造生态旅游村，打造工作才刚刚开始。每三周或许就有一个游客到访，想要在村里过夜。有一次他们发现有人想要睡在那里，那就也需要现代厕所。于是我们搞到了厕所，开始动手安装，当然，村民们帮助了我们。他们一小时内能做完我们一天才能完成的工作。如果你真的想为别人做些什么，你必须和他人一起动手，这才是人们真正欣赏的行为。
DPM:泰国和缅甸的克伦族有什么困难吗？
JCH：泰国是一个和平稳定的社会，但只有一部分克伦族村落被泰国人承认，且建有学校。另外一些村落不被认可，那里的村民仿佛不存在于世。在磐喜村，人们居住在泰缅边界一座1700米高的高山附近。山上长满了野生的白色兰花，人们喜欢高山，喜欢兰花，他们像是生活在一个美丽的自然公园里。
DPM: 所以除了您之前提到的生存农业，兰花的种植也是他们重要的经济来源。
JCH：那儿的人们和自然生活在一起，日出而“起”，日落而息，除此之外，他们无事可做。这对我的学生来说甚是新奇，因为在城市里，通常太阳升起时，他们还没起床，直到第二天的太阳升起前，他们还没睡觉。在村里，他们必须换成一种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不过他们是可以接受这种新方式的，年轻人适应性很强。他们可以认识到当地人和自然生活在一起。在大城市里，人们无法模仿村里的生活方式，但他们会开始反思我们的生活方式，学会如何更多一点尊重自然。我们甚至把这个项目搬到了卢森堡，去年夏天，我从卢森堡带去了一组团队。伴随着太阳初升，我们进行每日的晨间祷告；在太阳升起时，怀揣着对大自然的尊重开启新的一天。
DPM：正如您所言，我们不能将村庄的自然生活方式照搬到城市，但我们可以学着尊重自然……
JCH：我们似乎只提供了一种浪漫的人生体验，但对学生习以为常的都市生活习惯来说，却是莫大的挑战。
DPM：说得好。在推行服务习得项目时，你必须确保自己提供的不只是异国他乡或浪漫主义的新奇体验，更重要的是，要能对他们的人生产生积极的影响。
JCH：不过，用异域体验作切入点还是比较容易的。因为，当你把人们带到陌生的地方，当他们只能接受，不能逃离时，他们才能受到更深刻的触动。否则，人们会经常性逃离，或许当下你的身体在这，但心灵已经不知道飞到了何处。
DPM：不能逃离的时候，你只能敞开身心，拥抱人生转变的种种可能。
JCH：这也意味着你必须相信村里的人，相信他们可以教给一些东西。你也必须相信自己的学生。因为要和学生持续交流，你就必须相信他们。并不是因为我知道最后的结果，所以才希望他们经历这些，而是要把他们带到那儿，让他们自己挣扎，就像学游泳一样。而且我自己也要从他们的经历中进行学习。
DPM:您说“把他们带到那儿”，虽然最终结果不可预知，但他们将在挑战中成长？
JCH: 我有一种苏格拉底的功用。让学生发挥出他们已有的能力，而不是硬塞给他们。
DPM:自从您当上卢森堡大主教，您是否还能坚持推行服务习得项目？
JCH：今年是我担任卢森堡大主教的第7年，过去7年间，我曾将130位年轻人分成两组分别带去泰国学习。之所以把他们分成两组，是因为磐喜村很小，一次容不下那么多人。一组人兴建了一所穷人大学，就像上海郊区的耶稣会震旦大学。另一组建立了一所教堂。
DPM:所以您将您在上智大学开启的服务习得项目延续了下来，以卢森堡大主教的新身份带领年轻人投入这个项目，并与泰国磐喜村村民一起努力推动年轻人成长。您的新项目不再以大学为基础，而是以天主教堂为核心，继续服务泰国克伦族人民。到目前为止，您已经进行了两次努力，并将在2019年继续努力。
JCH：我们会继续在泰国推行这一项目。我们的有了一位新的教授，他曾经在亚洲发展银行工作，在老挝和我们一同完成了一个项目。现在，他将带领学生去湄公河上游所谓的“金三角地区”，到面向部落居民的新耶稣会学院——泽维尔学习中心进行学习。我们希望不仅得到上智大学，而且得到印度尼西亚的萨那塔达摩耶稣会大学的帮助。
DPM: 我对服务习得的影响还有一个疑问：项目结束后，您会做什么后续工作？您怎么评估项目成果，以教育领域“成果评估”的方式？
JCH: 我去日本时仍然会见这些人。他们非常忠实于各种关系。我刚见了一个毕业于庆应义塾大学的年轻人，他曾经参加过我们的项目。他有一份非常好的工作，干得很好。但他告诉我，他因为在泰国的经历而换了一份工作。
DPM:泰国项目给了他怎样的改变呢？
JCH：他换了份在东京的新工作，薪资虽然减少，但有了更多时间陪家人朋友。还有一个例子：我有个学生现在在一家日本银行工作，最初他以为乡下压力小，所以去了乡下工作，结果恰恰相反，乡下管理陈旧，压力比首都更大，要求也更高。他因此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他的妻子拯救了他，但他在泰国的经历给了他换工作和回到东京的勇气，现在他的工作压力减小，他们也有了一个漂亮的女儿，第二个孩子今年也要出生了。新工作给了他喘息的空间，使他重新认识到人生是美好的，人必须对自己的生活负责。
我们必须记住，快乐只能在人际交往中获得，除非你做沙漠中的僧侣，但大多数人做不了。我们相信每个男女都是上帝的形象，每个人都有向善之心。所以，我们必须首先认识自己的欲望，有些是好的，有些是好坏掺杂的，你必须学着鉴别。
DPM:是的。我非常相信，压抑欲望是不能带来快乐的，改变欲望才是快乐的源泉。这是将欲望提升到合适的事物那里。因为欲望，因为爱，我们伸出手去。
JCH：婚姻亦是如此。婚姻是美好而神圣的，不应被简单视为对性欲和混乱欲望的让步。
DPM:在与10或20人小组交流时，您是否发现，学生不仅从克伦族人身上学到了知识，他们也学会了用新的视角重新发现彼此？
JCH：那是当然。有时，夫妻二人通过这些经历重新发现了彼此，有时他们第一次尝试着聆听对方的故事，因为在磐喜村，晚上大家无事可做，没有灯光，没有电视，没有手机，人们有充足的时间进行交流。
DPM:这是公益之路的一部分。它不只是异域的、浪漫的，他们不只是在应对一个从未想像过的世界，而是以新的方式来面对这一切，形成将他们置于公益之路上的纽带和关系。
DPM: 您已经向我们证明了服务习得能够产生巨大的个人影响，比如影响人们如何选择职业、事业、真正意义的幸福、健康家庭生活的怀抱、家庭责任和工作责任的平衡等，从而对我们提出了挑战。你怎么考虑那一切同公益的关系？服务习得是一种集中和增强我们公益服务意识、意向的方式吗？
JCH：当然是的。首先，你将来自现代都市如东京的人和泰国山村的人聚集在一起，他们在彼此身上看到了共同的人性，发现了自我。我们认识到我不能以伤害泰国伙伴的方式实践自己的生活方式。服务习得经历告诉我们，我们现在必须把公益视为全球利益。不是美国优先，或卢森堡优先，而是世界优先，各自在相同基础上受到平等对待所有人优先。同样，环境问题亦是如此。我们必须将环境问题视为社会正义整体的一部分。正如教皇弗朗西斯一世在《赞美你》中提到，环境是天主教社会训导不可或缺的一个方面。我们不能只看到个人的肤浅私利，因为只有在服务大众时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快乐。我很喜欢这次会议，因为在会上我们把公益和许多方面进行了联系，展示了公益范围的宽广。
DPM:我认为，您的贡献是帮助我们找到了理解公益的经验基础。这个词太容易成为一种套话，成为另一种抽象话，但您向我们展示了如何构建一次农村和城市、城市和山村的经验。我们一起发现的是，我们不能再践行以他人利益为代价的生活方式，或者对他人的悲惨遭遇熟视无睹，而应当从全球公益出发保护环境，保护我们共同的家。
JCH：我们都需要一些引领我们走向公益的人生体验。借助人类大家庭，以及信仰团体，我们是可以实现这一期望的。今天的年轻人生活在一个欠缺这种体验，有太多纷纷扰扰，令人窒息的社会。他们急需新的不同的体验。服务习得项目可以提供这种机会，强化新的人生体验，帮助我们拓宽自己的思维和感知力。
卢森堡大主教让·克劳德·霍勒利希博士接受我社采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