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ook Review by丹宁思
摘要
《中国的教会》（La Chiesa in Cina）收录了耶稣会士关于其在中国及为中国传教的六篇文章，以及梵蒂冈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关于在中国的主教任命的临时性——删去协议的正式文本和教宗方济各致中国天主教徒与普世教会（Universal Church）关于该协议（2018年9月22日）的说明函。另外，该书包括梵蒂冈国务秘书、枢机主教彼得罗·保林（Pietro Parolin）执笔的序言和安东尼奥·斯帕达罗（Antonio Spadaro）的编者按。 鉴于耶稣会撰稿者的专业身份——斯帕达罗是罗马著名的重要耶稣会评论《天主教文明》（La Civiltà Cattolica）的编辑——以及本书中发表的官方声明，它成为对天主教会希望通过该协定达到的目标进行现实分析的基本出发点。本书用意大利语撰写，所以人们可能希望其中文和/或英文译本能很快面世。
未来可期
作为跨越三个教宗（圣若望·保禄二世、本笃十六世以及方济各）、多年外交互动的结果，该协定被梵蒂冈描述为“逐步和互惠友好的成果”，它关系到“主教的提名，这一对教会生活非常重要的问题”，“为更进一步的合作创造了条件”（Sherwood, 2018）。原则上，该协议解决了关于中国天主教主教合法性的所有悬而未决的争议，无论这些主教原来是由梵蒂冈批准的，还是仅由中国天主教爱国会（CCPA）任命。梵蒂冈和中国政府已经确立今后合作任命中国天主教主教人员的程序，并同意在河北省东北部的承德市建立一个新教区，这里在历史上是清朝皇帝的避暑山庄。
该项协定关乎天主教主教人员的提名和任命程序，据说将"对教会生活非常重要"，因为中国至少有40个主教空缺需要填补（Harris，2019）。那么，将政府在提名天主教主教人员方面的作用制度化，这显然违背了第二次梵蒂冈大公会议（Vatican II, 1962-1965年）声明和1983年修订的《教会法典》（Mariani，2018），为什么教宗方济各会批准这项协定呢？这一问题的答案在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斯帕达罗编著的文集《中国的教会：谱写未来》（La Chiesa in Cina: Un futuro da scrivere ，2019年）中显而易见：正如教宗方济各的许多倡议一样，重点必须从过去过于强调的外交、法律和政治问题，转向希望创造更多的空间，为教牧关怀和职责履行探索新的方法。如果天主教会要在中国自然发展，它需要主教的指引，通过亲自见证耶稣基督，为获得新生指明道路。 正如教宗方济各所指出的，该协定并不是要恢复“官员”和“公职人员”的等级制度。斯帕达罗和他的同事们给人的印象是，协定的结果将符合教宗方济各对教会全球复兴的态度，正如他之前在应对诸如灾难性气候变化等全球挑战，或诸如巴西亚马逊盆地已婚执事圣职等教会内部问题的态度一样。 他希望在中国实现的，与其在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2013年）中传达的信息没有什么两样。
《中国的教会：谱写未来》（2019年）中的文章不仅为9月22日《协定》签署前的谈判历程提供了权威性描述，也为更好地分析理解中国教牧形势的各个方面提供了重要观点依据。文集以梵蒂冈国务秘书彼得罗·帕罗林主教撰写的序言开始。帕罗林详细介绍了本笃十五世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宗座牧函《夫至大》（Maximum Illud ，1919年），突出强调教会希望摆脱欧洲殖民主义的沉重遗产、以履行其传福音的使命的愿望，随后建议在中国，如何通过对话与和解进程实现这些愿望。要让人们相信教会希望尝试新的牧民方法，就必须采取一种鼓励创新实践的新态度。耶稣会士安东尼奥·斯帕达罗（Spadaro，2019：13-32），概述了理解9月22日《协定》重要性的背景，并且列举了想要推动《协定》的落实所需要应对的挑战。 他所看到的挑战很复杂，因为它们以各种方式交叠：精神、政治、内部分歧、对宗教机构“中国化”的外部压力，以及最终在神学方面的挑战。所有这些挑战的根本都是建立信任的挑战，这需要长期的投入，以及耐心、相互尊重、谦逊和诚实。可期的未来，只有通过超越非输即赢的零和思维，而转向与这些期望相吻合的教牧反应，才能实现。
在斯帕达罗概述之后，耶稣会士隆巴迪（Federico Lombardi）详细回顾了“中国与罗马教廷关系的历史”（Spadaro, 2019: 33-48）。 从鸦片战争（1839-1842 年）开始，到法国在中国天主教堂保护区的建立，中国近代史被一系列羞辱的事件、屈辱的殖民统治、不时的迫害和革命改革所摧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天主教被人们——尤其是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党派人士——视为外来宗教，从根本上敌视中国政府和文化。虽然这显然是对那段历史的歪曲，但是它确实描写了近年来的教宗们尝试和解的语境。隆巴迪注意到本笃十五世的《夫至大》（1919年）发表之后发生的变化，他颂扬了第一位驻华宗座代表、枢机主教刚恒毅（Celso Constantini）的回忆录，赞扬其工作为1926年第一批华人主教的产生铺平了道路。尽管随后发生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国共内战，教会在中国人民中的形象得到了改善，但却与革命政府发生了冲突。特别是在1950年，政府将注意力转向中国宗教机构的改革时，所谓的“三自”运动，即自治、自养、自传，导致所有外国传教士被驱逐出境，所有外国对天主教机构的资助也被禁止。宗教事务局成立于1951年，负责管理所有宗教组织。梵蒂冈对此的回应，如庇护十二世的通谕函《致中国人民》（Ad Sinarum Gentem ，1954年）所述，是继续谴责共产主义，谴责天主教徒中所谓的“爱国会”（Patriotic Association）。随后，中国天主教爱国会于1958年首次任命未经梵蒂冈授权的天主教主教。
两国关系长期处于冰点，直到中国承认文化大革命（1966-1976年）的过度行为之后才开始解冻。当时，和解的长征始于圣若望·保禄二世支持的外交倡议，以及1982年中国新《宪法》宣布承认五个宗教的合法性，包括佛教、道教、伊斯兰教、新教和天主教。随后数年，中国的天主教团体长期分裂为“地下”和“爱国”教会，两者之间的关系相当模糊和混乱。隆巴迪强调了上海主教、耶稣会士金鲁贤（Aloysius Jin Luxian）的作用，他虽然最初没有得到梵蒂冈的正式任命，但却成功地培养了一代中国神父，同时为两个团体的需求服务。 隆巴迪所讲的历史表明，如果中国天主教要实现教会全面共融的期望，并通过履行其传福音的真正使命，为中国的发展做出贡献，那么这种模糊混乱的关系必须得到解决。因此，教宗方济各及其顾问们认为为教会带来和平是亟需解决的事情，是可以理解的，尽管和解进程需要许多人做出牺牲，包括那些在教会近乎分裂的地狱边缘学会幸存下来的教徒们。
本书的其余文章由耶稣会士魏明德（Benoit Vermander）、罗世范（Stephan Rothlin）、梅谦立（Thierry Meynard）、尤国江（Joseph You Guo Jiang）、安东尼奥· 斯帕达罗（Antonio Spadaro）和陈立邦（Michel Chambon）撰写，阐明了在《协议》签署后，可能需要应对的各种教牧挑战和机遇。他们每个人的稿子都很有价值，因为在这个前所未有的社会和经济发展的时代，中国仍然在继续转变,而他们提醒读者正在发生的事情，以及天主教徒如何以充满希望、智慧和勇气的态度来应对。
魏明德关于基督教更加中国化的文章，应该有助于纠正“中国化”只是政府进一步削弱教会影响力的阴谋这一错误印象（Spadaro，2019：49-60）。相反，这是中国天主教实现最早的耶稣会传教士愿景的机会。这一愿景得益于耶稣会士利玛窦的启发，利玛窦认识到，天主教与中国文化相互融合的机遇，与最早的基督教和罗马帝国的希腊文化相遇一样，具有同样的历史意义。尚未谱写的普世教会的未来，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在卸下过去的负担之后，中国的天主教如何发展。魏明德的第二篇文章，评估上海的“宗教和精神地理”（Spadaro， 2019：115-126），强调了富有希望的迹象，即在普通人的宗教社群体验层面，在他们的流行节日和传统习俗中，“神圣”继续蓬勃发展。在他以人类学家的角度对上海宗教和精神生活的“土壤”抽样调查中，没有提及的是，争夺教会组织结构控制权的斗争，如何可能帮助或阻碍教会传福音使命的复兴。毫无疑问，土壤是惊人的肥沃，但是土壤需要耕种、浇水和锄草，才可能丰收。而9月22日的《协议》，其焦点恰恰是让谁来耕作的问题。“中国化”将以谁的标准来进行，以什么为目标？
在安东尼奥·斯帕达罗和陈立邦撰写的题为“中国城市天主教”的文章中，也揭露了城市化的挑战（Spadaro，2019：99-114，该文介绍了上海以外的总体发展情况。中国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出口制造业方面，导致其国内人口流动的模式，意味着教会的未来不能集中在乡村，虽然天主教在乡村的传教曾经非常成功。中国在移动，而且大多是向着快速发展的城市地区、向着更好的经济机会。在人们及其宗教需求随着不断变化的环境而变化的过程中，有效的牧养和传福音策略必须紧跟民众的步伐。
同样，由耶稣会士梅谦立和陈立邦撰写的题为“中国天主教的现代化”的文章，承认中国新教在塑造中国基督教方面取得的持续成功（Spadaro, 2019: 75-86）。新教教会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天主教相对微小的成果。梅谦立和陈立邦没有把中国的新教当作对手，而是提出如果要让天主教同样也得到复兴，从中可以学到什么。他们从许多新教教会决定在“三自”运动框架内活动开始，准确地描绘了新教发展的历程。 虽然他们也承认中国新教曾面临各种历史兴衰变迁——包括按照政府政策运作的教会和那些不按政府政策运作的所谓“家庭教会”之间的持续分裂，但他们认识到，新教重点传播耶稣基督作为“活着的主”和个人“救世主”的信仰，这种传福音的清晰性以及新教礼拜服务的简单性和教会管理的灵活性，对中国人民很有吸引力。 9月22日《协议》的精神与天主教得到的教训相吻合：前进的唯一道路是，采用一种真正的教牧方法，使天主教的信仰和实践同样透明和亲民。 随着中国天主教的不断发展，与中国新教的团结联合以及与其他宗教间的对话必须成为当务之急。
通过这种联合可以取得什么成果呢？在耶稣会士尤国江关于在中国的“非政府组织”（NGOs）的文章中进行了很好的阐释（Spadaro, 2019: 87-98）。尤国江对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形势的分析，反映了中国政府最近在规范慈善活动的法律方面的重要变化。显然，为了应对非政府组织所面临的信誉危机，特别是在2008年四川地震等自然灾害后备受关注的丑闻之后，有必要对这些条例进行改革。因此，政府政策的变化，不应被误解为企图排斥以宗教为基础的慈善机构和非政府组织，而应将其视为加强问责制的一种方式，以使这些机构的工作更加有效。尤国江传达的信息是，鼓励天主教非政府组织在中国继续发展，为此，他引用了两个成功的研究案例——新教爱德基金会（Protestant Amity Foundation）和天主教进德公益基金会（Catholic Jinde Charities）。在这方面，其发展之路也必须要以教牧之心为动力，遵守中国的法律法规，并对教会合作持开放态度。
当然，非政府组织最近的兴起及对其活动的关注，是中国经济成功发展的反映。 中国新教从商业活动的增长中获益匪浅，特别是在珠江三角洲，中国香港和海外的基督教企业家亲自参与传福音工作。中国天主教也在进行类似的努力。罗世范关于“天主教社会教学”（CST）的文章，反映的正是其为促进商业道德和企业社会责任，在创建和推广教育计划和材料方面的经验，“天主教社会教学”被认为是商业道德教育的资源之一（Spadaro, 2019: 61-74）。罗世范强调了梵蒂冈司法与和平委员会关于"商业领袖的使命"（2011年）文件的重要性，它不只是天主教徒之间对话的基础，而且也可以作为天主教徒与其他面临当今商业环境带来的道德与精神挑战之人之间对话的基础。该文件的中文版由上海徐光启出版社出版（2015年）。文件中概述的计划——回顾了上一代的“公教进行会”（Catholic Action）运动—— “观察-判断-行动”，为商业伦理学案例的研究和发展奠定了基础，详见罗世力公司网站（www.rothlin.org）。罗世范赞助的研究也促进了商业伦理学研究方法的发展，寻求在天主教社会教学与儒家道德哲学传统之间形成一种新的文化融合。
综合来说，斯帕达罗的《中国的教会》（2019年）中收集的文章表明，推动梵蒂冈9月22日《协议》的落实的希望不只是一厢情愿的思考。 中国正在改变，天主教传福音确实有新的机遇。事实上，中国的基督教——包括天主教和新教——正在更新自己的传统，以应对中国全球觉醒的挑战，其活力从这一点就可见一斑。正如这些文章所表明的那样，《协议》并不是一种尝试，要使公共机构关系正常化，而应该作为一项长期和解进程的进度报告。天主教要正当地发展，以教牧为主的主教领导在今天和以往同样重要。希望这项《协议》能使那些致力于为大众利益服务的中国天主教徒，通过见证“受难”和“复活”的上帝，自然地发挥领导作用。人们还应期望，这套文集将很快被翻译成中文或英文，或两者兼而有之，以便教会在国内外的利益相关者也能理解，如何以及为何真的有未来等待谱写。
丹宁思博士、教授,罗世力公司研究部主任，菲律宾杜马格特西利曼大学教员
参考资料
Harris, E. (28 August 2019), Expert: New Chinese bishop no litmus test for success of Vatican-China deal. Crux: Taking the Catholic Pulse. Retrieved from https://cruxnow.com/church-in-asia/2019/08/28/expert-new-chinese-bishop-no-litmus-test-for-success-of-vatican-china-deal/
Mariani, P.P. (7 December 2018), The Extremely High Stakes of the China-Vatican Deal. America: The Jesuit Review. Retrieved from https://www.americamagazine.org/faith/2018/12/07/extremely-high-stakes-china-vatican-deal
Sherwood, H. (22 September 2018), Vatican signs historic deal with China – but critics denounce sellout. The Guardian. Retrieved from https://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8/sep/22/vatican-pope-francis-agreement-with-china-nominating-bishops
Spadaro, A. (2019), ed., La Chiesa in Cina: Un futuro da scrivere. Milano: Ancora Editric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