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显治
摘要
建设“一带一路”，践行道德领导力不应只停留在理论层面，事实恰恰相反，道德领导力的实践已经展开，且已经取得一定进展。卓越的道德领导力应该是什么样呢？本文通过分析八位来自“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人物的相关看法，对道德领导力的特质进行了阐释，其中包括：互惠互利、良善治理、透明公开、诚实守信、互相尊重、公正正直、人道主义和值得信赖。这八位研究对象有的来自亚洲，有的来自欧洲，职业各不相同。本研究的样本数量尚不全面，但却可以为后续更全面的研究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一带一路”倡议
2013年末，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习近平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中国最宏大的外交政策和经济举措之一，习主席呼吁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简称“一带一路”倡议。智库研究员蔡源认为，“一带一路”也许称得上现代历史上范围最大的发展计划之一（蔡，2017，第2页）。不过，“一带一路”倡议并不局限于基础设施建设，还包括文化交流、机构、媒体和教育项目。（习，2013）（新华社，2015a）,（新华社，2015b）
如何打造“一带一路”？答案是构建一系列的双边关系，开展多样的双边合作。不过，“一带一路”的规模之大，需要构建多边关系格局，例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中方倡议，多边回应
“一带一路”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提出的倡议，大多数国家在回应此事时都对中国在这件事情上的立场有所疑虑。不过，他们对中国提出的要求应该同样适用于其他所有国家。如果中国被要求做到透明公开，其他国家如巴基斯坦、波兰、新加坡、瑞士也应该做到透明公开。
另外，“一带一路”虽然是由一系列双边协议构成的，但由于合作共建离不开所有方面的合作支持，所以可以说“一带一路”又必须建立在多边基础上。“一带一路”的多边性质为普世性对话的重新开启开辟了新的可能。几年前曾经有过关于是否存在“亚洲价值观”的辩论，当时的人们观点不一：有人认为存在非普世的亚洲价值观，有人认为不存在普世价值观，还有人认为应该由各国决定自己的价值观以及如何践行。所以，“一带一路”的多边性无疑将引发针对普世性的重新讨论。
虽然本文的重点在于给出八位研究对象的不同意见，但为方便起见，我们不妨从2017年“一带一路”北京论坛闭幕时领导人公报第14段开始谈起。
我们将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平等透明、相互尊重的精神，在共商、共建、共享的基础上，本着法治、机会均等原则加强合作。为此，我们根据各自国内法律和政策，强调以下合作原则：
a）平等协商
b）互利共赢
c）和谐包容
d）市场运作
e）平衡和可持续性（“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圆桌峰会联合公报，2017）
上面这段文字暗示了“一带一路”秉持的价值观、原则和特质是普世的。然而，正如普世价值曾饱受争议，践行这些原则、特质和价值观同样将面临巨大的争议。
本文的研究对象包括学者、记者、一名外交官、一名政治家和一家国际非政府组织的领袖。引用的文字来自他们在会议上的演讲，或接受记者、学术期刊、新闻报刊采访时的发言。他们的演讲或发言往往涉及不同的主题，不过在这篇文章里，我仅仅选择了某个人在某一主题上的发言内容。
每位研究对象都曾提到自己的亲身经历，以中国作家肖云儒为例，他曾自驾15000公里从古丝绸之路的起点长安（现在的西安）到罗马，足迹遍布8个国家和31个城市。
道德领袖的特质
《牛津英语词典》对“特质”的定义是“某人或某一事物的特征或固有的品质”。本文对“一带一路”道德领导者的特征或内在品质进行阐释，采用的办法是利用谷歌搜索查找人们对“一带一路”的回应。搜索字词，如“一带一路”、“伦理道德”、“道德”以及参与国家的名字……每个查找结果都是一次“电子碰撞”或 “对话”。在这篇文章里，我们挑选了八位来自不同国家或组织的发言人，这些国家或地区都受到“一带一路”倡议的直接影响。这八名发言人可以被视为与笔者进行了“对话”，每个人都针对“一带一路”所需的道德领袖的特质表达了自己的观点。
阿布杜卡迪尔·埃明·约南（土耳其）：互惠互利
2017年11月，土耳其报纸《每日沙巴》发表了一则对土耳其驻华大使阿布杜卡迪尔·埃明·约南的采访（约南，2017）。采访的一个主题是有关中土两国互相了解彼此的国家和文化，约南大使说道：
对我们来说，最大的障碍在于我们一直是从西方国家了解中国文化……从家庭结构到文化生活，我们和中国在很多领域都有相似之处。
短期来看，我们的首要任务是改善中土两国的经济贸易关系，扩大中国对土耳其的直接投资。与此同时，我们还筹备了丰富多样的文化及教育合作项目，以拉进两国关系[照原文]（约南，2017年）。
互相学习以及不依赖外国渠道进行直接学习要求双方秉持互惠互利的原则。“一带一路”倡议囊括了许多国家，如果真正做到互惠互利，那么它覆盖的60个国家每一个国家都将从中获益。
约南大使还提到了教育交流。随着越来越多的“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学生到中国留学，教育交流至少已经在一个方面展开。另外，中国大学陆续在国外设立 了校区（刘，苏库玛兰，2017）。不过，这仅仅只是中土两国拉近彼此距离的众多互惠政策中的一小步。
邹密密（香港）：良善治理
中国香港中文大学教授邹密密是劳动法方面的专家，她曾写道：
中国，世界上最大的正在进行工业化的经济体，正在寻求一项新的工业发展战略，以增强其在全球市场和生产网络的地位，扩大潜在的地缘政治影响力。这或许会改变国际劳工标准的执行，同时也提出了一个关键问题。中国（包括其公共或私营经济）是否将变成新的标准制定者？中国公司是否将在“一带一路”上掀起“逐底竞争”的血雨腥风，尤其对那些地区治理能力较为薄弱的国家？（邹，2016）
邹教授认为国际劳工组织是国际标准的重要决策者。通过调查中国国内工人以及中国跨国企业在他国雇工（来自中国及当地的工人）的生产现状，邹认为中国劳工标准水平较低，在地区治理较为薄弱的国家情况尤甚。
毋庸置疑的是，中国渴望成为标准制定者。中国或许在出口“硬件”技术标准方面取得了一些成就，但邹教授的研究将我们的注意力定格到中国如何塑造“软件”技术标准如劳资关系方面。这些标准也许可以有助于良善治理，也许会造成邹教授所说的“逐底竞争”。
事实上，“一带一路”规模之庞大，覆盖面之多样化，赋予了中国成为诸多领域标准制定者的可能。例如，已经有一些新的组织，如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可以为现有的融资体系提供新的替代方案；尽管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是由中国发起，但已经吸引了广泛的国际支持和关注。
纳尔吉斯∙卡森诺瓦（哈萨克斯坦）：透明公开
正是在哈萨克斯坦，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一带一路”倡议，虽然“一带一路”的具体细节却是在后来逐步公开的。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管理经济战略研究院的纳尔吉斯•卡森诺瓦教授谈到了政府间合作计划的一些内容，同时指出哈萨克斯坦政府对与中方达成一致的部分项目细节尚未公开。她补充道：
如果我们想要从“一带一路”中获益，我们就必须采取不同的办法。其一就是提高决策的透明度和包容性。项目的基本信息应当面向公众公开，议会应该召开公众听证会，积极听取专家团体的意见（卡森诺瓦，2018年）。
彼得·张·蒂亚姆（马来西亚）：伦理诚信
在张教授发表有关“一带一路”的文章之时，马来西亚正在进行政府改革，新任首相马哈蒂尔·莫哈迈德拟重新协商前首相纳吉布·拉扎克与中方达成的多个协议（张，2018）。张教授认为包括马来西亚在内的一些国家，其公民社会已经发展到了一定高度， 把经济关系作为唯一优先的考虑已经不再行得通。张教授表示考虑到马来西亚等国家的社会现状，中国在与马来西亚或“一带一路”沿线其他国家进行交往时，应该重视伦理道德这一方面。张教授写道：
展望未来，北京必须调整当前以经济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对公民自由问题加大关注力度，用“更洁净”的软实力重塑自己丢失的政治信誉……实际上，中国有相当大的潜力对整个世界产生积极影响。但这要求北京加强道德监管力度……
最后，张教授将道德领导力与古老的中国道德传统联系起来：
未来，中国必须避免伦理道德方面的失误。这样才能在践行道德领导力的同时，发挥多方认可、理想主义的儒家模范领导作用，即，“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
阿卜杜勒·拉赫曼·沙阿（巴基斯坦）：互相尊重
巴基斯坦是“一带一路”经济带上的重要一环，因为“一带一路”倡议覆盖了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中巴经济走廊的建设正在进行中，作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它的建设也可以帮忙我们一览“一带一路”倡议究竟是如何成型的。伊斯兰堡研究与安全中心研究员阿卜杜勒·拉赫曼·沙阿不仅展望了中巴经济走廊的美好前景，还阐明了中巴经济走廊可能面临的困难（沙阿，2018年）。对沙阿来说，困难之一来自于中国和巴基斯坦政体之间的结构差异。他写到：
作为民主选举的政府，巴基斯坦政府理应将其与中方签署的中巴经济走廊协议的相关细节予以公开。然而，在这件事上，巴基斯坦政府并没有做到透明公开，于中方有利的激励政策公众尚不知情。
沙阿的关注点不仅仅是中巴政体的结构差异。他还担心中巴经济走廊是否会对当地或地区造成颠覆性影响，以及对国家安全政策的影响。针对其他一些可能会影响“一带一路”的经济或结构问题，沙阿抱有同样的忧虑。他总结道：
因此，要使“一带一路”达成真正意义上的双赢和可持续，就必须采取一些必要的预防措施。经济贸易的透明公开，巨额资金投入对地方经济、组织的潜在影响（包括积极与消极影响）、遵守“与政府治理相关的限制性条件”（即便是最低程度的遵守），这些都是中国在推行“一带一路”倡议时必须考虑的先决条件。互相尊重可以使巴基斯坦新政府更放心地承担起自己的责任。
肖云儒（中国）：公正正直
肖云儒是一名学者兼文化评论者，来自古丝绸之路沿线的西安。他强调道德诚信在构建“一带一路”过程中的重要性（肖，2015）。他认为“一带一路”不仅对中国的“硬实力”提出了考验，而且对中国的文化和精神“软实力”提出了挑战。“一带一路”倡议对中国政府、中国企业及中国人民的道德水平提出了考验。
肖教授认为道德信誉在很多领域都至关重要。他再三强调质量信誉的重要性，并指出假冒伪劣、表里不一是目光短浅的行为，会直接造成信誉丧失。他还写道，由于“一带一路”背后可能有诸多风险，所以必须建立在互相信赖、互相理解的基础上。信任也是支撑合同法律关系的基础。从市场运作方面看，仅有良好的意愿远远不够，必须签订具有法律约束力的合约，且双方秉持真诚可靠的态度自觉遵守。
肖教授把诚信和法律制度结合起来。他总结说，读者朋友不仅需要培养诚信的商业精神，而且要把诚信和遵纪守法、诚信缔约结合起来，这样于己于国都大有裨益。
彼得·毛雷尔（瑞士）：人道主义
2017年5月，由中国政府组织的“一带一路”高峰论坛在京召开。此次论坛包括六场平行主题会议：(一)政策沟通、(二)加快设施联通、(三)推进贸易畅通、(四)促进资金融通、(五)增进民心相通、(六)智库交流。红十字会和红新月运动正在包括中国在内的“一带一路”国家如火如荼地展开。中国政府邀请了红十字国际委员会主席彼得·毛雷尔出席论坛，毛雷尔主席希望 “一带一路”构想增加人道主义方面的内容，他表示自己“一直深信‘一带一路’应该增加人道主义的内容，这将成为实现‘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基石”（毛雷尔，2017）。这是他对论坛把经济作为重心的回应，他的发言将红十字会在人道主义救援方面的工作与“一带一路”的总体目标结合了起来。
陈振声（新加坡）：值得信赖
陈振声，新加坡政治家、新加坡贸易与工业部部长。陈部长在参加2018年1月召开的达沃斯论坛时，在小组会谈中提到， “一带一路”倡议使所有参与国家的关注点从中短期利益转至长期利益，这给了中国“赢得世界的信任及信心”的机会（陈，2018）。陈借用汉语“以德服人”（以良好的德行服务民众）强调赢得世界的信任及信心是一种以道德服务他人的方式。
陈教授借用孟子的这句“以德服人”，意为 “以良好的德行服务民众”，揭示了将传统价值观融入现代伦理道德的重要性。现代中国仍然信奉传统的伦理道德，并将传统伦理道德纳入了社会主义道德的范畴。
对上文的总结
从“一带一路”沿线有关道德领导力的“对话”中，我们能学到什么呢？简单地说，我们明确了道德领导力究竟有哪些特质：互惠互利（约南）、良善治理（邹）、透明公开（卡森诺瓦）、诚实守信（张）、公正正直（肖）、互相尊重（沙阿）、人道主义（毛雷尔）和值得信赖（陈）。进一步的研究还可以揭示道德领导力的其它特质。这些特质不只局限在道德理论层面，同样也是开展实践的起点。更重要的是，这些特质既现代又传统。有些特质，如信赖和诚实，亚里士多德和孔子都非常重视。其他的特质似乎更现代，透明公开是开放社会的产物，在这种社会，社会参与度高。尽管透明公开更具现代性，但其根源也是来自于传统道德概念，如坦率和诚实。
不对称关系
针对上面得出的八种特质，有一个重要前提不能忘，即不对称关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关系并不对等，中国面积最大，力量最强，尽管除中国以外的许多国家之间的关系不对等状况并不明显。举两个例子，中国通过贷款和捐赠对其他国家进行资金支持。考虑到受益国家的财政实力，来自中国的单笔贷款数目非常庞大。沙阿提到，在中巴经济走廊建设的过程中，中方提供的数十亿美元的投资使“巴基斯坦相关机构和国家财政背负风险”（沙阿，2018，第384页）。在劳工关系方面，邹教授认为中方投资力量削弱了受益国执行国际劳工标准的能力（邹，2016，第19页）。
处理这种不对称关系需要考虑道德因素：当关系不对等时，尊重、互惠是很难达成的。道德领袖有责任推动互相尊重及互惠互利，为各方谋求利益。
结论
除了上文的总结，我们还要考虑关系不对称的问题。作为“一带一路”倡议的发起国，中国已经在发挥自己的领袖作用，这也是为什么上面大多数发言都是针对中国的。但是，“一带一路”倡议不仅包括一系列双边关系，更是多边的。我们不能只要求中国及中国人民践行道德领导力，沿线各国的个人及组织都应该满足这些要求。更何况，当双方关系不对等时，道德领导力的践行也会面临很多困难。力量更大的一方，很可能以压倒性优势压制力量较小的国家，即便不是有意为之。
针对道德领导力的思考不应只局限在道德理论层面。对道德领导力究竟如何践行心怀期待，这是合情合理的。上面提到的那些特质仅仅是道德领导力研究的开始。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人民对话，探究他们眼里的道德领导力特质，这或许只是理论层面的努力，但对“一带一路”覆盖的数十亿人口来说，无疑具有重要的实践意义。
山显治，南澳大学兼任研究员
参考资料
Cai, P. (2017). Understanding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 Lowy Institut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lowyinstitute.org/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derstanding%20China%E2%80%99s%20 Belt%20and%20Road%20Initiative_WEB_1.pdf.
Chan, C. (2018). The Belt and Road Impact . Podca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cqF64MiYwzE (the relevant passage is at approximately 42 minutes through the discussion).
Chang, P. (2018, June 6). “How China Lost Sight of Malaysia’s Changes: China’s ethical missteps in Malaysia offer lessons for the Belt and Road”. The Diplomat. Retrieved from www.thediplomat.com/2018/06/how-china-lost-sight-of-malaysias-changes/.
Communique (2017, May 16). Joint Communique of the Leaders Roundtable of the Belt and Road Forum for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462012.shtml.
Kassenova, N. (2018, February 26). “Information on the projects should be available to the public”. FES-Connec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es-connect.org/news-detail/information-on-the-projects-should-be-available-to-the-public/.
Liu, C. & Sukumaran T. (2017, July 30). “Belt and read: how China is exporting education and influence to Malaysia and other Asean countries”.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scmp.com/week-asia/politics/article/2097965/belt-road-and-books-how-chinas-trying-soft-power-outreach.
Maurer, P. (2017, May 15). “Why there should be a humanitarian dimension to China’s Belt and Road Project”. International Committee of the Red Cross. Retrieved from https://www.icrc.org/en/document/humanitarian-dimension-belt-and-road-initiative.
Önen, A. (2017, November 20). “Belt and Road Project to boost Turkish economy, new envoy to China says”. Daily Sabah. Retrieved from https://www.dailysabah.com/economy/2017/11/20/belt-and-road-project-to-boost-turkish-economy-new-envoy-to-china-says-1511345526.
Shah, A. (2018). “How does China-Pakistan Economic Corridor Show the Limitations of China’s ‘One Belt One Road’ Model”. Asia and the Pacific Policy Studies, vol 5, no 2, pp. 378-385. Doi: https://onlinelibrary.wiley.com/doi/full/10.1002/app5.224.
Xi, J. (2013, September 8). Promote Friendship Between Our People and Work Together to Build a Bright Future. Retrieved from https://www.fmprc.gov.cn/mfa_eng/wjdt_665385/zyjh_665391/t1078088.shtml.
Xiao Y. (2015, August 3). “Integrity is the moral cornerstone for building One Belt One Road”. Xian Evening Daily. Retrieved from www.xiancn.com/zt/content/2015-08/04/content_3017884.htm. 肖云儒: 诚信是建设 "一带一路“的道德基石 "西安新闻网-西安晚报”
Xinhua (2015a, March 28). “China unveils Action Plan on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28 March).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gov.cn/news/top_news/2015/03/28/content_281475079055789.htm.
Xinhua (2015b, March 29). “Full Text: Vision and Actions on Jointly Building Belt and Road”. Retrieved from http://english.cri.cn/12394/2015/03/29/2941s872030.htm.
Zou, M. (2016). "Labour Standards along One Belt One Road", Lutz-Christian Wolff and Chao Xi (Eds), Legal Dimensions of China’s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Hong Kong: Wolters Kluwer, 2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