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丁·迈尔
摘要
1989年11月15日夜,萨尔瓦多军队领导层会议讨论后决定清除所谓的叛乱 “首领”(参见Doggett,1993)。一支特别突击队被派往耶稣会管理的何塞·西梅翁·卡尼亚斯中美洲大学。士兵们将教士拖出公寓,迫使他们面朝下躺在草地上并近距离射击。除大学校长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ía),被射杀的还有塞贡多·蒙特斯(Segundo Montes)、伊格纳西奥·马丁—巴罗(Ignacio Martín-Baró)、阿曼多·洛佩兹(Amando López)、胡安·拉蒙·莫雷诺(Juan Ramón Moreno)和华金·洛佩兹·洛佩兹(Joaquín López y López)。由于士兵得到命令,不得留下任何屠杀行动的目击者,厨师厄尔巴·拉莫斯(Elba Ramos)和她的女儿赛莉娜(Celina)也遭杀害。
为什么这六名耶稣会士和两名妇女惨遭杀害?最简单的答案可以在位于大学教堂的墓碑上找到。上面记述了耶稣会在当今世界最重要的使命,即1975年第32届耶稣会总会大会文件中所表述的:“今天成为一名耶稣会士意味着什么?意味着要按照十字架的标准加入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斗争——为信仰及其所包含的正义而进行的斗争” (第32届总会,1975)。在这一基本要求下,耶稣会士希望对世界范围内的不公正这一时代最紧迫的挑战作出回应。但是,总会大 会 也 预 见 到:“我们将为正义付出代价”。这句话亦被刻在了墓碑之上。
本文旨在纪念萨尔瓦多的耶稣会烈士,以使我们加深对殉道的理解,并且面对全世界贫苦和被边缘化的人们所受到的冷漠,进一步认识殉道在此中的意义。
耶稣会士案
耶稣会士被害案成了首要的政治问题。起初,军队和政府试图将罪行归咎于游击武装,但是这个弥天大谎很快就被彻底戳穿。军队第一次站到了被动防御的位置。一名萨尔瓦多军官曾说,在与游击队多年的战争中,没有什么比军队下令进行的这场谋杀对军队造成的伤害更大。此外,美国公众舆论对这一罪行的道义愤慨最终促成了美国政府萨尔瓦多政策的改变。1 在联合国的主持下,和平谈判于1990年4月启动。秘鲁的阿尔瓦罗·德索托(Alvaro de Soto)代表当时的联合国秘书长哈维尔·佩雷斯·德·库埃拉(Javier Pérez de Cuéllar)主持谈判。德索托在回忆当年的情况时,强调了耶稣会士被害案对谈判的关键意义:“正是耶稣会士的被害引起了人们道德上的愤慨,这使萨尔瓦多军队陷入被动,并迫使他们在谈判桌上作出让步。如果没有这起谋杀案,长久的和平可能无法达成。对谋杀案的调查和谈判过程就像巴赫的赋格曲那样交织在一起,似乎是上天的安排”(de Soto,1998)。这些谈判促成了1992年1月全面和平条约的签署,但之后条约几乎没有得到执行。
1991年9月,在圣萨尔瓦多进行了一次审判,这是该国历史上第一次有八名士兵和军官坐在被告席上。然而,其中只有两名被判有罪,并于1993年春季的大赦中被释放。尽管现在很清楚,整个军队的领导层都参与了大屠杀的计划,但正义仍未得以声张。继在萨尔瓦多重新开庭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之后,西班牙人权组织APDHE和司法与问责中心于2008年11月将该案提交至马德里的国家法院。埃洛伊·贝拉斯科法官(Eloy Velasco)根据涉及反人类罪的《国际刑法典》规定的普遍管辖权原则受理了该案(人权观察,2009)。受理的理由还包括,六名被谋杀的耶稣会士中有五名来自西班牙。
在萨尔瓦多,司法审判和赔偿程序尚未启动,但是萨尔瓦多人民有自己的纪念方式。内战后的难民安置以被害的耶稣会士的名字命名。许多教堂和小木屋中有他们的照片。他们的殉难处如今盛开着玫瑰。他们在大学教堂里的陵寝,与为怀念他们而开辟的玫瑰园一样,成为朝圣之地。每年11月的周年纪念之夜,数千人聚集在大学校园内,为这些殉道士吟诵、祈祷、祝福。
科学服务于穷人
六名被谋杀的耶稣会士中最著名的是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ía)。2他1930年11月9日出生于巴斯克地区的波图加莱特。1947年,他进入罗耀拉的耶稣会教士见习中心,并于1948年被派往在萨尔瓦多圣塔克拉新设立的中美洲教士见习中心。1949年至1955年,他在厄瓜多尔首都基多学习古典语言和哲学,随后在圣萨尔瓦多的教区神学院教授了三年哲学。1958年到1962年期间,埃拉库里亚在因斯布鲁克学习神学。在回顾过去时,他特别强调了卡尔·拉纳(Karl Rahner S.J.)主持的讲座和研讨会对他在神学领域造诣的重要作用(参见Maier,2004)。1962年6月26日,保罗·鲁斯(Paulus Rusch)主教任命他为神父。1962年,他开始在马德里康普顿斯大学攻读哲学博士学位,撰写了关于巴斯克哲学家泽维尔·祖比里(Xavier Zubiri)的论文。
1967年,埃拉库里亚返回萨尔瓦多,并开始在三年前由耶稣会士建立的何塞·西梅翁·卡尼亚斯中美洲大学教授哲学。1974年,他与乔恩·索布里诺(Jon Sobrino)一起创立了神学反思中心,该中心之后成为神学系的罗梅洛中心。1976年,埃拉库里亚接管了《中美洲研究》杂志,使之成为涉及萨尔瓦多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的最重要的杂志。1979年,他成为中美洲大学的校长,毕生致力于通过科学和学术的方式实现梵蒂冈教廷提出的“优先选择穷人”3 。
埃拉库里亚坚信,在萨尔瓦多大多数人正遭受苦难呼唤来自天国的解救之时,不能单纯地为了科学而开展科学研究;中美洲大学作为一所大学,旨在倡导社会改革,以期建立更公平的社会秩序;大学应该为被压迫的无声者发声。但是这就使它却日渐成为富人和权势阶层攻击的目标。
1976年至1989年期间,中美洲大学遭遇了16次炸弹袭击。负责出版书籍和八份杂志的大学出版社印刷厂四度被炸毁。埃拉库里亚引用了西班牙诗人布拉斯·德·奥特罗(Blas de Otero)在面对弗朗哥独裁政权的审查制度时所说的:“他们不让人们看到我写的东西,因为我写了我看到的东西”(Galeano,1997:265)。
中美洲大学与富裕的上层阶级资助的其他拉丁美洲高等教育机构不同,后者只接收政经界寡头的子女入学。中美洲大学不应是一个所谓的纯知识的孤岛,就像用高墙与周围一片现实苦海分割开的富人的宫殿或富庶的岛屿那样。象牙塔内的大学只能造成不公正社会结构的进一步固化。作为一所大学,中美洲大学应该为实现更加公正的社会秩序而推动社会变革。
因此,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毫不怀疑,大学必须是一个由知识和进步理性建构而成的胜地。 他以不同方式明确指出了这一点:“一所旨在改变社会的大学需要的不是更少,而是更多的科学严谨性。”1989年1月在马德里科米拉斯大学的一次演讲中,他谈到了萨尔瓦多学生,那些学生曾自豪地告诉他,在美国副总统访问期间他们向他扔了鸡蛋。埃拉库里亚告诉他们不要扔鸡蛋,而应该抛出统计数据。换句话说,在埃拉库里亚看来,中美洲大学的科学家必须把精力花在研究上,但不是故纸堆式的研究。他们的科学研究工作必须基于国家的现实,并旨在改变它。
与其他任何大学一样,除研究工作外,教学在中美洲大学占据核心地位。如今,大学拥有9000多名学生和超过300位老师。教学的目的是将学生塑造成社会变革的参与者。除了让学生获取专业资质,学校还教授他们道德和基督教价值观。“优先选择穷人”既是以知识为导向的前提,也是他们科学工作的实践目标。这里再次引用埃拉库里亚的话:“大学必须在知识上成为穷人的代表,这样才能为那些无法获得科学知识的人服务,成为那些无法接受教育、被压迫的沉默者的声音。……由于这项工作,我们受到了严酷的迫害……正是因为我们的大学近年来经历了萨尔瓦多人民遭受的苦难和死亡,它才能完成其大学使命,并使其基督教的精神特征变得不那么模糊。在一个充满谬误、不公正和压迫统治的世界,为真理、正义和自由而战的大学必然是一所受迫害的大学”(Ellacuría,1999:226f)。
萨尔瓦多国内为正义的持续斗争
埃拉库里亚对大学的愿景与1968年麦德林会议上通过的拉丁美洲主教会议声明相一致。为使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的法令适用于拉丁美洲的情况,这些主教承认拉美次大陆上众多呼唤天国的人们所遭受的苦难是教会面对的明确挑战。为了回应人们的呼声,他们提出了“优先选择穷人”,以提振教会在拉丁美洲复兴信仰和正义的承诺。拉丁美洲主教会议的这项工作还受到了一种新兴神学的启发,即解放神学。解放神学在信仰和正义间建立起新的关系。天主教徒的救赎不再只是死后之事,也是现时和现地之事。
几个世纪以来,除少数值得称赞的特别情况外,拉丁美洲的教会一直与权势阶层和富人结盟。随着麦德林文件的发布,这种联盟被解散,同时令拉美寡头和美国政府的某些圈子提高了警觉。在萨尔瓦多,争取正义的斗争更加激烈。这个拉丁美洲最小的国家既融合了这片大陆所有的美,也汇聚了这片大陆所有的紧张和矛盾关系。萨尔瓦多传统上是一个农业国,主要出口咖啡、棉花和甘蔗。它由众所周知的“14个家族”统治。1932年,军队镇压了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流血起义,几周内30000人在这场声名狼藉的“Matanza”(屠杀)4 中死亡。直到1979年,该国一直在军事独裁统治之下,操控着虚假的“民主”过渡政府。随着1960年代工业化突飞猛进,工会、改革派反对党和学生组织陆续成立以推动土地改革和社会变革。
由于持续的政治斗争,70和80年代在萨尔瓦多爆发了对教会同工和领导人的暴力迫害。成千上万虔诚的天主教徒、十八位神父、四位修女和奥斯卡·罗梅洛(Oscar Romero)大主教遭到杀害。1977年,耶稣会神父鲁蒂略·格兰德(Rutilio Grande)成为第一位遇害的神父,同时遇害的还有他的两名助手。当时三人主持的弥撒仪式已接近尾声,格兰德神父向阿吉拉雷斯的村民颂读福音的自由讯息。他经常在讲道中说:“天主不是躺在天堂高高的吊床上,他就在我们中间。”鲁蒂略·格兰德的被害对奥斯卡·罗梅洛大主教从一个顾虑重重和不愿表达政治立场的教士转变为富有预见性的穷人权益的捍卫者具有决定性作用(参见Maier,2015)。罗梅洛主教对耶稣会士的态度也体现了这一变化。虽然他以前与他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但在他担任大主教的三年期间,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和乔恩·索布里诺成为了他最亲密的顾问(参见Maier,2016)。
然而,今天的萨尔瓦多又是如何呢?即使和平条约签署至今已经27年,问题仍远未解决。从内战到真正的和平,从数十年的军事独裁到民主,从极端的社会两极分化到民族和解,这个国家仍然处于艰难而脆弱的转型过程中。
追忆的矛盾性
納匝肋人人耶稣以犀利的口吻清晰地表明了文士和法利赛人竖立的纪念碑的矛盾性:“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仁慈者的纪念碑,说:’若是我们在我们先人的时候,必不和他们犯同样的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的子孙了”(玛窦福音23:29-31)。对中美洲大学被害耶稣会士的纪念应该激发我们在当今世界的全球背景下重新审视正义问题。这是一个克服“冷漠全球化”的问题,教宗方济各在地中海被淹死难民问题上谴责了这种冷漠 (Brockhaus,2019)。方济各教宗的评论与伟大的犹太作家埃利·维塞尔(Elie Wiesel)在一次演讲中的言论相呼应:“我一直认为,爱的对立面不是仇恨,而是冷漠。信仰的对立面不是自大,而是冷漠。希望的对立面不是绝望,而是冷漠。冷漠不是过程的开始,而是过程的结束”(Elie Wiesel,1986)。我们对殉道者遗产的思考并非仅仅为了纪念。只有当对受害者的记忆使我们能够敏锐知悉人们当下的苦难并带来改变不公正结构的行动,这种记忆才能成为真正的记忆。
1 有关耶稣会士被害案的调查报告和有关美国政府参与其中的指控,以及随后美国对萨尔瓦多政策的变化,请参阅Morley(1993年7月18日)。
2 有关埃拉库利亚生平的基本概述,请参阅Aguilar(2015年)。
3 梵蒂冈的《教会社会学说纲要》(2004年)将“优先选择穷人”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基本原则(即“众善的普世归宿”)联系起来(教廷正义和平委员会,2004年,第181-184节)。鉴于物质资源分配存在明显的不平等,包括无法平等地获得人与人之间安全生活所需的一切东西,这一原则认为这种情况是不可接受的,也是与天主的旨意背道而驰的。优先选择穷人是这一原则在现实中的应用,它要求将顾及穷人和弱势群体的需要作为我们彼此相处时的头等大事,这是基本正义的标志。正如《纲要》中所解释的那样,穷人的优先选择根植于《圣经》和天主教的道德神学传统。
4 有关萨尔瓦多对抗不公正寡头政治的斗争以及1932年大屠杀意义的历史记载,请参阅Lindo-Fuentes等(2007年)。
马丁·迈尔,比利时耶稣会欧盟社会研究中心秘书长
参考资料
- Aguilar, M. I. (2015). “Ignacio Ellacuría: Spanish-born El Salvadoran Priest, Philosopher, and Theologian, and Human Rights Activist.” The Encyclopedia Britannica. Retrieved from https://www.britannica.com/biography/Ignacio-Ellacuria.
- Brockhaus, H. (27 May 2019). “Migrants are a foil to growing ’globalization of indifference,’ pope says”. Catholic News Agenc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catholicnewsagency.com/news/migrants-are-a-foil-to-growing-globalization-of-indifference-pope-says-65221
- de Soto, A. (1998). “Prólogo,” in: Whitfield, T. Pagando el Precio, Ignacio Ellacuría y los asesinatos de los jesuitas en El Salvador, San Salvador: UCA Editores. p. 13.
- Doggett, M. (1993). Death Foretold. The Jesuit Murders in El Salvador, Washington, D.C.: Georgetown University Press.
- Ellacuría, I. (1999). Escritos Universitarios, San Salvador: UCA Editores.
- Galeano, E. (1997). Open Veins of Latin America: Five Centuries of the Pillage of a Continent. 25th Anniversary Edition. New York: Monthly Review Press.
- General Congregation (1975). “Decree 2: Jesuits Today.” Retrieved from https://jesuitportal.bc.edu/research/documents/1975_decree2gc32/
- Human Rights Watch (2009). “Basic Facts on Universal Jurisdiction prepared for the Sixth Committee of the 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Retrieved from https://www.hrw.org/news/2009/10/19/basic-facts-universal-jurisdiction.
- Kolvenbach, P. (2000). “The Service of Faith and the Promotion of Justice in American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Key Documents on Jesuit Higher Educ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s://myusf.usfca.edu/sites/default/files/documents/University%20Council%20for%20Jesuit%20Mission/living_the_mission_chapter6%20(7).pdf
- Lindo-Fuentes, H., Ching, E., & Lara-Martinez, R. (2007). Remembering a Massacre in El Salvador: The Insurrection of 1932, Roque Dalton, and the Politics of Historical Memory. Albuquerque, New Mexico: University of New Mexico Press.
- Maier, M. (2004). “Karl Rahners Einfluß auf das theologische Denken Ignacio Ellacurías,” Zeitschrift für Katholische Theologie (ZkTh) 126, pp. 83-109.
- Maier, M. (2015). Oscar Romero – Prophet einer Kirche der Armen, Freiburg: Herder.
- Maier, M. (2016). “Monseñor Romero y la teología de la liberación,” Revista Latinoamericana de Teología 99, pp. 201-214.
- Morley, J. (18 July 1993). “The Jesuit Murder Mystery.” The Washington Post. Retrieved from https://www.washingtonpost.com/archive/opinions/1993/07/18/the-jesuit-murder-mystery/930d7940-76a6-4e3c-a940-e10c76b8d89a/
-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2004). Compendium of the Social Doctrine of the Church, “The Universal Destination of Goods and the Preferential Option for the Poor,” paras. 181-184. Retrieved from http://www.vatican.va/roman_curia/pontifical_councils/justpeace/documents/rc_pc_justpeace_doc_20060526_compendio-dott-soc_en.html
- Wiesel, E. (1986).“Erinnerung als Gegenwart. Elie Wiesel in Loccum,” Loccumer Protokolle 25/1986, p. 1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