帕布罗·王隽
摘要
1980年3月24日，萨尔瓦多首都圣萨尔瓦多的大主教奥斯卡·阿努弗罗·罗梅洛（Oscar Arnulfo Romero）在主持弥撒时被杀害。1989年11月16日，一队士兵在圣萨尔瓦多的中美洲大学用机枪射杀了六名耶稣会士。罗梅洛和六名耶稣会士的被害是因为他们反对穷人遭受的不公正待遇，并推动非暴力的国家和平谈判。他们是在履行基督的使命，直至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近几十年来，中国政府对中国教会的控制更加严格。据奥康奈尔（O’Connell）2018年的报道，2018年9月22日，罗马教廷在北京与中国政府签署了关于主教任命的“临时协议”，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有助于实现与中国官方天主教会的和平与和解。作为一个人、一个道德领袖和一个基督徒，我们必须问自己：天主的使命是什么？我在其中的角色是什么？在殉道者和教宗方济各的启示下，如何履行推动和平与和解的使命？
奥斯卡·阿努弗罗·罗梅洛大主教
梵蒂冈第二届大公会议（1962-1965）以来，拉丁美洲教会，特别是萨尔瓦多教会，在倾向传统教会模式和以教廷的以“优先选择穷人”为核心的模式之间产生了严重的分歧。曾是前一种模式坚定捍卫者的奥斯卡·阿努弗罗·罗梅洛最终变成后者的拥护者(Brett, 2017:52)。在《圣经》中，尤其在耶稣的教导中，给予社会上贫穷和弱势之人以优先照顾是一种趋势。在十二年内战期间，萨尔瓦多在经济和政治上也出现了巨大鸿沟。
罗梅洛如何成为穷人权利的倡导者？
罗梅洛的生活逐渐发生改变，他最终为遭受苦难的人们，特别是被压迫者和穷人，献出了生命。他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早年遭受饥饿之苦。十三岁时进入神学院，并在罗马完成学业。在成为圣地亚哥德玛丽亚的主教后，罗梅洛便开始在他的教区中大胆直面社会压迫(Brett, 2007:60)。艰难而混乱的内战期间，他对“丰收季节自杀的农民”和“因水污染而死的儿童”表达了深切同情(Brett, 2007:60)。他常把他的两个教堂作为贫穷咖啡种植者的庇护所，给他们提供热玉米粥或牛奶(Brett, 2007:60)。在为穷人服务的整个教职生涯中，他不懈地倡导正义和人的尊严，因此被称为“代表沉默者的声音(voice of the voiceless)” (Brett, 2007:63)。
1977年，萨尔瓦多暴力活动加剧。罗梅洛被任命为圣萨尔瓦多大主教。在动荡时期，许多神职人员被绑架、折磨、殴打或关押，大批外国神职人员被驱逐出境。耶稣会士鲁蒂里奥·格兰德（Rutilio Grande）被政府背景的死刑队杀害，无数使命员和其他教会事工也遭杀害(Brett, 2007:63)。1977年3月12日，格兰德不幸成为第一位被暗杀的神父。格兰德遇害后，罗梅洛改变了对政府的谨慎态度并敦促政府调查谋杀案。
罗梅洛如何以及为何被杀？
罗梅洛也收到了许多死亡威胁。但是，他继续领导神父和教徒以非暴力方式为穷人和被压迫者争取权利。罗梅洛说：
如果教会不再存在，它便背叛对天主的爱和对福音的忠诚……不再是穷人权利的捍卫者……不再是为实现更加公正的社会而进行一切合法斗争的人间代表……而这些都是为天主在历史上的真正统治铺平道路(Creighton University Online Ministry, 日期不详)。
1980年3月24日，罗梅洛大主教在主持弥撒时被杀。在被害之前，他经常批判穷人和遭到政治迫害人士所受的不公，期间左翼反叛力量与萨尔瓦多政府及右翼势力间的对抗不断加剧。许多人聚集参加他的葬礼，葬礼上又有40人被狙击手射杀。
圣萨尔瓦多的耶稣会殉道者
1989年11月16日，萨尔瓦多的何塞·西梅翁·卡尼亚斯中美洲大学（UCA）八人惨遭杀害，消息震惊了全世界(Sobrino, 1990, p.xi)。根据联合国安理会的报告，吉列尔莫·阿尔弗雷多·贝纳维德斯（Guillermo Alfredo Benavides）上校可能经萨尔瓦多总统批准后向一支精锐“反恐”部队下达命令，清除所有被怀疑同情左翼反叛组织的人以及起义的学者作家。在住所找到熟睡中的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ía） 神父和其他五名耶稣会士后，部队强迫他们来到户外并躺在草坪上，然后用机枪射击他们的头颅(Ellsberg, 2001:499)。
除埃拉库里亚外，其他被杀的耶稣会神父包括伊格纳西奥·马丁—巴罗（Ignacio Martín-Baró）、塞贡多·蒙特斯（Segundo Montes）、胡安·拉蒙·莫雷诺（Juan Ramón Moreno）、阿曼多·洛佩兹（Amando López）和华金·洛佩兹·洛佩兹（Joaquín López y López）。华金·洛佩兹·洛佩兹是“信仰与喜悦”教义运动的全国领袖。他们所有人都在大学任教，为信仰而战，为穷人争取正义，并且领导着以非暴力方式谈判解决萨尔瓦多内战问题。另外两个遇难者是他们的厨师和管家厄尔巴·拉莫斯（Elba Ramos）和厄尔巴16岁的女儿赛莉娜·拉莫斯（Celina Ramos）。谁能想象，厄尔巴和赛莉娜都因害怕外面的街头战斗而选择留在大学，认为在那里会很安全(Ellsberg, 2001:499)。残酷的杀戮之后，外交官、国家元首、宗教团体和人权团体在国际社会不断发声，要求找出肇事者。
耶稣会士是什么人？
埃拉库里亚和其他五名耶稣会士既不是共产主义者，也不是右翼宣传机器错误认定的“共产主义”运动的“大脑”。乔恩·索布里诺（Jon Sobrino, 1989）曾与耶稣会殉道者们同住，最了解他们，在那个悲惨的时刻他分享了有关他们的信息。索布里诺说，他们是“普通人，是萨尔瓦多人，他们在萨尔瓦多的悲剧和希望中努力诚实而认真地生活”(第3页)。他们是有精神、有付出、有爱的人。他们生活在萨尔瓦多混乱而不人道的内战期间，服务于穷人和被压迫者。他们谦卑慷慨地服务，为穷人、被压迫者和天主献上生命。他们带着同情、仁慈和爱与天主同行。
他们有着怎样的使命？
耶稣会殉道者通过教学、写作、指导静修和其他日常活动呼唤生命并争取正义、和解与和平。埃拉库里亚和其他耶稣会士始终谴责导致内战加剧的不公正和压迫，并寻求以非暴力方式通过谈判解决冲突(Ellsberg, 2001:499)。在数周辛劳的日常工作之余，他们在礼拜日去往穷人居住的教区和社区开展教务。他们很少放假或休假，而是致力于为穷人服务。确实，他们非常努力地实践耶稣的教导和教廷的“优先选择穷人”(Ellsberg, 2001:500)。
耶稣会总会长·阿魯普（Pedro Arrupe）在1968年致拉丁美洲耶稣会士的信中强调了“优先选择穷人”。之后的耶稣会第32届总会大会将耶稣会士的精神和使命定义为“服务信仰和推动正义”。由此，从1975年到1990年，在整个所谓的第三世界，包括鲁蒂里奥·格兰德和萨尔瓦多的其他六名耶稣会殉道者在内的共32名耶稣会士被谋杀，为其使命付出了最高的代价(Sobrino, 1990, viii-ix)。
他们如何在危境中履行使命？
受“优先选择穷人”精神的启发(Locatelli, 2009:14)，并出于对天主和穷人的热爱，埃拉库里亚经常从穷人和耶和华遭受苦难的仆人、为普罗大众而献生的耶稣角度阐述信仰和福音的含义。因此对埃拉库里亚而言，基督徒的任务不仅是思考苦难，还在于“从十字架上解救受刑之人”，加入穷人和被压迫者，与他们真正团结一心，互相关怀(Ellsberg, 2001:500)。所以对他来说，成为耶稣会士是在行动中默观，去做耶稣所做之事，去爱耶稣所爱之人。成为耶稣的同伴就是“按照十字架的标准加入我们这个时代至关重要的斗争——为信仰及其所包含的正义而进行的斗争”(Society of Jesus, 1977:401)。出生于西班牙的耶稣会士塞贡多·蒙特斯（Segundo Montes）意识到他们所有人都会面临的危险，这位教区神父向耶稣会讲述了他们继续与人民站在一起决定。他说：
这是我的国家，这些是我的人民……在这可怕的时代，无论贫富，人民都需要教会与他们同在。和穷人一样，富人也需要聆听我们的声音。天主的恩典不会消失，我们也不会离开(Ellsberg, 2001:500)。
萨尔瓦多的罗梅洛和耶稣会殉道者为社会正义、和平与和解以及照顾穷人和社会边缘人而献出生命。此后，越来越多的耶稣会士自愿去那里继续其使命，他们也去中国和其他国家。他们的精神和使命继续激励着越来越多的人效法他们的榜样。
教宗方济各与“临时协议”
中国于1951年与教廷断绝外交关系，天主教徒被迫进入地下，直到1980年代宗教信仰再次被允许(BBC News, 2018)。据政府官员称，由于违反建筑法规，2014年浙江省（国际上称为“中国的耶路撒冷”）数百座高耸的红色十字架被拆除(Cao, 2017:30)。1980年代以来，中国政府未经教宗授权任命了一批主教。因此，中国政府与罗马教廷之间产生了许多困扰和分歧。教宗方济各延续了前任教宗与中国政府对话的努力以推动中国教会内部的和平、和解与团结。这些努力带来了历史性的突破。罗马教廷于2018年9月22日在北京与中国签署了关于任命主教的“临时协议”(O’Connell, 2018)。
作为世界领袖，教宗方济各以谦卑和对穷人的关爱而闻名(Padden, 2013)。他具有教化意义的人生成为无数人的榜样，但是他谦卑地形容自己道：“我是得到天主怜悯的罪人” (NCF staff, 2016)。在灵性操练（第95号）中，依纳爵鼓励耶稣会士和依纳爵派的领袖成为基督的追随者和同伴，为天主的国度劳作和斗争，并帮助普罗大众(Puhl, 1951:44)。罗梅洛、耶稣会殉道者和教宗方济各是真正的仆人式领袖，他们倾听他人的声音，为正义、和平与和解而努力。他们是基督使命(Society of Jesus, 1995:18)的仆人，他们履行着耶稣的教导和教廷的“优先选择穷人”(Ellsberg, 2001:500)。
教宗方济各对大小诸事的领导都受到依纳爵理想的启发。他不仅洗净了十二名囚犯的脚，包括妇女和一名穆斯林男子(Pullella, 2017)，还敦促人们斋戒以为叙利亚乃至世界的和平祈祷(Gomes, 2018)。本着同样的精神，在达成“临时协议”之后，教宗方济各接受了七名非法中国主教恳求赦免的请求，并同意他们与他和普世教会的和解。在审阅了他们的文件之后，教宗宣布它们全部合法。这是临时协议的主要成果(Mariani, 2018)。
我们在推动和平与和解的使命中起什么作用？郭主教曾经说过，“我们工作的主要目的是努力维护信仰的完整性，而不是在服从和谦卑面临挑战时追求个人的权利或荣誉” (Worthley, 2019)。天主给予我们的使命还在于专心倾听当地教会，聆听教宗，尤其是内心深处天主的声音。我们被要求尊重和理解彼此之间的差异，以个人或团体的方式相互宽恕与和解。这样，中国教会就能得以治愈、和解并获得和平、喜悦和希望。这将对那些沉浸在消费主义、享乐主义和无神论中的中国人带去裨益。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却富于挑战的任务。
有些人认为“临时协议”并非完美的协议。确实，摆在我们面前的挑战仍然很多，例如主教的任命、中国主教会议的合法性、教会领袖自由访问梵蒂冈和北京、梵蒂冈确立的144个教区还是中国政府确立的98个教区，等等。但是，天主教会与中国之间的直接联系以及对话而非对抗的政策应该对中国的教会和中国政府都有利。在圣灵的指导下，在每个善良之人的努力下，这份协议可能有利于推动富有成果和前瞻性的制度性对话进程，并可能为天主教会在中国的发展做出积极的贡献(O’Connell, 2018)。
综上所述，罗梅洛和耶稣会殉道者为正义、信仰、和平、和解以及服务穷人而献出了生命。教宗方济各不仅推动与穆斯林和其他宗教以及战争中国家（例如叙利亚）的和平与和解，并且为了中国教会的利益与中国政府和主教对话。他们以行动真正实现了自己作为耶稣的同伴和仆人的身份。我们能用无能为力为自己寻找藉口吗？
帕布罗·王隽，美国刚萨加大学领导力研究项目博士生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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