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看到“一带一路”倡议（BRI）及其相关项目的庞大规模和多重维度，我们常常会想，如何才能应对如此复杂的问题：通过“一路”的六大全新陆上经济走廊以及穿海而过的海上“一带”的联结，全球各地间的相互联系愈发紧密。在广阔的领域之外，2013年“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真正具有创新意义的是其中倡导的互惠、和平合作、互学互鉴、互利共赢。正如盛迈堂 (Mike Thompson)在开篇文章中所讲，在一些国家对所谓的“债务陷阱外交”和过度依赖对环境有害的项目批评之声不断高涨的同时，2019年4月召开的最新一届“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坚持“开放包容”是一种力量源泉。在这些批评之外，我们对“一带一路”的看法将聚焦其精神实质，或者更确切地说，其文明承诺。正如杨教授（Yang）所追问：实现真正的“开放包容”需要什么条件？他指出一个反映了儒家互惠原则（“恕”）的关键价值观和机制的共同之处，即所有互惠互利的商业关系和技术转让的核心原则，应是使所有利益相关者获益。到目前为止，已经有125个国家在2013年至2018年底这段时间内与中国签署了173份合作文件，中国企业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直接投资超过900亿美元。(人民网, 2019)
一些国家仍对参与这一进程持谨慎态度，原因有很多。法律上的不确定性当然需要考虑在内，正如Lo Shiu Hing对“一带一路”沿线警方合作打击跨境犯罪的案例研究所表明: 如果来自台湾的毒贩、走私者、器官采集者在中国大陆被逮捕入狱，那么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适用呢，还是中国台湾法律适用呢?如果不同的法律体系相互矛盾，如何保证所有可能的利益相关者都能真正“开放获取”利益呢? 鉴于“一带一路”尚未明确定义，我们有充分理由提出下面的问题：不同利益相关者的最终目标是什么？甚至在潜在的受益者中，也有人发出了响亮的声音，他们指出，“一带一路”进程存在固有的法律不确定性，他们担心，在发生冲突的情况下，中国将作为较为强大的一方获益。这种恐惧的合法性和丛林法则一样古老。我想起了希腊历史学家修昔底德著名的《米洛斯对话》。在对话中，强大的雅典无视小岛屿米洛斯的合法权利，将法律作为强国的权利。但是杨恒达不是发出对“强权即公理”的嘲讽，而是探讨了支持“一带一路”人文发展的不同合作形式的精神原则。他的原则也反映了历史的教训:真正得到制度经济学确认的“人文学研究”，“繁衍出行为方式或礼仪，使互惠规范得以有效发挥作用，从而限制了面对道德风险的脆弱性。这种道德风险在15至16世纪使远距离贸易的回报保持低下水平……为信息共享和公共辩论设置激励机制、在辩论中有规则保障开放论证，这样的社会，在发展过程中具有相对优势”(Krug 1998, p.7)。坚持普遍的人文价值观不仅是正确的做法，也是长远看来最可能成功的策略。
在达成共同法律基础方面取得进展必须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关系和真正听取对方意见后愿意作出妥协的基础上。在当前美中经贸摩擦和简单的排外政策在世界各地日益占上风的背景下,“一带一路”强调道德和精神维度，这一点和完全信任中国朋友的利玛窦(1552 - 1610)表达的真正开放精神一脉相承。利玛窦慷慨地分享了他的自然科学知识，及其对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并复活的主的信仰。对中国语言和文化的深刻了解使利玛窦和其在中国的后继传教士成为“智者”，他们在与中国进行真正对话的过程中开辟了新的领域，并愿意充分分享西方科学在数学、几何和地图绘制方面的优势。同样，今天，培养“开放包容”的态度和行为，需要我们培养跨文化技能，以实现对中国文化的类似尊重，并相信冲突最终可以通过相互承认的争端解决程序和对话得到解决。罗德里克·奥布莱恩（Roderick O 'Brien）的文章向读者介绍了不同文化中的模范人物，他们应该被视为探索这种迫切需要的人文学研究的先驱，因为他们超越了既定的边界，即使遭遇挫折和阻碍，也坚持分享核心价值观。
利玛窦和其他传教士通过真诚友谊所取得的独一无二的突破，至今仍在中国社会的多个层面引起共鸣。米歇尔·安德森(Michelle Andersson)通过耶稣会士、清初三朝皇帝青睐的宫廷画家朱塞佩·伽斯底里奥内的艺术创作进一步深化了这一对话。艺术家对宫廷生活特色的关注，包括皇帝和他们的妻妾，以及环绕其左右美轮美奂的物品，在中国文化史上留下了美妙的印记。如果没有身居高位的朋友们持续不断的支持和关心，他不可能实现如此惊人的艺术成就。这些传教士正是古代丝绸之路的早期旅行者之一，我们也需要认识到，“一带一路”是一个与历史学习如何成功融合中西方元素的绝佳机会，是一个与中国人民发展互动网络和友谊纽带的新机遇。
沉浸在对古代丝绸之路的回忆中不应使我们忽视这样一个事实，即与中国的对话需要面向未来。唤起怀旧情感之外，“一带一路”的主要挑战在于，如此大规模的经济和金融项目能否在可持续增长模式下得以实现：正如迈克·汤普森所阐释, 只有经济增长建立在诚信、可靠、正直等共同价值观的基础上，“一带一路”的目标才可以实现。我们可以认为，如果缺乏对伦理价值观的承诺，“一带一路”最终可能导致对环境的肆意破坏，以及对人类尊严和人权的残酷漠视。
这种“社会”创新方式的一个关键试金石是“一带一路”参与者看待宗教的方式。“一带一路”贯穿伊斯兰社区所在的大片区域。由于一些极端主义团体及其在其他文化中的影响力日益增加，伊斯兰教经常被认为和基督教一样信徒众多，并常常被视为一种安全威胁。丹宁思（Dennis McCann）的文章《伊斯兰经济伦理》”可能有助于减轻这种担忧。文章指出，不仅穆斯林道德具备宗教完整性，而且穆斯林商业规范似乎以某种方式与儒家价值观形成共鸣：伊斯兰伦理为社群主义视角下的金融和贸易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验和深刻的见解。伊斯兰教对安拉的信仰——每天五次虔诚的礼拜，不是为了给特权群体谋取利益，而是为了造福更大的社会。在获取财富和金融交易方面，伊斯兰反对扩大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并寻求团结所有利益相关方，共同努力制止损害弱势群体的不诚实和不公平做法。在不同的智慧传统中发现学习机会至关重要，这是在“一带一路”整体发展进程中实现精神成长的机遇。
儒家、佛教、道家和基督教等不同的智慧传统不几乎一致认同尊重每一个人尊严的重要意义。人的尊严的核心是认识到每个人的内在价值和诚信。然而，尊重人的尊严并不限于个人。弗兰西斯·恩瓦舒库（Francis Nwachukwu）关于“一带一路”在非洲的论述提醒我们重视整个非洲大陆的需要。自1978年中国经济开放以来，与非洲在各个层面的合作都最为活跃。中国企业和政府机构与非洲伙伴之间的特殊友谊纽带，体现了独特的务实和商业化精神，是西方对非洲“发展援助”的一种替代选择。中国没有将非洲伙伴视为受援国，而是革命性地将其视为商业伙伴。如果交易成功，双方都是赢家; 出现失败则提醒双方，其商业模式需要修正或彻底弃用。从儒家伦理的角度看，非洲共建“一带一路”提供了一个发展其务实主义的机会，同时因为关乎整个非洲大陆，也凸显了尊严的社群主义维度。
但是，除非不尝试遏制合作伙伴商业活动中普遍存在的不同层次的腐败，否则非洲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很可能将继续扩大，只有一小部分社会将从中受益。没有对非洲当地文化、法律和习俗的全面认识，中国也有可能被视为殖民统治者,就像在非洲占领土地的欧洲先行者一样：统治者和被统治者的关系可能会重建，不管其中涉及多少物质利益。因此，“一带一路”在非洲和其他地区面临的挑战可能最终会开拓一条新路，证明利玛窦的方法同友谊与商业互惠的相关性——只有“一带一路”合作伙伴成功建立起相互理解和信任的真正基础，期待中的可持续的商业成功才可能实现。正如恩瓦舒库所指出，这种对相互学习和欣赏的高级承诺似乎完全不存在。正因为如此，如果“一带一路”旨在造福更大的社会，杨恒达提出的“一带一路”建设的精神原则就不可或缺、切实可行。但杨只是“在沙漠中独自哭泣”吗?我们可以做些什么来确保他的提议真正具有变革性?
“一带一路”合作伙伴面临的主要伦理挑战在于，他们是否愿意分享尊严、诚实、真实、可靠和正直等基本共同价值观。澳门利氏学社认为，为了建立一个基于互惠和公平的可持续的商业模式，中国的传统智慧将发挥决定性作用。在前所未有的商业机会、有时甚至是残酷的商业竞争文化中，佛教的声音与基督教、穆斯林和道家的洞见完美契合，它们均提倡培育真正的团结和同情。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对高照民神父所取得成就的看法令人鼓舞。高照民一生致力于与佛教徒成为真正朋友，同时开辟了与他们对话的新途径。他的最新一本详尽分析50位佛教大师的著作描述了寻找智慧的的奇妙旅程。大师们离开舒适区，在与自己截然不同的文化中的被一次次的邂逅和洞见逐渐改变。这50位大师的智慧和同情之旅或对“一带一路”的利益相关方有所启发。他们不仅有机会成为技术和经济进步的伙伴，而且也有机会以佛教大师为榜样，将其一生致力于照顾病人、弱势群体和穷人。在“一带一路”建设理念的启发下，由企业家精神驱动的团结项目将转化为公平贸易和商业机会，让所有尊重法治的人都能平等参与。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应该重视经济学家玛吉特·奥斯特罗（Margit Osterloh）和布鲁诺·S·弗雷（Bruno S. Frey）提出的建议，他们赞成用创新的方式应对移民危机，建议出台政策使移民可以合法进入欧洲国家，并向他们提供快速就业机会。奥斯特罗和弗雷提出的另一个与“一带一路”制度化高度相关的关键概念是“FOCJ，即功能覆盖型竞争性辖区”，这一概念回应实际的社会问题，并以有效和包容的方式处理相应的问题。这与在已有民族国家的基础上建立欧洲联盟有很大的不同。 “一带一路”建设不能单纯依靠中央政府，经济和精神层面的洞见是否有助于构建符合各方合法利益的架构并带来相应的理念转变，无疑是一个关键问题。
各方一致认为，将“一带一路”建设局限于经贸联盟是短视的。毫无疑问，基督教团结、互助、学习等价值观以及对共同利益的追求深刻地塑造了欧洲内外各种文化的团结。欧盟不同成员国基本实现和平共处及其先进的社会保障制度，反映了一种几百年来受基督教社会价值观念影响的文化，其显著特点就是对弱势和贫困群体的照顾。一种精神价值观正在中国觉醒，我们有理由期待，通过正直和诚信的共同价值观的塑造，“一带一路”可以造福更大的社会。
如果“一带一路”沿袭“只注重经济增长、忽视环境”的旧模式，可能会带来非常严重和破坏性的后果。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主要推动者，中国有机会从一味关注经济增长，忽视水、土壤、大气污染等生态灾害风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中吸取教训。因此，对“一带一路”建设的关键考验在于，“一带一路”能否在始终如一地致力于经济可持续发展的同时，致力于建立必要的法律和制度框架。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参考资料
Cochini, C. (2015). 50 Great Masters of Chinese Buddhism. Macau: Macau Ricci Institute
Cochini, C. (2015). 50 Grands Maîtres du Bouddhisme Chinois: moines éminents du Mahayana. Paris: Bayard Editions. Chinese translation: 汉传佛教高增/高照明。- 北京:宗教文化出版社，2018.9
People’s Daily Online (April 26, 2019) “China Releases Report on BRI Progress.” Retrieved from http://en.people.cn/n3/2019/0426/c90000-9572480.html
Krug, B. (1998). On Mores, Manners, And Marginal Utility. Delft: Ebur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