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拉迪斯拉夫·祖齐亚克教授
摘要
本文尝试从价值观的角度分析欧洲文化的转型与矛盾。我的关注焦点是有助于了解欧中文化异同的方面。我对欧洲启蒙运动后一些价值观的演变进行了分析，这是西方文明成功的起点，也是欧洲和欧洲人认同危机的根源。其中最为重要的转变，我认为是现代主义思想的出现：强调社会进步的需要，拒绝传统的价值。我还对启蒙运动中产生并由自由主义发扬光大的个体概念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论述。我指出欧洲哲学家们价值论研究开辟的一些新的方向，可以成为欧洲和中国文化交流的桥梁。从这个角度出发，通过明确欧中文化珍视的价值并指明两者能够避免的危险，我对丰富两种文化的可能性进行了分析。在此，我特别强调了以卡罗尔·华迪卡（K.Wojtyla）和约瑟夫·蒂什纳（J.Tischner）为代表的存在主义人格主义的优势，他们强调社区和家庭关系在人的全面发展中的作用。
古代和基督教现实模型中的价值观
对于以农业为基础的文化，季节的规律性和自然的节奏是思考世界秩序的灵感来源。对于希腊人和生活在同样秩序化的现实中的中国人来说，世界的结构似乎很简单，其秩序无疑也被延伸到了整个人类生活领域。
在希腊，人们认为，人类思想所关照的所有层面的秩序无所不在。正如宇宙和谐的存在，人类也有可能实现精神和谐，在城邦——人与宇宙间的中间体——社会关系可以创造出一个和谐发展的社区。与其他农业文化不同，希腊人通过利用良好的气候条件，以及改良作物品种和牲畜实现发展。这种农业文化的“繁育”模式被移植到人类文化中——人被视为可以通过教育进行改良的个体单元。实现个人发展是理想所在，其目的是改善身体和精神，以体现“美善合一”(卡洛斯•卡加托斯,kalos kagatos)的价值。在希腊人的想象中，这一概念结合了美与善不可分割的价值。只有通过塑造一个实现了美（塑造身体）和善（塑造心灵）的完美平衡的人，完美才能实现。追求完美是一个使人获得幸福的过程。(见 Aristotle, 1999, Bk.1, p.11)
个人的进步离不开团体的利益，个人的每一个具体决定都必须与社会利益相关(MacIntyre, 2007, p.122)。在希腊“城邦”里，人知道自己的角色，知道自己是谁、自己的权力和义务。社会秩序赋予社区成员身份认同(同上,2007,p.122-123)。在这里我们可以发现其与传统儒家体系的相似之处，后者格外强调恰当履行个体社会角色责任的重要性。
事实上，古希腊人的世界观和伦理责任观与儒家模式并无太多不同。两者在体力劳动作用方面的分歧主要是由于希腊奴隶制度的存在。但两者对工作促进个体发展、服务社会利益的价值认识是相似的。除了个体发展是为了造福社会，对无私的美德也有相似的认知。古希腊贵族认为，贸易行为和追求财富是自由人心胸狭窄的表现，是不正当的行为。在希腊人对待科技的态度中，无私也是显而易见的。科学不可能有实际价值，因为希腊人（追随毕达哥拉斯）认为其目的是净化灵魂。知识应该服务于观照自然，而非征服自然。所有认识活动的动机不是有用，而是真理。对技术的谨慎反映了希腊人对自然秩序的责任感。每一个行动和选择在道德层面的目的都是为了维护和谐。有助于在两个极端之间、懦弱与勇敢之间、吝啬与奢侈之间等做出选择的“中庸之道”可确保对这一原则的坚持。基督教世界的模式则不同于古代静止的世界观。在这里，上帝创造的整体现实构成一个动态的秩序。世界受人的意志支配，其目的是为人的精神发展创造条件。最高的目标不再是全面的自我完善，取而代之的是努力实现与上帝的精神统一。尽管如此，基督教仍保留了许多古代的理念。圣奥古斯丁将柏拉图的思想发扬光大。但在他的观念中，上帝的光照取代了善念的启蒙。其目标不再是智慧的观照，而是通过爱上帝实现精神统一。亚里士多德之后，圣托马斯·阿奎那发展了美德的概念并强调人的社会性(见Dyson, ed.,2002)。
公元529年创立的《圣本笃会规》（以下简称“会规”）是古代价值论与基督教价值论最有趣的结合(见O. Zimmermann, 1950, p.11-36; R. Hanslik, 1977)。它统一了自我完善的理想与对上帝恩赐的明智利用。圣本笃制定会规的目的是在团体生活中引入秩序。为团体工作是为了让成员们摆脱世俗的限制，铺平通往上帝的道路。会规中的许多原则旨在改善团体成员间的氛围，减少使氛围恶化的情况出现。根据会规，骄傲、贪婪和物品的过度使用都应该被拒绝。圣本笃认为，没有利己主义和嫉妒是超越世俗的健康精神的表现。圣本笃坚信，谦卑和对上级的服从对精神的发展至关重要。同时，他也赋予上级许多责任。宗教组织圣本笃会修道院旨在为精神的发展提供良好条件，并为具体的活动开发资源。
与传统决裂：现代主义价值论
中世纪末期，殖民征服和贸易发展对建立在古代和基督教基础上的稳定的世界观形成挑战。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推动形成一种新的现实模式，由持续不断的矛盾冲突发展而来的现实模式取代了和平和谐的世界。托马斯·霍布斯声称“自然状态是一种所有人反对所有人的战争状态”(Hobbes,1651,p.76-77)，由此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上述突破。欧洲历史无疑是这一观念的灵感来源。启蒙运动时期的思想家及其后继者观察到，只有在敌对势力相互斗争的条件下，发展才可能实现。
启蒙运动时期的哲学家及其自由主义后继者秉持的现代主义观念意在以解放个体创造力的名义改变现有秩序(参见Bobbio,1998,p.25)。在自由主义者看来，个人能够认识到自己的利益，并听从自己的本性努力实现个人利益。这种信念伴随着人类进步的信念。人类通过人性的驱动实现进步。在古代、基督教中以及在中国，传统都被认为是集体智慧的结晶，现在则被许多人认为是个体发展的障碍。
现代主义者强调，进步本身是一种价值，进而带来一个更新更美好世界的必然实现。然而，现代主义及其相关价值观却遭到后现代主义者的批判。其中一些强调反制度、多元论和反极权主义，并揭示出实现个体自由进步的信仰带来的威胁。他们声称，现代主义观念是帝国主义、法西斯主义、共产主义的罪魁祸首，与极权主义有关联。后者将社会转变为一个全景敞视体系，通过增加公民的服从和自我控制范围，使一切服从于效用规范（见Foucault,1993）。
个人主义的基础被社群主义者所颠覆，后者反对当代自由主义文化所提倡的 相对论态度和行为（见MacIntyre，2007）。他们反对将现实主观化和个性化，不承认个人及其偏好是道德评判合法性的唯一来源。
“进步”现代主义的另一选择
尽管现代主义或后现代主义意识形态的冲突主导了大众传媒叙事，从20世纪下半叶开始，其他的哲学思想开始逐渐显现。与儒家思想（特别是孟子的观点）共享许多普遍前提的存在主义——对话哲学或人格主义，重拾对社会关系对于人类精神发展价值的关注。
卡罗尔·华迪卡和约瑟夫·蒂什纳在波兰发展的存在主义人格哲学是一个好例子。人格主义将理想的启蒙运动时期的个人,与人格主义的创始人之一伊曼纽尔·穆尼埃所（Emmanuel Mounier）强调的体现“自我创造、交流和归属主体”的个人相比较（Mounier,1964,p.10）。个人主义与人格主义的根本区别在于“个人主义的首要关注是以个人为中心....而[人格主义]认为，个人只有相对他人才存在，只有通过他人才能认识自己，只有在他人身上才能找到自己。（同上，p.37）。
值得注意的是，在波兰共产主义时期成长起来的华迪卡和蒂什纳，对共产主义垮台后波兰的政治转型抱有很大希望。他们都指向自由主义思想与基督教价值观的融合。正如蒂什纳所写：“教会不应与自由民主为敌，因为它比其他任何政治制度都更接近福音。从本质上说，教会一直在向世界传递自由主义的讯息。教会揭示了更深层次的自由主义意识，批评其极端人物，但并不质疑其本质。”(Tischner, 1999，p.49)尽管他主张“人类自由思想的来源是圣经”(同上，pp.196-199)，他也在更广泛的人类层面看待自由:“人不仅是一个自身自由以他人自由为边界的个体。人是一种能够给予和接受的特殊存在，注定要与他人共融。他人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友谊的保证，这被亚里士多德视为“最完美的社会善”(同上，pp. 199-200)。从这一假设出发，两位哲学家都强调了用团体元素对自由主义进行补充的必要性。作为教宗若望·保禄二世，华迪卡是波兰团结工会运动的主要发起者，而蒂什纳则通过大量出版物和演讲，努力为该运动提供理论基础。
提出人格主义概念的卡罗尔·华迪卡承认，必须满足实现人的充分发展的最基本需要，包括安全、认可和尊重、归属感和团体意识、自我实现和发展、以及人生的意义。在他早期著作及作为教宗发表的著作中，都强调了家庭在个人形成和社会关系建立中的作用。
约瑟夫·蒂什纳指出，人通过其活跃的一生满足寻求真理和创造的需要。他强调，一个工作着的人必须要同时面对自己行动中发现的真理及他人获得的真理。通过共同活动，我们创造了一个共同的社会空间。我们合作创造了共同的价值观。我们的共同利益不仅取决于共同做了什么，而且取决于协议本身，取决于通过行动建立的共同努力和相互尊重的记忆。
对中国和西方的启示
这些思想使我们可以乐观看待中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复兴。中国和西方彼此需要并将继续相互激励，但它们也应该支持进一步消除当前体制中的弊端和社会经济变化造成的威胁。一些弊端已经明确出现(如异化、原子化、排斥)，尽管我们仍未找到足够方法预防此类弊端及治疗由此产生的所谓“文明病”。上述许多威胁也正慢慢在中国出现——如参与现代生产体系的个人在精神层面的异化和缺失等问题。
塑造现代欧洲的许多思想被中国吸纳，但也被塑造成基于儒家传统的模式。例如，邓肯·弗利认为，亚当·斯密的自由市场概念最终归结为平衡市场机制和国家机构的作用以实现可持续的经济发展，这种想法得益于现代欧洲和中国两方面的灵感 (Foley,2008，2008, pp.39-40)。保持平衡的能力至今仍是中国经济成功的重要源动力。这一看法在布鲁克的观点中得到了证实:“东亚文化将塑造甚至推动资本主义发展……使其比欧洲版本的资本主义更具有普遍性。”(Brook，2002,pp.19-20)。或许，透过中国的成功来看我们的错误，我们可以吸收许多被新自由主义世界遗忘的经济学元素。
当前版本自由主义的弊端之一，是要从资本市场的控制中解放出来，其结果是经济运行中金融部门主导生产部门，或人类现实所有领域的经济化。在波兰自由主义改革三十年后，我不仅看到了其优点，也看到了在社会关系领域造成的损害。因此，波兰对以现代主义思想为基础建立的系统所存在缺陷的反思，对中国人或许是一种警示。
在本文中，我只提到两种文化在发展初期共有的一些价值观。尽管有时被有所遗忘，这些传统元素仍然存在。对其进行回顾并重塑其重要地位的努力是值得的，特别是现代社会面临的种种挑战要求我们更加关注全球、文化与文化、个体与个体等各个层面的和谐。在我们的志向及与他人的关系中，重提并在可能的条件下重建全面追求自我发展和无私的理想，这样的努力也是值得的。这种看法在当今世界难以想象，但并非不可实现，正如1980年波兰团结工会运动所短暂呈现的那样。我们有必要回归传统，寻找解决当代问题的方法——尤其在发现欧洲和中国如此截然不同的文化中也存在共同的价值观之后。20世纪杰出的自由主义理论家弗雷德里希·奥古斯特·冯·哈耶克也曾倡议重拾被遗忘的价值观，让我们再次回顾他的话作为结论:“现在首要的是，我们要在某些原则上达成一致，并把我们自己从当代蒙昧主义的最坏形式中解放出来，这种蒙昧主义试图使我们相信，不久以前我们所做的一切不是做得明智，就是非做不可。在还没有领悟到我们做过了许多蠢事之前，我们不会变得更为明智。要建成一个更好的世界，我们必须有从头做起的勇气——即使这意味着为了得到更好的飞跃而后退一步（reculer pour mieux sauter）”(Hayek, 2006, p.245-246)。
乌拉迪斯拉夫·祖齐亚克教授 若望·保禄二世教宗大学，克拉科夫
Translated by 翻译: Zhang Xi 张希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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