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历桑德罗·安德烈尼
摘要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的一年中，时任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了一封宗座牧函《夫至大》（apostolic letter, Maximum illud），这封牧函试图重新诠释天主教会的传教使命。这封牧函既强调了基督教传教事工的广泛性，又更加注重不同文化的丰富性，因而这封牧函成为“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 （inculturation）这一概念的起点。 这种新的神学理解包含着对圣灵的认识，即圣灵一直在众人的内心和诸文化的核心处工作，甚至在福音降临之前，这种工作就已经开始了。一百年后，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清真寺大伊玛目泰耶伯共同签署了《人类兄弟情谊文件》（Document on 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这封新的文件将《夫至大》的理念推向完满，它不仅展示了一种全新的跨宗教对话方法，而且也提供了一条通向宗教共同真理的道路，即在差别之外，各宗教都充分肯定人性尊严、和平与相互尊重、互利互惠与宗教关怀的价值。本文提出，在20世纪初的中国，这种神学转向已经有所发展，一些在中国进行“传教试验”的领导者们已经开始应用这种方法，比如，两位遣使会司铎，汤作霖（Antonio Cotto, C.M.）和雷鸣远（Vincent Lebbe, C.M.），以及刚恒毅主教（S.E. Celso Costantini）。
1.支持和平的灵性呼喊
1919年11月30日，也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一年以后，教宗本笃十五世颁布了宗座牧函《夫至大：论向普世传教事工》，1 这封牧函尝试在战争的浩劫之后重新诠释大公教会的福传使命。从这一角度出发,《夫至大》明确认识到基督徒灵性重生的迫切需要，致力于提升福音在教会中的首要位置（Iheanacho, 2015）。本笃十五世的牧函也谴责了传教士们对于他们事工的那种过分民族主义的理解，这种理解与传教的使命是极端对立的，为此，他说道：“传教士如果忘记自己的真正身分，将是很可悲的事情，以致只想世上的祖国，而忘记了天国，以致专务扩展尘世祖国的光荣和利益在万有之上”（Benedict XV, 1919, N.19）。这种基于民族主义的传教事工带来了种种的危险，本笃十五世指出了其中最为恶劣的一条，即上帝真实形象的败坏：
“他们的福传工作会令人怀疑，很容易误导人们认为天主教是洋教，谁进了教就归属 外国的政权之下，而背弃自己的祖国了” （Benedict XV, 1919, N.19）。
受到当时中国教会经历的启迪，《夫至大》警告了那些将基督教过分民族主义化的宗教解释，在今天，重提这一点是十分有价值的。事实上，学者们已经清晰明了地指出，本笃十五世和他在万民福音部（Propaganda Fide）的顾问们曾经被遣使会士2汤作霖（1872-1957）的报告所感动（Anderson, 1999, p.154）。汤作霖在1917年2月6日写下了这篇报告，向教会展示了他和另一位遣使会士雷鸣远（1877-1940）在中国的福传工作中所面临的挑战（Anderson, 1999, pp.388-389; Iheanacho, 2015,pp. 185ff）。汤作霖在1906年被派遣到天津，而雷鸣远则在1901年就已经在这座城市传教了。在中国，这两位传教士坚定地支持中国人，并且日益强烈地反对当时传教团体中的精英主义心态。他们尝试通过一些因地制宜的文化适应工作和培养当地的神职人员来推动中国教会的中国化：这种努力促进了对教会的新理解，教会不再是外国的仆人，而是一个根植于基督教团体本性的传教团队（Gabrieli, 2015）。如今回想起来，中国在当时成为了一次“传教试验”，这场试验促进了一场对于天主教会福音进程的广泛反思 (Parolin, 2019)。
2.光明与暗影
本笃十五世的这封牧函被恰当地赞誉为“20世纪天主教福传事工的《大宪章》”。这封牧函最主要的目的之一就是重申一种更为心胸开阔的理解，即基督教的讯息是面向所有文化与文明的：“天主教既是大公的教会，就不能对一个民族或国家呈现洋教的形象。”（Benedict XV, 1919, N.16）。既非入侵，又非洋教：本笃十五世对于教会的这一主张谦逊地开启了这样一个持续至今的进程：
“这样，各族人民就容易拥护他们作为他们生活的导师及救恩的向导” （Benedict XV, 1919, N.16）。
如果说，《夫至大》一方面是在强调建立起本地的教阶体系并培养当地的神职人员，那么另一方面，它也考虑到当地的司铎应当为他们的传教做好准备，以便他们能够在他们准备好超越国家归属的时候能够去往更远的地方传教。这封牧函解释道：当地司铎的教育“必须要有充足的教学科目，就如文明国家培育司铎那样” （Benedict XV, 1919, N.15）。3 在这位教宗心里，这句话驳斥了那种将本地司铎看作是“次要的祭司”，这封信否定了“要他们用较卑下的服务来辅助外籍的传教士”这种观点（Benedict XV, 1919, N.15）。这位教宗继续说到，当地的司铎必须平等地“履行侍奉天主的义务，终有一日管理他们自己的人民” （Benedict XV, 1919, N.15）。但是，这种对司铎组织的范式也仍旧带有一种轻微的欧洲中心式的自吹自擂，西方的教育模式仍旧被当作整个教会的基准。
《夫至大》对于语言的强调是一种更为丰富且更具有启发性的观点，这种观点引导天主教福传工作与当地人民和文化产生更为深刻的联系：
“那些在异国传教的人，献身于宣扬救恩，应当有所学习。传教士首先必须学习的，是民众的语言。不是一知半解的语言，而是要准确流利” （Benedict XV, 1919, N.24）。
的确，对语言的注意和更为精深的学习与理解能够为与不同文化进行逐渐丰富的交流奠定基础，这也能够促进“传教学”的发展，正如牧函之中所说的，“课程中另设一个学科，专门讲授有关传教的学问” （Benedict XV, 1919, N.23）。
3.“中国属于中国人民“：刚恒毅的遗赠
《夫至大》开启了一场新的运动，这场运动超越了这封牧函所针对的内容，引领了教会传教事工的更新，塑造了20世纪剩余时间中的传教活动 （Iheanacho, 2015, pp. 229ff）。在远东地区，实现这封牧函的主要人物当然就是刚恒毅主教（1876-1958)，他也是第一位被派往中国的圣座大使（Gabrieli, 2015; Rampazzo, 2012）。
自从1922年下半年抵达中国，刚恒毅主教的事工一直都沿着《夫至大》指明的方向推进：有力地传播福音并帮助本地教会充分实现本土化。一本记录了他在中国11年经历的回忆录在1964年被出版，在这本书中，刚恒毅清晰地总结了他的目标：
“圣座大使的使命唯有宗教和福传的维度：它与政治没有任何关系，也不具备政治的目标···我只依靠教宗并且也只代表教宗。圣座···在中国没有任何帝国主义的目标···中国属于中国人民”（Costantini, 1946, p. 4）。
福传事工必须是服务于中国，而非利用中国：
“当教会建立起她本土的教阶体系时，外国传教士已经达成了他们的目标，也必须在这一时刻离开，去往其他地方，为其他本土教会的建构做好准备，促进他们建立本土的教阶”（Costantini, 1946, p. 4）。
刚恒毅的口号是“中国属于中国人”,鲜明地反对殖民主义的观点，即将皈依基督教的经验与剥离中国人的身份认同相结合。相反，热爱祖国这种文化和传统深深地根植于基督教的经验之中。在1927年，刚恒毅在北京写下了他的灵性反思，在这篇反思中，刚恒毅明白地指出了仁爱应该是基督教福传工作的唯一基础：
“基督教宣道工作的根基是仁爱，宣道的手段也必须展示仁爱、温和与谦虚的特点：‘跟我学罢！因为我是良善心谦的’（玛11:29）”（Pighin, 2019, p. 50）。4
刚恒毅在中国的主要成就广为人知：1924年，他在上海召开了第一届中国主教会议——这次会议讨论了如何培养本土的神职人员以及本土司铎和外国司铎的平等问题——这次会议也颁布了规范中国福传工作的新章程，协助创办了北京辅仁大学，确定了六位中国本土的司铎为主教的候选人，并且开办了几个地区性的重要神学院。主徒会在1927年创办，这格外的令人感兴趣，这支修会致力于为本土的神职人员提供更好的中国式训练，并且致力于克服中国人把天主教看作是外国宗教的怀疑心理，从而完成《夫至大》的深层目标（Tai Fai, 2015, pp. 13-15）。
4.教宗方济各的“人传人”方法
这次福传使命的更新极其重要，为日后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方法奠定了基础，这就是“按照福音的启示审时度势”(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5b, n. 4)。又一次，中国成为天主教未来发展的“试验室”，并且取得了惊人的成果。同时，我们能够注意到刚恒毅主教的视野与教宗方济各提出的“人传人”这种福传方法如出一辙（Francis I, 2013, nn. 127-129）。二者的契合之处正是我们当下唯一能够真实而广泛地更新福传工作的路径：非正式传教，这种传教方法可以随时随地展开，也能够应对任何文化制度的背景。“作为门徒，就是要时刻准备好把耶稣的爱带给他人，这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发生：在大街、在广场、在工作期间、在旅行中”（Francis I, 2013, n. 127）。5 使命必须是恭敬而温和的，这种使命是建立在人际对话的基础之上，为了渗透到被使命者的内心，使命者需要深刻而富有爱心地聆听，“让对方分享个人的喜乐、希望、对亲爱的人的关心、或很多其它的内心需求”（Francis I, 2013, n. 128）。教宗方济各进而说到，只有做完这些，我们便有可能带出上帝的话语，“但要记着最基本的信息：天主爱每个人，这爱变成人，并为我们牺牲自己，但仍是活生生的，又将祂的救恩和友谊送给我们”（Francis I, 2013, n.128）。此外，这种信息不应该被表达为一种傲慢的真理，而是“须以一份谦厚分享出去，如同一个总愿受教的人所作的见证”。换言之，我们的聆听者必须有“被聆听和被理解的体验”（n. 128）。
这种“人传人”的方法建立在深厚的神学真理之上，而这种真理正是在文化适应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我们能够从本笃十五世与刚恒毅的努力中见到这种交流的方式：福音的信息有祂自己的途径，通过祂的途径，这些信息能够传递到每个人的内心之中。借着不可名状的方式，我们能够意识到，在我们传福音的时候，上帝的声音总是在那儿：福传工作是去实现那已经在于那些被使命者心中的东西，传教士们应该更多地接受、更少地输出，更多地聆听、更少的说教，进而，福传者能够全新地认识到如何将福音和被传福音者自身文化结合起来（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5a, n. 1; Theobald, 2009, pp. 56ff）。
5.同为人类，千张面孔
文化适应的挑战是当下基督教福传事工以及任何传递福音尝试的前沿问题。这种策略的出发点是实现“恩宠预设文化，天主的恩宠降孕于领受者的文化中”（Francis I, 2013, n. 115）。教会历史提供了无数案例去证明一个基督徒富有成效的生命是要根据世界上不同的文化去加以体验和塑造的。这是一个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不去伤害教会的统一性，并且更好地表达她真实的普遍性，并丰富作为基督徒的经验：
“教会通过本土化，‘引导各民族，连同他们的文化，一起进入她自己的团体中’，因为‘每种文化都提供正面的价值和形态，可以丰富宣讲、理解和活出福音的途径’”（Francis I, 2013, n. 116）。6
教宗方济各的洞见是想要通过培养福音的跨文化内容，从而充分发挥道成肉身的逻辑：“在新文化···中福传时，不一定要将一种特定的文化形态连同福音强行加入，即使该种文化是多么美丽或远古” （Francis I, 2013, n. 117）。正是由于基督的道成肉身，上帝的恩典已经临在每个人身上，我们也必须敢于去改造人类存在的基本认识。每个人不仅是外在律法和规定的接受者，而且神圣的恩典也亲切而原初地被赐予我们并改造我们。换言之，人类生命从最一开始就承担着这样一个任务，即促进世界及其历史日益丰富多彩（Francis I, 2016, n. 77）。
6.“划到深处去”
2019年2月4日，教宗方济各和阿兹哈清真寺大伊玛目泰耶伯共同签署了《人类兄弟情谊文件》，这封文件的签署很好地展现了了一种新的而且前途光明的基督教理解。事实上，在这篇文件中，我们很容易发现两条我们已经讨论过的观点：一是“按照福音的启示审时度势”的重要性；另一则是将诸文化和诸宗教看作是天主的神秘表达。
在签署这份文件之前，教宗方济各发表了一篇演讲，在这篇演讲中，他将自己放在了亚西西的圣方济各曾经走过的道路上，这位圣徒曾在第五次十字军东征，也就是1219年的九月，在杜姆亚特与阿尔-马里克·阿尔-卡米尔苏丹会面：“我来到这里，”教宗说到，“是作为一位渴求和平的信徒，一位寻求与在座同胞和平相处的弟兄。我在这渴望和平，促进和平，并成为和平的工具”（Francis I, 2019）。7
教宗方济各证明了自己对于我们全人类所共处的时代有着深刻而清晰的认识。他声称，这个世界正在接近一场毁灭性的洪水，正因为此，我们要向诺厄诺亚一样，我也需要进入一个新的方舟：“以上帝的名，为了守护和平，我们需要聚集在一起成为一家人并进入一个新的方舟，这方舟将带领我们渡过此世那充满狂风暴雨的大海，那就是兄弟情谊的方舟” （Francis I, 2019）。我们越快认同并相互遵从对方的真理，我们就能越快做好准备，聆听上帝在此时此刻对我们的召唤，进入兄弟情谊的新方舟。
这艘方舟必定将带我们向“深水”的方向前进，正如耶稣建议他的宗徒去深水撒网（路：5:4）：这艘方舟将带着我们充分认识“上帝是人类大家庭的起点”以及“上帝想要我们像兄弟姐们一样共同生活，居住在他所赐予我们的造物的家园，”因为，“所有的人都有着平等的尊严，没有谁是他人的主人或奴隶” （Francis I, 2019）。人类的兄弟情谊的确是上帝恩典在此世最为深沉的启示，也是为我们所有人开创未来的最有力途径。简而言之，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言，这是我们唯一的可能：
“除此之外，我们别无他选：我们要么共同建立未来，要么我们将不再有未来。特别的，宗教不能放弃这个急迫的任务，在众人与诸文化之间搭建桥梁。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宗教需要带着勇气和胆量发挥自身的作用去帮助人类大家庭深化和谐共处的能力、对于希望的愿景以及通向和平的具体道路” （Francis I, 2019）。
再没有见解比这一关于世界兄弟情谊的讲述更加清楚地指示了当今福传事工的方向：一个急迫的、高要求的而且影响广泛的任务，这个任务是为了我们的当下与未来。
標題译者注：由于本文着眼于天主教，因此，文中提及的《圣经》经文将遵照《圣经》思高本的翻译
1 译者注：本文《夫至大》的译文援引自孙峥神父的翻译版本
2 遣使会士指遣使会（Congregation of the Mission）中服侍的司铎，该修会由圣文生·德·保禄（saint Vincent de Paul，1581-1660）在1625年创建。
3 译者注：此处“文明国家”，原文为“a European”。
4 原文标注为Matthew 11:19，与引述语句不符，建议调整为11:29。
5 该文献引自：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zh_c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
6 此处原文标注为n.115，但是根据梵蒂冈网站上提供的文献，此处引文引自n.116。
7 本文尚无官方译本，引文为译者自译。
亚历桑德罗·安德烈尼，佛罗伦圣十字教堂艺术董事会副主席
Translated by 翻译: Zhang Xu Liang
参考资料
- Anderson G.H. (cur.) (1999).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Christian Missions. Grand Rapids, Michigan, William B. Eerdmans Publishing Company.
- Benedict XV (1919). Apostolic Letter Maximum Illud (On the propagation of the faith throughout the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en/apost_letters/documents/hf_ben-xv_apl_19191130_maximum-illud.html
- Costantini C. (1946). Con i Missionari in Cina (1922-1933). Memorie di fatti e di idee. Vol. I, Roma, Unione Missionaria del Clero in Italia
- Francis (2013). Apostolic Exhortation Evangelii Gaudium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
- Francis (2016). Post-Synodal Apostolic Exhortation Amoris Lætitia (On Love In The Family). Retrieved from 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60319_amoris-laetitia.html
- Francis (2019). Address to the interreligious meeting at Founder’s Memorial (Abu Dhabi). Monday, 4 February 2019. Retrieved from 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speeches/2019/february/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90204_emiratiarabi-incontrointerreligioso.html
- Francis - Ahmad Al-Tayyeb (2019). A document on Human Fraternity for world peace and living together. Retrieved from http://w2.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travels/2019/outside/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90204_documento-fratellanza-umana.html
- Frugoni C. (2012). Francesco e le terre dei non cristiani. Milano, Biblioteca Francescana
- Frugoni C. (2019). Francesco. Un'altra storia. Con le immagini della tavola della cappella Bardi. Torino, Marietti 1820.
- Gabrieli C. (2015). Un protagonista tra gli eredi del Celeste Impero. Celso Costantini, delegato apostolico in Cina (1922-1933). Bologna, EDB.
- Iheanacho V.U. (2015). Maximum Illud and Benedict XV's Missionary Thinking: Prospects of a Local Church in Mission Territories. Riga, Scholars’ Press.
- Mo W. (2019). The Gendered Space of the “Oriental Vatican”–Zi-ka-wei, the French Jesuits and the Evolution of Papal Diplomacy. in Fenggang Yang, Francis Jae-ryong Song, Sakurai Yoshihide (cur.), Religiosity, Secularity and Pluralism in the Global East. Basel, MDPI
- Parolin P. (2019). Introduction. In A. Spadaro (Ed.), La Chiesa in Cina. Un futuro da scrivere. Milano, Ancora-La Civiltà Cattolica
- Pighin B.F. (ed.) (2019., Il 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tra memoria e profezia. Venezia, Marcianum Press.
- Rampazzo S. (2012). La figura del Cardinale Celso Costantini e la sua attività come primo Delegato Apostolico in Cina (1922-1933). Venezia, Università Ca’ Foscari.
-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5a). Dei Verbum (Dogmatic Constitution on Divine Revela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vat-ii_const_19651118_dei-verbum_en.html
- Second Vatican Council (1965b). Gaudium et Spes (Pastoral Constitution on the Church in the Modern World). Retrieved from http://www.vatican.va/archive/hist_councils/ii_vatican_council/documents/vat-ii_cons_19651207_gaudium-et-spes_en.html
- Tai Fai S.H. (2015). Introduction in Gabrieli C., Un protagonista tra gli eredi del Celeste Impero. Celso Costantini, delegato apostolico in Cina (1922-1933). Bologna, EDB
- Theobald C. (2009). Nodi ermeneutici dei dibattiti sulla storia del Vaticano II, in Aa.Vv., Chi ha paura del Vaticano II. Roma, Carocci Ed., Rom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