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思专访珍妮·林德·埃马科
DPM（丹宁斯）：珍妮·林德·埃马科博士是2018年11月MRI年会的演讲嘉宾。她的演讲主要关注在中国“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女性实现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前景，作为一名在国际非政府组织和学术机构有重要经验的菲律宾女性，埃马科博士强调菲律宾女性的领导力，以及菲律宾女性实现经济成功的努力带来的启示。我们的访问就从这里开始，埃马科博士，您可以和我们一起回顾一下您的发现么？
JE（珍妮）：我每年都参加在纽约联合国总部举行的联合国妇女地位委员会会议，以便及时了解影响世界妇女和女童的问题。我可以骄傲地说，菲律宾是女性赋权的领导者之一。菲律宾在《2018年全球性别差距报告》中排名第八。这份由世界经济论坛(WEF)发布的报告从就业机会、教育、健康和生存状态及政治赋权四个方面对全球149个国家进行排名。菲律宾是亚洲性别最平等的国家。此外，汤森路透基金会2016年对全球前45个经济体进行的调查发现，在社会企业领导层中的女性比例和性别薪酬差距方面，菲律宾女性表现最佳。考虑到菲律宾在2018年联合国人类发展指数(HDI)中排名第113位，以3104美元的人均GDP在世界银行排名中处于“中低收入国家”之列，这些发现就更值一提了。
DPM：这些报告给人的印象是，菲律宾女性几乎已经可以和北欧国家的女性相提并论了。是这样么？
JE：嗯，不完全是。当然，我们很高兴看到，菲律宾是仅有的五个在政治和经济领导地位上实现完全平等的国家之一，意味着我们有女总统、女议员及女高管。然而,尽管菲律宾在亚洲表现最佳，我们必须谨慎看待 《全球性别差距报告》的参数，报告的确会参照衡量一些经济社会指标，如教育，但在衡量“人类发展”指标方面还不够深入，不像联合国的报告会关注更多细节。
DPM：因此，可以看到某些领域的进步在全球比较数据中表现突出，其他领域则较难衡量。
JE：是的，在一些领域，比如年轻女孩为主要受害者的网络色情，仍存在报告结果无法体现却令人担忧的问题。当然，报告的重点是缩小性别差距，所以我们也可以理解其参数的选择。但我仍然坚信，这些引发担忧的问题才是最应该被深入探讨的。
DPM：这些案件中的受害者？您指的是—？
JE：那些被迫在网络上出卖自己赚钱的人。据总部在菲律宾的反人口贩卖集团——国际正义组织(IJM)报道，数以万计的菲律宾女孩深陷性交易。与此同时，由于菲律宾廉价的互联网、较高的英语水平及普遍贫困，越来越多的菲律宾女性成为网络色情的受害者。
DPM：这些问题比亚洲其他地区更为严重么？
JE：借用汤森路透基金会报告中的说法，这属于“隐藏的犯罪”，因为许多受害者因自己家庭的压力而保持沉默、不敢讲出受害经历，同时现代科技可以隐匿视频电话应用程序发出的消息，也增加了追踪罪犯的难度。
目前尚无网络性交易中受害儿童数量的准确数据，但根据自由行走基金会发布的全球奴役指数估算，每130名儿童中至少有一人遭受现代奴役制度。
这些告诉我们，我们不仅还有很多工作要做，而且要让男性参与进来才能展开这些工作。在杜马格特，我与“反对暴力与剥削性别观察组织”(GWAVE)一起指导一个西班牙资助的项目。GWAVE是当地一家享有声望的非政府组织，其目标是帮助女性摆脱困境并充分发挥潜力。其中一个项目是GENTS，即培养男性成为反对性别暴力和剥削的工作者，该项目积极并有策略地让男性参与到争取性别公平的斗争中来。本质上，其目标和＃MeToo运动一样简单：通过确保女性免受性骚扰、虐待、袭击和强奸，创造一个对女性更为安全的世界。
DPM：因此，实现妇女赋权目标的挑战远不止克服经济不平等或性别薪酬差距。但面对同样深刻的文化问题，人们主要关注的仍是经济问题，对此您如何解释?
JE：我们必须理解经济挑战及其对文化转型的影响。可以对比企业家精神方面取得的巨大进步与(公私)企业机构设置情况的相对差异。我们可以看看一些女性创业的案例：
2007年，里斯·费尔南德斯-鲁伊斯创立了社会企业公司Rags2Riches (R2R)，通过赋权来自贫困社区的产品制造商实现了女性商业行为的革新。女手艺人每件商品可以拿到零售价的40%，还成立了一个持有公司股份的合作社。R2R还为她们提供个人理财、医疗保险和营养方面的培训。该公司价值主张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倡导一个环保、道德的时尚品牌，并为马尼拉市区的手工业者提供可持续的就业机会。每一件R2R商品都是手艺人使用库存过剩、经过升级处理的本地织物手工编织而成。如果不是她们，这些织物就会被扔进垃圾堆。
另一个例子是达拉瑞奇·普洛特（Dalareich Polot）的成功经历。她是达拉瑞奇食品公司的老板，也是位于保和岛上、由女性经营的菲律宾Ginto巧克力公司的创始人。达拉瑞奇食品公司的tableya（当地对烘烤、研磨和模压加工过的发酵可可豆的称呼）来自保和省谢拉布略内斯和卡门小镇的小农场主。该公司参与了支持菲律宾中小微企业，特别是女性经营企业的多个项目。达拉瑞奇的父亲是一名三轮车司机，母亲是一名清洁工。从1994年塔比拉兰市巴朗艾博伊tableya产量仅有5公斤的小作坊，到如今成为五星级酒店香格里拉麦克坦岛度假村和麦克坦-宿务国际机场的供货商，正是支持女性经济赋权的回报。
DPM：这些都是非常鼓舞人心的故事，但她们如何成为亚洲(不仅仅是菲律宾)女性的希望之光?
JE：亚洲女性必须学会在商业和专业领域建立女性关系网。菲律宾女性已经先行一步。除了个别企业家鼓舞人心的例子，菲律宾女性成立了菲律宾女性经济网、女性商会、东南亚地区菲律宾女性CEO圈子网络等支持组织和联盟，这些都为女性运营企业发展提供了有利环境，为女性企业家创业提供了支持。另一个例子是商业女性协会亚洲女企业家联合会（AWEN）。成立于2014年的AWEN旨在制定和提出促进经贸活动的倡议，以加强性别平等，赋予并强化东盟地区女性的创业技能。
菲律宾妇女委员会领导下的菲律宾政府项目GREAT Women Project (Gender Responsive Economic Actions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Women，促进女性转型优选商业活动)是一个可以在整个亚洲地区推广的项目，该项目旨在帮助食品、纺织、编织及家居家装等行业小型女性创业公司，通过与菲律宾企业家的交流沟通帮助改进其商业理念。该项目已吸引来自微型企业的3652名女企业家参与，并为各种交易会、商队和展览提供了便利。
GREAT还为受益人提供融资渠道，帮助其为产品找到合适的国内外市场。项目的优势之一是其与国家工业贸易部等国家级政府机构及地市等各级地方政府单位建立了合作伙伴关系，以创建、实施鼓励和帮助女性开创并发展微型企业的政策、项目、服务及计划。
《菲律宾共和国法案9710》《妇女宪章》(2010),以及林林总总旨在促进女性平等参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民事或其他任何领域的立法、行政和其他监管工具、政策及实践，提供了实施和保障妇女权益的必要机制。从菲律宾的经验中可以得到一个重要教训：不管男性还是女性，改善生活境遇的努力不仅需要个人的主动性和社交网络，还需要政府推动经济转型的努力。
DPM：如果我没理解错的话，任何政府项目都必须预留5%的预算用于“性别与发展”(GAD)计划。这是如何做到的?
JE： GAD预算计划是为了解决“性别问题”。理解这项计划可能涉及的各种关切，我们必须认识到性别问题的重要性以及不妥善解决这些问题的后果。这些问题几乎出现在所有政府项目中，项目设计未能充分解决包容性所提出的要求。举例来说，GAD应该对旨在救助穷人的灾害救济项目产生影响。在这些项目中，“性别问题”指解决在家庭定义上的传统偏见，即认为家庭是“二元”的、包括父母双方的，而将那些单亲或LBGTQ等非传统家庭排除在外。
2013年，台风“海燕”过后，在受影响最严重的塔克洛班，我们发现，灾后救济确实是针对家庭提供援助，但列出的所有援助对象都是“二元”家庭，这就遗漏了那些不符合二元模式的家庭。单亲家庭或双亲为同一性别的非传统家庭不能获得援助。全面实行GAD计划将解决并设法消除基于性别偏见的有意或无意的歧视。项目设计者还必须意识到问题的交错性，如贫困会加剧性别或其他形式歧视的影响。
DPM：理解交错性会凸显一个事实，即贫穷及其他形式的匮乏为在性别问题上的自我实现制造了更大障碍。这和项目的设计相关：如果对项目的服务对象有错误或过时的假设，可能会导致非传统家庭被排除在外等类似情况的出现。
JE：正是如此。没能解决性别发展问题，最终导致非传统家庭的需求被遗漏。政策制定者、研究设计人员等必须意识到这一问题。菲律宾妇女委员会和预算部（NEDA）都有完成这一任务的资源。通过使用自我评估工具确保各级规划是包容性的：我们需要为GAD计划（及其5%的预算授权）之外的项目制定统一的性别发展指导方针。
DPM：目前为止，我们探讨了整体的情况：通过创业、社交网络和政府支持为女性赋权，是促进社会进步的国家发展计划总体承诺的一部分。但您现在不是在政府或公共政策管理部门工作，而是代表西里曼大学拓展伙伴关系和其他对外活动，您还需要履行教员教书育人和促进学术界共同利益的职责。履行大学教员职责与您实现女性赋权的远大理想是否存在冲突？
JE：在西里曼大学，我们有女性担任校长等权威职位；但现在我们必须确保整个大学都对性别问题具有高度敏感。大学应该被视为一个安全的空间，在那里你可以坚定地认同自己、表达自己，而不会因此而遭受歧视。
DPM：您是如何做到的?
JE：例如，当你处于生育年龄，基于你将生育更多孩子的假设，生育能力往往会被雇主视为一种负担，这可能会成为聘用和晋升的阻碍。生育是生活的一部分，而不是一种负担。我们对此尚缺乏认知。
DPM：我看到一些商业公司确实如此，但我希望大学里情况会好一些。一个相关的问题(是)：在招聘决策中，是否允许询问应聘者的生育计划，如“你是否有计划生育更多孩子?”西里曼大学在这方面是否有政策规定？
JE：让我们从人力资源管理(HR)开始：有哪些政策？他们会问未来员工什么问题？有哪些产假福利和相应的支持体系？
DPM：如果有产假，是否也应该有将男性也包括在内的育婴假？
JE：是的。对养育者的理解不应该局限于父母，还应该包括爷爷奶奶和其他照顾者。我们需要一种更宽泛的育儿观，其中也包括对非传统家庭类型的认知。
在西里曼大学，性骚扰是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对那些不符合传统“二元”性别认识的学生。“二元”模式认为只有男性和女性两种性别，性别是非此即彼。我记得还是学生的时候，就曾得知有朋友遭遇强奸，但受害者的关切被忽视了，理由是：“哦，你是同性恋，你一定是自找的。”
DPM：谁会说这样的话?无知的同伴(学生)对骚扰漠不关心是一回事；而心理咨询师漠不关心、没有反应，又是另一回事。
JE：但问题是这些学生(受害者)不愿接受心理咨询。
DPM：看来我们仍面临教育的重大挑战，不仅要教育学生，还要教育教职员工。
JE：我们需要为所有学生和工作人员开设一门性别发展必修课，让他们了解各种形式的欺凌以及相关问题；也或者是性别问题课程。随着西里曼越来越国际化和多元化，我们必须学会接纳他人，坚决不能容忍性骚扰行为。
DPM：如果我说错了请纠正我，但现在大部分性骚扰都是发生在学生之间的。教职工中的“猎食者”已经差不多都被铲除了。
JE: 是的。尽管如此，我们仍需要继续开设性别问题课程，特别是针对教师和导师的课程。我们对这些问题有所了解也很重要。
DPM: 可以介绍一下西里曼大学投诉性骚扰的程序么？是去系主任那里还是别的地方？
JE：手册规定了一个程序，最终会到纪律委员会的听证会。但从学生们反馈给我的情况来看，这个程序并不深入。学生们更愿与那些让他们觉得舒服的人沟通，而不是与指定的委员会。
虽然专业咨询人员获得了处理性骚扰案件的认证，学生们却羞于求助于他们。我们必须改变这种文化，使学生和受到骚扰的人不会因为报告、调查和制止类似事件发生的过程觉得不适。这就需要提升校园社区的相互信任，需要管理者解决隐私和保密性的问题，特别是在使用信息的方式上保持和提高专业水平。
这些挑战也是长期、复杂的，并且涉及到文化转型。例如，发展一种性别包容的语言很重要。我们需要用参与式方法创建包容性的校园环境。我很高兴地注意到，西利曼社区已经开始这些讨论和规划。我们希望作出更多具体的努力。
DPM：您在如何设计社会项目以及衡量这些项目取得的进展方面给了我们很多启示。 但是，基于您在西里曼大学的新角色，您的讨论已经超过了公共政策领域，更多地关注学术界的男性女性面临的具体困境，他们正在努力克服性别和共同人性相关的一系列相互关联的问题。如果公共政策是“宏观”层面，那么您在西里曼大学所做的工作无疑开启了“中观”和“微观”层面。珍妮，您告诉我们菲律宾女性如何以及缘何能成为所有亚洲女性和男性的老师。感谢您！
珍妮·林德·埃马科博士，亚洲基督教会大学及学院联合会秘书长、菲律宾杜马格特西利曼大学战略伙伴关系主任
Translated by 翻译: Zhang Xi 张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