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新冠肺炎的全球流行引发了大规模经济危机，许多人希望找到得以继续生存的途径。这种极度不确定的局势或许给了我们一个独特的机会以重新思考有关生死的重要问题，而这往往被为金钱和权力所困扰的人们认为是纯粹的浪费时间。我们正经历着经济增长的严重崩溃，此时应该将其视作唤醒人们反思生活中真正重要内容的契机。人们当前承受的压力、孤独以及史无前例的种族主义肆虐和杀戮暴露出种种深层的社会弊病、法律改革的缺失以及在某些持有宗教信仰的人群中也存在的普遍的信仰缺失等问题。在标志着澳门利氏学社成立20周年的2019年研讨会上，与会者的见解为我们每个人都应实践的精神之旅提供了绝佳的路线图，而此时新冠病毒已经让通过普通的旅行轻松逃离现实变得不再可能。禅宗传统将内心的精神旅程称为“牛迹”，它没有回避通往内心自由的道路上所经历的种种可怕和颠簸。应对疾病的大流行可能成为我们每个人唤醒以默观、使命和殉道为标志的自己独特的“牛迹”的新机会。
默观
我们可以将建筑物看作是纯粹的石头、钢铁和玻璃。但是当人承受沉重的压力时，它们也能提供“默观式休憩”或者激发“默观的视角”。何昌（Chang He）将建筑与“非正式默观空间”联系起来。在以往传统的中国城市中，集体记忆存在于精神空间中，例如祖堂和庙宇。然而，许多神圣的场所在城市化浪潮中被拆除，并为摩天大楼所取代。扩张的城市反映了土木工程的效率和作为现代化标志的技术的不断进步。但是，城市扩张也造成归属感和城市精神家园的丧失以及城市中宗教建筑的迅速消失，人们则都生活在摩天大楼的阴影下。在《愿上主受赞颂——照顾我们共同的家园》的通谕（2015:86）中，教宗方济各强调保护那些共同区域、视觉地标和城市景观的重要性，这些区域、地标和城市景观会增加我们在城市中的归属感和“家的感觉”，这种感觉包容、接纳了我们，也让我们走到一起。这种对精神家园的需求让我想起几年前我主持的来自中国各地的建筑系学生就北京一家癌症医院的设计举行的一场竞赛。有几组学生都强烈建议在癌症医院中增加教堂和宗教用的房间，以满足癌症患者及其亲友的精神需求。
伍兹切奇·雷布卡（Wojciech Rybka）探索了“默观”一词的在《圣经》中的渊源，指出这种归属感和融入自然的需求在赞美诗及其感恩方式中得到呼应。新冠病毒大流行无疑为重新发现《圣经》的丰富内容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机会，这也是一种回归。《旧约》中的150首赞美诗尤其给了我们对 《生命册》“Book of Life”不同故事的重要见解。同时，雷布卡也记述了传教士如何使用念珠在中国传播基督信仰。从普通中国信徒的角度来看，诵念玫瑰经与他们所熟悉的佛教诵经有相似之处，即重复诵读某段经文或圣言。
王志远（Zhiyuan Wang）以耶稣会士的心灵视野探索了圣依纳爵灵性操练中一个至关重要的默观元素，它引导静修者响应万王之王耶稣的召唤，让每个人都加入他的劳作，与他一起完成救赎和解救的使命。正如王志远所特别提到的，奥斯卡·罗梅洛 （Oscar Romero）主教于1980年3月在主持弥撒时被谋杀以及1989年11月在圣萨尔瓦多遇难的其他殉道者通过一种感人的方式履行了以真正的默观倾听人民的声音并成为仆人式领袖的愿望和承诺，同时为正义与和平而战斗。
传播默观福音价值的一种特别有说服力的使命方法是上海的耶稣会士所发展的音乐和艺术教学法。大卫·乌罗斯（David Urrows）研究了法国耶稣会士弗朗索瓦·拉瓦里（François Ravary）的信件，拉瓦里因1856年在当时上海郊外的徐家汇“耶稣会士村”成立作坊而闻名，该作坊主要建造竹管风琴。乌罗斯为我们翻译的那封信描述了19世纪上海耶稣会士使命期间，路易吉·马萨（Luigi Massa, S.J.）神父被太平天国叛军杀害的情形。它表明，即使是最残酷的杀戮也可以通过音乐和艺术的默观作用而改变，使耶稣的不朽精神清晰可见。
格霍尔德·贝克尔（Gerhold Becker）分析了默观在德国耶稣会士阿尔弗雷德·德尔普（Alfred Delp）和卡尔·拉纳（Karl Rahner）的现实见证和神学推理中的作用，他们两人都通过圣依纳爵灵性操练深刻地经历了与天主接触。纳粹政权将阿尔弗雷德·德尔普囚禁在柏林泰格尔监狱中。1944年11月17日，德尔普最深切地体验到了天主的无处不在。由此，德尔普和拉纳指出圣依纳爵的核心——即与天主接触的真实经历，它能使个人忍受人生沉浮并为天主的存在证言。拉纳后来的著作，例如探索行走等日常活动的默观作用，尤其具有启发性。
使命
面对1989年11月发生在中美洲大学的谋杀暴行，马丁·迈尔（Martin Maier）问道：为什么六名耶稣会士和两名女子被杀？最扼要的答案就在大学教堂的墓碑上。这里记述着耶稣会当今最重要的使命，即耶稣会最高立法机构第32届总会大会的第四号法令中所表述的：“今天成为一名耶稣会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按照十字架的标准加入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斗争——为信仰及其所包含的正义而进行的斗争”。萨尔瓦多的殉道者清楚地证明，这一为信仰和正义而斗争的使命始终植根于与天主接触的深刻经历。
正如丹尼斯·麦肯（Dennis McCann）所指出的，在嗜血的纳粹政权统治下，与天主相遇的经历自然地促进了教会合一运动。福音派牧师迪特里希·邦霍夫（Dietrich Bonhoeffer）和阿尔弗雷德·德尔普都与克莱稍团体的成员合作，寻求在纳粹被击败后根据天主教和新教共同的基督教社会原则为德国确立宪法。在这种情况下，传教的使命被定义为以基督为中心的责任，是对天主所召唤的天职的具体的和个人的回应，其承认在宗教活动和世俗活动之间没有区别。邦霍夫对他在暗杀阿道夫·希特勒计划中的罪行供认不讳并承担责任，他唯一关心的是他的举动是否真的是天主所要求他服从的。邦霍夫欣然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完全相信他的服从是真实的。
面对宗教生活中的两难困境，安东·任 （Antoine Ren）进一步扩大了我们对顺从的认识。在卡尔·拉纳的帮助下，他探索了当个人必须要服从的命令中出现两难困境时的情况，这些命令在客观属性上是错误的，甚至是邪恶的。在特定情况下，责任归咎于发出命令的上级。此时，很难说为什么和在什么意义上完成这一命令是天主的意志，尽管我们必须以某种方式相信它。
亚历山德罗·安德烈尼（Alessandro Andreini）回忆起灾难性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教宗本笃十五世发出《夫至大》通谕（1919年），我们不难在其中看到“我的罪过”，即为教会未能使传教活动适应当地文化而道歉，尤其在中国和亚洲。当教宗方济各强调《夫至大》至高无上的重要性时，他主张教会与当地文化，尤其是他们的传统智慧进行对话。例如，教宗方济各和艾资哈尔·艾哈迈德·埃尔·塔耶布大伊玛目共同签署的《普世和平及人类兄弟情谊文录》不仅为宗教间对话提供了新见解，并且朝着共同的真理新领域迈进，其超越了宗教的分歧，确认了我们对人类尊严、和平与相互尊重、互惠与关怀的共同承诺。显然，这是另一个衡量我们是否在危机中吸取教训的试金石。
殉道
使命有其代价，即殉道，无论是用鲜血，还是仅仅只是忍受日常生活中令人不快的起起伏伏。在大卫·乌罗斯在描述1860年太平天国叛乱的那篇文章中提到的路易吉·马萨神父被害的例子中，殉道者的血是信仰的种子。李榭熙（Joseph Lee）研究了倪柝声（1903-1972）和他在中国基督教会中的杰出作用。随着东亚国家发展成为中央集权的民族国家，世俗政府常常将基督教视为颠覆力量，并动用国家资源边缘化本地基督教社团。倪柝声在20世纪初期创立了一个本地新教运动，他于1952年被捕，1972年在中国的一个劳改营中去世。作为基督教的殉道者，他在其所建立的社团之外也具有深远的影响。
另一个事件发生在1989年11月15日晚上，其影响范围远超出拉丁美洲。那晚，萨尔瓦多军队向耶稣会士组织的何塞·西蒙·坎纳斯中美洲大学派遣了一个特别行动队。士兵们将六名耶稣会士拖出他们的公寓，迫使他们面朝下躺在草地上，并近距离射击。除大学校长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ía）外，被射杀的还有塞贡多·蒙特斯（Segundo Montes）、伊格纳西奥·马丁—巴罗（Ignacio Martín-Baró）、阿曼多·洛佩兹（Amando López）、胡安·拉蒙·莫雷诺（Juan Ramón Moreno）和华金·洛佩兹·洛佩兹（Joaquín López y López）。由于士兵得到命令，不得留下任何屠杀行动的目击者，厨师厄尔巴·拉莫斯（Elba Ramos）和她的女儿赛莉娜（Celina）也遭屠杀。萨尔瓦多的殉道者们与奥斯卡·罗梅洛主教一道成为真正的仆人式领袖，因为他们的生命教会了许多人如何聆听被压迫者的问题和苦难，如何帮助他们分析自己的社会状况，最重要的是如何在争取正义与和平的斗争中找到具体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在土地改革和自我赋权方面。
奥斯卡·罗梅洛主教和耶稣会殉道者所体现的这种仆人式领导力体现了深刻的内在皈依。以罗梅洛主教为例，他在出任主教时被认为是一名过于谨慎和保守的神父，他与阿吉拉雷斯农村堂区的耶稣会士鲁蒂里奥·格兰德（Rutilio Grande）的友谊对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死亡行动队无情地杀害了格兰德神父时，罗梅洛主教深感震惊。罗梅洛越来越明确地意识到，正是在猖獗的腐败和权力滥用的背景下，为信仰的斗争才成为宣扬福音的决定性的因素。这种信仰的更新不可避免地激起了土地所有者和弄虚作假政党的仇恨和暴力。借用埃德蒙·埃（Edmond Eh）所阐释的儒家精神修养的核心目标，我们可以认识到，罗梅洛受到他的朋友鲁蒂里奥·格兰德神父的启发，成为了真正的君子，即“道德高尚的人”。罗梅洛通过在日常事务中发现人性最深层的含义而逐渐意识到社会团结的深义。儒家的君子像进行灵性操练的耶稣会士一样相信人的天性，相信这是天赐的禀赋，甚至愿意为朋友而献出生命。
据此，马丁·迈尔介绍了中美洲大学的历史背景以及学校如何激发学生和教授选择加入争取信仰和正义的斗争，特别是迫切需要的土地改革。因此，1989年11月萨尔瓦多殉道者的鲜血体现的不仅是个人的牺牲奉献，也是天主教大学整个课程中包含的福音价值观的制度文化，即要求学生关心全社会的福祉。回想他们的经历，提醒人们牢记无数幸存者所面对的巨大苦难和问题。毁灭性的内战结束后，对十字架上基督的记忆成为了力量和勇气的源泉。罗梅洛主教抵制住了使用暴力的诱惑，他的生命和殉道以及那些在中美洲大学逝去的生命是鲜活的见证，要求教会事工必须关心饥饿者、无法接受教育者和那些权利被剥夺者。
在疾病流行和全球反对种族虐待大规模示威活动的当下，人们是否有独特的机会重新思考默观、使命和殉道这三个精神世界的核心维度呢？在许多人和团体为生存而挣扎之际，重塑相关的历史背景和天主教高等教育机构谋求更大社会利益的目标也成为当务之急。罗兰·雅克（Roland Jacques）证明了这一点。他回忆了1954年至1970年期间在老挝被游击队杀害的殉道者，到了2016年，教会希望通过为他们宣福以超越通常被认为是单方面的西方传统而遭摒弃的殉道概念，突出他们是信仰之“先贤”，以此作为信徒和非信徒间相互理解的基础。因此，
“宣福”一词现在被用于将教会中最有功绩的人擢升为先贤以供教友铭记、尊崇和效仿。我们从雅克的叙述中了解到，在不同宗教间对话的背景下,教会也想承认佛教关于死亡的教义，以消除老挝人对死于暴力者的鄙夷态度。这样一来，教会就能摆脱先前可能招致新的迫害的被视为“国家敌人”或“革命敌人”的境地。
对默观、使命和殉道内在联系的细致入微的探索不仅激起了将信任作为信仰主要方式的勇气，而且还表明信仰的宣示、争取正义的斗争和与其他本地智慧的沟通之间有着内在关联。默观启发了如何真正在本地扎根，并且在寻求和解与和平时永不放弃信仰。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Translated by 翻译: Zhou Shoujin 周守晋
参考资料
- Francis (2015). Encyclical Letter “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Macau: Claretian Publication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