盛迈堂
摘要
本文首先阐述了2013年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复兴新丝绸之路的愿景，即“一带一路”倡议，并在习近平的讲话中选取了道德领导力的主题。习主席希望“一带一路”能够成为一条友谊之路，促进共同发展，实现和平，这一愿景既为中国实现共同利益提供了机遇，同时也会面临六大挑战。丝绸之路在亚洲文明中有着悠久的历史，最早的记录可以追溯到汉代(公元前207年-公元220年)。几个世纪以来，丝绸之路不仅开辟了以丝绸为货币进行贸易的道路，而且为跨文化理解和交往提供了重要的机会。丝绸之路还为艺术、科学、文化和宗教交流提供了传播途径。“ 一带一路”的核心内容是推动中国境内和境外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复兴丝绸之路。它包括连接公路、铁路和工业走廊的 “丝绸之路经济带”以及通过升级港口来辐射更大范围的“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 建设不仅涵盖了港口、铁路、公路，还包括油气管道、电厂、电信网络等主要基础设施。总投资达680亿美元的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打通了一条从巴基斯坦瓜达尔深水港到中国新疆喀什的主要公路，有助于加强两国互联互通，为中国中西部地区进入印度洋和阿拉伯海提供了更直接的通道。其他几个走廊的项目也在进行中。正如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所指出的，“一带一路”“看似一个宏大的愿景”，而不是“一个可操作的蓝图”，尽管它比怀疑者可能愿意相信的要可信和实际得多（Johnson，2016）。对“一带一路”的探究不可避免地要从2015年习近平主席和中国国务院最初制定的计划开始。本文的目的是从一个观察者的角度，而不是像沃森（1994）那样的批评家的角度来记述习的评论，以克服外在强加的解读，了解其他民族的真实情况。
积极的机会
本文与本学刊主题相关的是，分析了 “一带一路”对于公益而言在道德领导力和社会创新方面可以实现的程度。无论是在在地缘政治利益冲突中，或是在商业利益竞争中，又或是在与财富创造、个人声望及晋升相关的大量个人利益冲突之中，都不可避免地会出现伦理困境。人类地位的冲突又多了一条用来潜在剥削贫穷弱势群体的道路：少数人的繁荣会潜在地以牺牲多数人的利益为代价。但是，我们是否有理由质疑习主席的核心意图，即不仅要扩大全球贸易，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还要帮助东南亚和非洲小国的人民发展?
中国政府的愿景是，“一带一路”沿线各国携手努力，建设安全高效的陆海空通道网络，提升互联互通水平，加强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建立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区网络，保持更加紧密的经济联系，深化政治互信，加强人文交流，鼓励不同文明互鉴共荣（中国国家发改委，2015）。“一带一路”倡议从一开始就提出了推动各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平友好的重要道德主张。习主席在“一带一路”倡议的五项指导原则中阐述了这一主张：
1. 和平之路：“古丝绸之路，和时兴，战时衰。”
2. 繁荣之路：“发展是解决一切问题的总钥匙……设施联通是合作发展的基础。”
3. 开放之路：“开放带来进步，封闭导致落后……我们要打造开放型合作平台，维护和发展开放型世界经济”
4. 创新之路：“我们要坚持创新驱动发展，加强在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纳米技术、量子计算机等前沿领域合作……我们要践行绿色发展的新理念……”
5. 文明之路：“一带一路”建设要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习，2017a）
尽管企业和政治高层将“一带一路”的重点放在了基础设施、商业和贸易机会上，但是习近平明确提出了一个“利他的”意图：“只要我们勇敢迈出第一步，坚持相向而行，就能走出一条相遇相知、共同发展之路，走向幸福安宁和谐美好的远方” （习，2017a）。
这些理想指向一种实现公益的愿景，更准确地说，是通过合作活动和社会实践培养出来的“内在优秀品质”（MacIntyre，1983）：诚实、正义、勇气和谦逊。但要实现公益，就需要通过市场活动得以实现的“有效性商品”以对代理关系和不对称的权力关系的监管为前提，受促进分配正义的控制措施的约束，并以党的纪律监督和惩罚措施为后盾。“一带一路”各方参与者若存在经济机会主义，将可能导致垄断，这与习近平意欲让“一带一路”成为各国之间的友谊之路与合作之路的意图是相违背的。
习近平的五项指导原则要求，尽管地缘政治紧张和争端造成社会动荡不安，但基础设施互联互通所带来的利益是以责任、问责和正义为导向的。共同发展、安宁和谐的理想要通过友谊原则来实现。要实现习近平让“一带一路”成为友谊之路的愿景，需要一种具备高尚品格和美德的领导力。这种高尚的友谊难就难在它不是基于习近平所设想的互惠互利的结果，而是基于自愿承担对他人的责任。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主要参与者，想要实现习近平的“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愿望，那么谦逊和慷慨的美德必不可少。
地缘政治困境
“一带一路”沿线地区不可避免地会存在对势力范围的竞争。冲突可以迅速取代合作，特别是当对中国的债务无法偿还时。全球发展中心等多家评论人士（Starrs，2018）指出，“一带一路”未来融资存在负债担保风险，并列举了“债务危机高风险”的8个国家。斯里兰卡欠下中国国有企业80亿美元债务，这些企业对斯里兰卡的港口和其他海上设施进行了升级改造。因为迫于急需债务减免，斯里兰卡将中国出资建设的汉班托塔港移交给了中方，租期为99年。类似地，中国租下了一个巴基斯坦最重要的港口，租期为40年（Kurlantzick，2018）。
根据杜和张的研究，迄今为止，“一带一路”参与国“一直在与中国收购方进行合作，这可能要归功于“一带一路”倡议中蕴含着引人注目的国际政治合作特色”（Du &Zhang，2018）。李、罗、德维塔（2018）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OFDI）的一项重要研究表明，与政府干预相比，中国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差异对中国投资者的影响更大。这一发现凸显了中国与接受对外直接投资国家之间的尊重与合作对于“一带一路”的成功而言是很大的经济优势。杜和张（2018）还证明了国有资本主义制度通过国有收购方和非国有收购方在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方面的效率和效力。
地缘政治困境的潜在可能性可以从澳大利亚的例子中得到说明。澳大利亚的头条新闻、新闻报道和观点文章，用劳伦森的话来说，引发了“中国威胁、中国焦虑和中国恐慌”（Laurenceson, 2018：5）。资源丰富的巴布亚新几内亚(PNG)曾是澳大利亚的殖民地，目前它则成了中国和澳大利亚政府之间紧张关系的焦点。中国和澳大利亚都渴望开发巴布亚新几内亚的天然气、矿产和木材资源。2018年1月，澳大利亚对中国在太平洋地区建立影响力的行动发起了严厉抨击，指责中国通过向鲜少使用的基础设施项目注入资金，来讨好该地区较小的国家。澳大利亚国际发展与太平洋部长孔塞塔·菲拉夫安特韦尔斯表示，“太平洋上到处都是无人维护的无用建筑，基本上都是无用的累赘”（Wembridge，2018）。中国外交部副部长郑泽光回应称，中国“只是在把合作蛋糕做大”。（Hornby&Smyth，2018）。从巴布亚新几内亚的角度看，中国是巴布亚新几内亚的朋友，中国在当地建立基础设施，通过派遣医疗队的形式为防止疟疾传播提供社会支持，建立“友谊学校”，并在最近一次地震后提供救灾和重建援助（Ge，2018：1）。 不管澳大利亚联邦政府的立场如何，维多利亚州总理丹尼尔·安德鲁斯于2018年10月签署了一项“一带一路”协议，他表示该协议将“推动维多利亚州与中国之间的合作”（ Jinxi，2018）。
“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
1.与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保持和平关系
在权力关系不平等的情况下，习近平的合作和独立议程很难公正地加以管理。不可避免地，有关中国权力不对称的问题被提了出来。西方媒体评论员并不欣然接受习近平关于“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的承诺，而是普遍担心中国的资金会凌驾于小国之上，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则没有立刻得到证据的支持。2018年，马来西亚宣布将重新谈判与中国的合同，称其为“不平等条约”和一种“新的殖民主义”。马尔代夫、缅甸、巴基斯坦和塞拉利昂正在评估与中国合作的规模和范围（Roland，2019）。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菲律宾作为中国国有和私人投资的重要受益者，没有执行国际仲裁法庭在2016年做出的一项支持菲律宾南海主权主张的裁决。当然，合作对于双方来说是共赢的，习近平最近与太平洋岛国达成自由贸易协定的呼吁将带来显著的经济利益（Baijie，2018）。
除了扩大软实力和地缘政治影响优势，“一带一路”还将为中国带来一系列安全和经济利益：能源安全、中国东部省份的发展和基础设施出口增长（Leavy，2018：37）。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或许最大的无形利好将是让中国回归到昔日全球经济的中心位置。其副作用是在钢铁、建筑、基础设施、技术和金融这些发展工具上，他国对中国的依赖可能会增加。
中国希望通过促进受援国的发展，“‘一带一路’倡议也能赢得人心，让这些国家的人民相信，中国作为地区霸主的崛起，总体上也会使他们受益”（ Kurlantzic，2018）。然而，要加强全球的安全环境，以和平的方式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从而实现习近平让“一带一路”“开放更多合作渠道”的目标，中国还面临着道德领导力的挑战（习，2017a）。
2.应对金融化和反腐败
“一带一路”的愿景可能会与金融化的强大动力互相冲突。在金融化1过程中，自发的评估、过于乐观的评估可能主导决策，并导致腐败和寻租行为。宗座正义暨和平委员会把这种金融化的负面影响描写为 “商业领袖越来越注重财富最大化，员工形成权利理所当然的态度，消费者要求以尽可能低的价格获得即时满足”（宗座正义暨和平委员会，2015：3）。
习近平的原则所树立的崇高目标，需要与之对应的行为、实践，以及可执行的立法和监管审查来管理自私自利的道德风险，这种自私自利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也会存在于“一带一路”沿线的方方面面，角角落落。财富和权力的致命诱惑已经导致政府官员和商人行不轨之事。在中国将哈萨克斯坦霍尔果斯村改造为内陆航运枢纽和自由贸易区的过程中，就发生了冲击道德底线的地方走私行为和引人注目的腐败案件。霍尔果斯的例子还说明了茂克所报道的在“一带一路”项目中工人们可能面临的困境（2019）:
尽管在霍尔果斯，一些新的官方职位让少数幸运的人摆脱了贫困，但更常见的情况是，农民和牧民去兼职做出租车司机、保安或者去走私，包括他们在内的低收入自由职业者构成了一个不稳定的网络。这些工作在设计上很容易受到实施中突然变化的影响，并且有赖于可自由处置的工人的持续流入。这对于实现世界的互联互通来说似乎成本很高。鉴于这样的事情，在2018年8月的“一带一路”座谈会上，习近平明确指示中国共产党加强对在海外经营的中国公司的道德领导和监督，确保他们的行为和做法是合法公正的，不会给这些“值得称颂”的项目抹黑。“一带一路”建设应“完善全球治理体系”，打造“命运共同体”。（Rolland，2019）。
3.应对关于公正与合作的对立观点
“一带一路”要成为“高道德标准之路”， 就需要有公正、可信的仲裁机制，以及和谐与和平的姿态。战略竞争以及对人力与自然资源的商业攫取是始终存在的危险。各国政府和企业正面临越来越大的压力，它们需要制定出公平分配的原则，以便分享“更大的合作蛋糕”，从而减少不平等、保护工人、保护自然资源和生态系统。中国计划在深圳和西安设立国际法庭，以解决“一带一路”商业纠纷。这类法庭是否将建立在真正独立的基础上尚存在疑问（Kuo&Kommenda，2018）。
2017年，习主席为支持“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社会扶贫项目提出了强有力和可衡量的目标，这些项目在三年内，向发展中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了价值600亿元人民币的援助（习，2017a）。2018年，习近平呼吁小型项目应满足当地人民的迫切需要，而不仅仅是精英阶层的需要，还应加强人文交流（Rolland，2018）。
战略竞争都涉及一定程度的利己主义，但“一带一路”传递的信息重点是“双赢”和友谊。这一信息正在接受考验，中国主要国有企业在签署任何协议之前都会先努力建立关系，应对跨文化挑战。例如，中国的铁路企业中国中车(CRRC)在一个为期5年的教育项目上投入巨资，让高管们学习国际商业、法律、治理和金融。从本质上来说，这种教育的基本要求便是尊重不同国家人民的权利，更好地理解支撑公司利益相关者之间关系的价值观，及其在道德、社会和环境方面的企业责任。
4.推动当地的教育发展
在“一带一路”的金融和技术前沿，对人才和创新的需求不可避免地吸引着中国的人才和技能。但是，这些人才和技能如何在“一带一路”沿线的地方社区中得到培养呢?目前还没有明确的计划。中国承诺为“一带一路”项目所提供的600亿元人民币资金，可以优先考虑用来支持在“一带一路”沿线最薄弱的地方制定长期策略性教育发展能力规划。可以设计教育项目来遏制发展中国家由于缺乏教育资源而造成的社会剥夺的恶性循环。
尽管中方谈到了教育合作，但没有证据表明“一带一路”项目内存在推动教育与经济同步发展的教育资源计划。例如，2018年11月在北京举行的第二届“一带一路”教育对话会议中，所讨论的是让教育交流作为支持“一带一路”建设的手段，而不是让“一带一路”建设成为支持其他国家教育发展的手段。
5.努力实现跨文化理解
尽管人们担心中国将控制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影响力，但许多中国企业，尤其是缺乏经验的企业，仍在苦苦适应当地的文化和政治（O 'Meara，2018）。经济交流需要伴随着社会和文化交流，以建立信任、相互理解和实现习近平的五项原则中所蕴含的和平的成果。中俄关系就是增进跨文化理解的一个例子。中国在俄罗斯开设了20多所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但跨文化关系是与经济关系紧密相连的。例如，因西方制裁俄罗斯，俄罗斯企业惨遭损失，中国便增加了对这些企业的债务融资。
正是在跨文化交流中, 我们可以向16、17世纪耶稣会士的早期传教工作学习，他们遵循利玛窦和徐光启友谊的榜样，同儒家知识精英文人紧密结合，建立起同中国学者的精神对话。在友谊的语境中，他们向朝廷介绍了西方的科学、数学、制图学、天文学和视觉艺术。传教士们从儒家智慧中受到启发，也分享了他们自己的宝贵信仰。
“一带一路”沿线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之间缺乏互相体谅的对话品质，因此“一带一路”的金融化就对中国和平合作的愿望构成威胁。如果友谊的语言建立在投资和基础设施互联互通的狭窄平台上，那么友谊就不是目的，而是达到以权力、资本和影响力为优先考虑的利己主义目标的手段了。
真正的合作将尊重文化和宗教差异，促进互惠互利，正如天主教和新教传教士与中国人民之间友谊的性质所表明的那样。利氏学社所做的工作传承了这一传统，他们相信宗教间的对话和对佛教、儒教、伊斯兰教和道教的传统精神的鉴赏，提供了一种途径，使每个国家和文化的人们的思想和灵魂得以开放，从而造福人类。
要促进跨文化和跨宗教的交流，以实现公益，而不仅仅是制度化的单向交流，这既是挑战，也是机遇。
6.努力实现跨境数据流动
梅尔策和洛夫洛克认为，政府限制跨境数据流动是为了:
保护或改善公民的个人隐私
确保执法人员快速访问数据
保护或确保国家安全
促进经济增长或提高经济竞争力
平衡监管领域。（Meltzer andLovelock，2018：5）
确保数据隐私是大家共同关心的问题，但跨境数据流动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被阻止呢?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亚当·西格尔表示，“网络空间将更少由美国主导，而更多地由中国主导”，中方很可能通过其贸易和投资政策，尤其是作为“一带一路”的重要部分，对全球互联网治理产生最大的影响（Segal, 2018）。
专业风险咨询公司Control Risks表示，对于与中方合作伙伴从事合资项目的中国境外企业来说，2017年的《网络安全法》(CSL)引起了对数据管理的深切关注。他们指出，中国共产党对网络内容进行了广泛控制，这些控制要求开放他们的IT系统:
对信息流动和传递信息的技术的限制越来越大，这促使外国跨国公司要么全面进入中国，要么重新评估它们在中国的整体运营。这意味着需要大量IT人员、运营和数据专家，需要采购国内技术、制定本地化IT安全政策，以及制定内容和危机管理计划（Kedl&Wilford，2018）。
这些政策可能产生的影响是， “一带一路”进入北美、欧洲、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将受阻。但非洲和东亚“一带一路”沿线的其他国家对数据和网络内容的控制并不那么敏感。全球企业普遍欢迎数字化的丝绸之路，它们认为，数据需要自由地跨境流动，以扩大规模和创造价值，并与需要本地数据存储的政府进行博弈。中国目前的数据本地化法律，将把中国推上此类博弈的风口浪尖。
结论
习近平关于“一带一路”的讲话内容指向共享经济和发展的利益，但同时要把道德领导力的原则作为综合共享价值主张的一部分。他认为，“一带一路”是一件积极的好事，特别是对那些“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习，2017b）。从道德领导力和精神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正力图分享他们丰富的智慧遗产。习近平显然希望避免强加中国化，这就需要东西方智慧资源的互动，以创造出一种道德领导力，使“一带一路”成为和平之路和不同文明之间的互联互通之路。
1 2015年，宗座正义暨和平委员会发表了《商业领袖的使命》，指出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具有有害影响，并将金融化定义为“资本主义经济从生产转向金融”。金融部门的收入和利润在世界经济中所占的比例越来越大。(宗座正义暨和平委员会，2015：9)
盛迈堂，GoodBrand主席，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Gustavson商学院兼职教授，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管理实践学客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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