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明德
摘要
《汉传佛教高僧》一书的作者高照民(1929-2018),对中国文化特别是中国的宗教文化充满了热情,出于对中国的热爱,他十分热心于促进跨文化和跨宗教间的交流。在开始他的汉学研究之前,他专门研究教会的拉丁和希腊神父,尤其关注他们的清修传统,这为他后来接触中国佛教奠定了基础。在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任教几年后,他移居到了香港和澳门,在那里他开始了一个学习和接触中国佛教的项目,他为了这个项目倾心尽力,直到生命的尽头。从2000年左右开始,高照民成了一名朝圣者,探访了中国的每一座重要的佛教寺庙,以及许多不太为人所知的佛教中心。他记录了它们的文化和佛经遗产,并与他敬仰的高僧们进行长谈。他深受天主教和耶稣会传统的浸润,相信宗教间的对话是欣赏全人类精神传统的一种得天独厚的方式,希望能开放每个国家和文化的人们的思想和灵魂。高照民是一个有远见卓识的人,在他看来,宗教间的接触是造福人类的关键。高照民出版了两本大部头著作,这是他无数次朝圣的成果。第一本是关于中国的佛教寺庙。第二本——也是本文要评论的——是关于著名佛教高僧。
佛教僧会的中心
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宗教觉醒在许多方面得到了体现。最显著的一个表现就是佛教的快速发展,佛教僧会不断重建和扩张。这并不奇怪,从佛教在中国传播伊始,僧会就构成了佛教仪式、佛教信仰本身及其制度连续性的轴心。作为朝拜的场所,寺庙充当了来这里祈愿的信徒们,尤其是往生者的代祷者。作为学习之地,一些大寺使得佛经被译成中文成为可能,这一翻译过程延续了几个世纪,堪称史上最伟大的编纂事业之一,极大丰富了对佛经教义的解读。作为权力之地,寺庙深谙如何与当地乃至当朝的政治领导人进行斡旋,尽管在公元九世纪佛教遭受迫害时,这种关系模式曾一度陷入绝境,部分原因是财富聚集到了僧会手中。
许理和(Erik Zürcher,荷兰著名汉学家,莱顿大学教授——译者注)最贴切地总结了中国佛教特有的运作方式:
在公元(之初的)三个世纪,佛教在中国的传播是在平民大众的层面上进行的。公元4世纪,佛教开始渗入精英阶层,第一批大型寺庙也建立起来。因获得一些重要的捐赠,寺庙相当富裕,他们通过经营社会和经济活动不断发展:管理自己的财产,积累资本,组织集市和典当行,组织印刷和兴办客栈。中国佛教就此成为一个强大的宗教力量,它的力量来自于寺庙这个非凡的机构。但令人惊奇的是,这一庞大的宗教力量的形成没有任何形式的指导或协调。中国佛教有无数个寺庙遍布各地,大小不一,层次迥异。最大的是由朝廷资助,住着学识渊博的僧侣,最小的扎根于村庄,里面住着一些不识字的僧侣。总而言之:这是一支强大的制度力量,但同时在组织上存在很大的弱点。((许理和), 1990:26-7)
因此,中国佛教在文化大革命后的重建依赖于寺庙机构,因为在其他时期亦是如此。寺庙的勃勃生机见证了整个社会的佛教实践和信仰的蓬勃发展。
要从整体上描述中国佛教并非易事。僧人和尼姑,无论他们是刚刚皈依佛门还是已经受戒,都很容易从他们的衣着和剃度后的发式来辨认出他们的身份。至于已经受戒的,还可以从他们的受戒证书和他们在受戒仪式后头上留下的伤疤来辨认。但是,想要从来寺庙朝拜的人群中辨认谁是信徒是非常困难的,他们的动机和行为可谓千差万别。 “居士”这个词,通常是指那些已经正式皈依 “三宝”( 佛宝、法宝、僧宝)的人。作为回报,他们可以拿到一张证明,在寺庙入口处出示这张证明便可以免费进入,或获得食宿。“居士”成员的级别很多,而且不总是能一眼认出。
寺庙里的僧侣大多非常年轻,这一点会让来参观的游客惊诧不已。他们往往已经是寺庙的院长,有的毕业于名牌大学。这些僧侣越来越将精力投入于工作——建造建筑、在社会机构中建立研究中心和图书馆。寺庙里荟萃了这么多优秀的僧侣是因为相关规定将进入佛学研究中心的平均年龄限制在30岁以下。除了这些年轻僧人,还能经常看到一些沉默寡言的年老僧人,他们在很小的年纪,远在动乱的60年代之前就进入了寺庙。他们已经将寺庙所属学校的精神和传统吸收内化,努力地生存了下来,甚至在80年代初重新建立了一些僧会,然后他们把肩上的责任移交给了后来者。
当然,随着时间的推移,在1985年至2000年期间,中间一代的明显缺失现象,现在已经不那么明显了,而今天掌权的一代已经逐渐巩固了其经验和权威。这种权力的性质和行使主要取决于寺庙经济基础的转变。之前对农业地产的开发被取而代之,更多地依赖于捐赠(首先来自海外,然后来自当地)、政府机构的帮助(特别是在建筑物的重建方面)、做法事以及售卖一些专用产品。附属于某一寺庙的僧侣通常能通过做法事或其他服务获得少量津贴,可能是物质上的,也可能是现金。有些僧侣发展了自己的会众(因此也有收入)。
要了解中国佛教的现状不能只看它的两个极端:它的发展,也就是僧会的基本形态形成之时,以及过去二三十年的重建热潮。我们还必须谈一谈它在过去150年来的兴衰沉浮。佛教在遭受文革的冲击和毁坏之前,在太平天国起义(1851-1864年)时期,也曾遭受沉重打击,特别是在佛教一度兴盛的南方。随后在对佛教的重建时,恰逢内部批评甚嚣尘上,主要针对的是其组成体系以及对僧规戒律缺乏尊重。从天主教的角度看,中国佛教进入了与时俱进的时代。一些改良派僧侣则主张要回归古老的戒律,他们悉心研习少量几本精选的经文,专心于冥想练习。不久之后,又出现了另一种风潮,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人物是太虚法师(1890-1947)。这涉及到佛教的现代化,其方法与上世纪初民国时期的思想方法相近——也就是说,“科学和民主”的理想,被应用于宗教领域。它强调佛教的振兴必须落实到正信的俗世士女,僧伽教育的风格类似于西方大学。
20世纪上半叶,中国佛教协会的创立,人间佛教的普及,以及当时僧侣和政治领袖之间的联系,所有这些特征共同塑造了1980年以后中国佛教的面貌。尽管如此,围绕1870-1940年佛教复兴的特征的辩论今天仍在继续,因为佛教界试图界定其与在不断变革中的后现代中国之间的关系。
无论是今天中国佛教的发展,还是它的社会和文化影响,如果不在中国宗教觉醒的大背景下重新审视,我们就无法理解。当然,不得不提的还有关于中国的“宗教”性质的问题,以及关于它的觉醒的问题。在中国,正如人们常说的,宗教会影响周围的方方面面,也会受周围一切的影响。仪式、朝圣、寺庙、会众和信仰,所有这些创造了一个政治、民间和家庭机构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景象,由此,佛教僧会可以繁衍壮大和自我调节,同时传达其对意义的探索和对兴盛的追求。此外,必须强调的是,“宗教”一词在汉语中是一个相对较新的词汇,它是从19世纪末的日语中借用过来的,用来表达在汉语中找不到相应的词来对应的一种现实。从这个角度来看,谈论“宗教的回归” 并非不可置疑。
不管怎么说,中国的宗教领域是逐步形成体系的。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的学者们断言“中国不需要宗教”,但也同样承认宗教领域与其他社会活动领域的区别,并且这一演变持续了好几个世纪。换句话说,中国宗教是一种不断演变、被重新定义和社会专业化的历史现象。宗教在发展过程中受到过国家的支持、遭受过镇压,也曾独立于国家之外自由发展;教义和行为规范得到过肯定、遭受过质疑,同时也在不断发展。关于宗教信仰和制度在个人和社会生活中所扮演的角色,这一争论在中日战争期间曾一度陷入停滞,但在1979年之后,又重新升温。
精神大师的传播
高照民神父的第一本书主要关于寺庙,可以被解读为一种“空间的建构”,就如依纳爵罗耀拉在《神操》一书中使用的概念:“第一前导 设定地点。默想可见的事物……想象所见者为有形的地点,即我所愿默观事物的场所。”我们要清楚地认识到:为了宏观地介绍这些神圣的场所,也就是寺庙,高照民开展了长期且细致的调查。这些寺庙将僧会、信徒和历史证据汇聚在一起,浓缩和延续了中国佛教的生存现实。如果说其中存在“想象”的话,那也不过是最严谨的观察。然而,他的《中国佛教寺庙指南》一书确实构造了一些“精神场所”,这就是我所说的“并行”。这些都是佛教对中国社会文化结构做出贡献的节点和连接点,也是佛教对人类自古以来所追求和共有的内在追求的贡献。高照民的视角不只是聚焦在建筑或寺庙组织上,更重要的是关注集体记忆,以及这些地方最宝贵的财富。构造这个地点,实际上是准备好从可见的世界走向其内在的的精神世界。
相比之下,他的新作《中国佛教高僧》会让人想到依纳爵罗耀拉对已经设定好地点,开始静修者的进一步要求:“对往事展开回忆。”书中讲述的是在寺庙里发生的故事。书中的主人公是在他们自己的时代和环境中生活和工作的高僧(尼姑鲜少),他们的故事往往被国家和他们的宗教传统正式地纳入统一的历史叙事中。这一个个高僧已经汇集成一个集体:他们已经成为佛教信徒,也可能是其他宗教的信徒,评估和引导自己的精神道路的榜样。他们的影响不仅限于中国。本书所研究的不少高僧,影响了东亚佛教的整体发展——特别是在日本和越南——并被认为是整个亚洲佛教宗派的创始人。
阅读此书,我们不会觉得眼界局限于一个异域世界,反而它将引领我们走进一段“全球精神历史”——主要包括旅行、交流、收获和长期演变等内容。在这方面,关于慧能(也许是这里提到的所有高僧中最著名的一位)的生活描述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在一个深夜,方丈为慧能说法,当他确定慧能已经顿悟——这种顿悟对社会、宗教而言是激进的、颠覆性的,便让他离开寺院。方丈让慧能离开寺院的目的似乎是为了保住他的性命,但是这样一个能把佛心阐述得如此透彻的人却被迫离开寺院,从中我们难道看不出别的东西吗?冥冥之中,方丈似乎没能坚守到最后。这种叙事力透纸背,深深地印刻在我们的脑海中,它在很大程度上诠释了禅宗学派在日本乃至当今全球范围内的成功和惊人的兴盛。在这里,似乎很难把一个教义从它所体现的生活故事中分离出来。慧能已经成为世界精神史上超越宗派和教条的一类大师。读一读高照民的书就会发现,这类大师或多或少地指导着他之后的僧侣的人生和选择。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佛教在中国已经产生了一种超越国界的精神影响(这种影响仍在继续),但它首先深深地,并最终扎根于它所接受的文化遗产——第一代僧侣大部分来自波斯帝国。我们拥有的第一部经文旨在建立本地化的僧会——然而,这些经文并不仅仅是面向僧会的:四十二章经中的许多章节显然是针对所有信徒的,它给出了一种折中的方法,使所有人都能终生从事修行和学习。公元二世纪由牟子所著的另一篇经文也是如此,他的 《理惑论》显然是针对儒家学者。这种融合是后来中国历史的一个特点,即便如此,它也不是基于对佛教教义的削弱:公元三世纪和公元七世纪之间,在本书中所记载的一些大师的推动和指导下,佛经汉译成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翻译事业,这深刻地改变了汉语本身的演变。不过这个主题超出了我们的讨论范围。
最后,有一点我想提醒读者注意:高照民的这本著作特别有助于我们理解佛教在中国现当代的历史和作用。他把重要的篇幅留给了二十世纪的大师们,这是一个最幸运的选择。中国佛教在那个世纪经历了两次最重要的转变: 第一次是由于太平天国起义期间的破坏和洋务运动的冲击。继文化大革命的重创之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佛教迎来了第二次转变,依靠新的政治和社会条件,重建了寺院机构,开展了以城市为主的社会各阶层的宗教教育事业。因此,当我们开始理解上个世纪后半叶宗教变革的意义和范围时,你将会对本书最后一部分的传记产生特别的兴趣。
虽说本书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的佛教,然而它的重要性不止于此:它为我们一一介绍了历史上德高望重的高僧,使不同时代的个体之间产生了精神联系,为所有追求精神之路的人们提供了榜样和灵感。换言之,今天的佛教不仅通过佛教机构的力量改变了中国,更通过其悠久历史的影响改变了中国,因为一代代僧侣和信徒在不断传承,并赋予新的诠释。这些高僧的传记形成了一根长链,本书回顾了其中的一些环节,并且这根长链似乎还会不断延伸。感谢高照民神父帮助我们将中国佛教纳入全球精神史册,它必定会继续指导和激励整个人类。
魏明德,上海复旦大学哲学学院
参考资料
Zürcher, E. (1990). Bouddhisme, Christianisme et société chinoise. Paris: Julliar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