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乐诗
摘要
蓝廷玉(François Ravary,1823-1891) 是一位法国耶稣会士, 是伊森海姆(Issenheim)、布吕热莱特(Brugelette)、拉瓦尔(Laval)等修院的修士校友,1856年到中国参加江南传教使团。他在中国度过了余生,并因1857年完成“董家渡竹制管风琴”制作的成就而被人们铭记。但是,他的使命也拓展到了其他方面,其中大多数与音乐、美术和各种跨文化交流模式下的教育有关。他的一些信件得以保存,信中详细描述了19世纪中叶的上海在他的帮助下形成的丰富的音乐文化。其中一封信件讲述了关于1860年太平天国谋杀耶稣会士路易吉·马萨(Luigi Massa S.J.)的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该信件纠正了这场悲剧的一些细节,也强调了来源研究、书信研究、个人(而非集体)评价和翻译的持续重要性。
中国传教使团通信集
几乎从天主教传教士进入中国时起,中国传教使团的信件就开始出版了。《耶稣会士书简集》(Lettres édifiantes et curieuses)(1702-1776)和《新世界报告》(Der Neue Welt-Bott)(1726-1758)等18世纪的连载出版物都是人们众所周知的。即使是在17世纪,也有一些信件得以出版,这些信件的出版不仅因其是使团行为事项的一部分或是不同宗教团体历史记录的一部分,同时也因为这种诱人的风格的确有市场——既有启发性又带有异国情调。它们是早期流行的游记形式,类似于当下保罗·塞罗克斯(Paul Theroux)或皮克•耶尔(Pico Iyer)的作品。
近代第一次在中国建立天主教的主要努力失败后(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乾隆和嘉庆皇帝颁布禁令,这与18世纪70年代耶稣会受取缔是同时开始的),传教书信就不再是一种可销售的商品了。在19世纪和20世纪上半叶,它们大部分成为内部出版物(举两个耶稣会的例子,例如:《伍德斯托克书信集》(Woodstock Letters,1872-1969)和 《泽西信函》(Lettres de Jersey,1882-1939)。本项研究的目的并不是要探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状况,而是要从一段未出版、未经研究的往事中追溯一位传教士在19世纪中叶的上海与他的同事、朋友和中国信徒一同生活和相互交往的故事。这位传教士就是蓝廷玉。
如果现在蓝廷玉神父有什么事情为人所知的话,那就是他1856年在上海郊外的徐家汇‘耶稣会村’创建了竹制管风琴工作坊。我已经在其他文章中写过此事(Urrows 2014;Urrows 2017),目前正着手于八封信的编辑,这些信写于1856-1861年间,目前存放于法国耶稣会档案馆。在这些信中,他用自己的语言完整讲述了他了不起的音乐事业的故事。除此之外,他也写了其他话题的书信,其中一封特别重要的却与音乐无关,而是一封在1860年8月太平天国对上海进行恐怖袭击之后写的信。其中包括之前未公开的路易吉·马萨谋杀案。1尽管在整个太平天国袭击期间,蓝廷玉(在董家渡圣方济各沙勿略堂the Church of St. Francis Xavier)距上海的外国租界很近,必然得给出一个二手的报告,但是其中却包含了重要详情,并重申路易吉并非如有时候人们所说的那样死于徐家汇,而是死于蔡家湾的孤儿院。
蓝廷玉和中国的耶稣会使团
蓝廷玉出生于法国昂热,在科布雷的小神学院接受教育。在19世纪40年代初以优异成绩获得学士学位后于1845年10月加入耶稣会,并在阿尔萨斯地区伊森海姆耶稣会学院开始了他的修士见习期。1848年,蓝廷玉在比利时布吕热莱特的耶稣会流亡者学院继续他的学习和实习年(一年以上的“使徒实践”和教师培训)。他在这所著名且有影响力的学校里度过了四年集中的成长期。正是在这里,他遇到了苏念澄神父(Hippolyte Basuiau)(1824-1886),一位曾是职业小提琴手的耶稣会士。在蓝廷玉的余生中,苏念澄一直是他的追随者和挚友。上面提到的八封信中有七封是写给这位朋友的私人信件。
1850年的《法卢法》允许耶稣会士返回法国并开设新的学校;1852年,蓝廷玉搬到拉瓦尔的神学院,在那里完成了学业。最终,在1856年,蓝廷玉被授予圣职。他是1856年2月来到上海加入了中国传教使团的,可能是在上海接受的任命,时年33岁。在这里,他给使团的长老梅德尔(Mathurin Lemaitre,S.J.)(1816-1863)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于他很快就被任命为徐家汇圣依纳爵公学(College of St.Ignatius at Zikawei)的传教士(这让一些任职时间更长的同事感到震惊和嫉妒)。在一位比利时平信徒修士娄良材(Léopold Deleuze)(1818-1865)的帮助下,他创建了一个制作竹管风琴的工作坊。1857年,他们为董家渡的圣方济各沙勿略堂制作成了第一个也是最著名的管风琴。当时法语通常称“董家渡”为Tong-Ka-Dou,(所以琴的英文名称为“The Bamboo Organ of Tungkadoo”, 即董家渡竹制管风琴)。
完成董家渡管风琴的制作之后,蓝廷玉专注于教学、传教和行政工作,将工作坊留给了娄良材和他的中国徒弟。在这里,他们为上海的教堂制作了更多的竹制风琴和口琴,这促成了土山湾孤儿院口琴作坊的成立。这个作坊一直持续到20世纪。因为许多为作坊提供的专门用品必须来自法国,所以蓝廷玉经常写信给苏念澄,请求他提供这些物品(很便利的是,苏念澄当时是巴黎省的教会官员)。
陷入太平天国运动之乱
蓝廷玉在写八封信中的第七封信时,政治形势太复杂,无法在这里全面回顾。从蓝廷玉生动的叙述中可以明显看出,“危机”不仅源于他所描述的太平天国军队进攻所造成的混乱,也源于四年前爆发的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次冲突说明了信中之所以提及在上海英法军队人数的原因。严格说来,在与中华帝国的战争中,在上海的英国人,以及(规模上较小的)法国人,当然没有什么兴趣为清朝利益而战。
1853年,太平军占领了距上海仅270公里的南京,并将其定为都城。同年,一个独立组织“小刀会”入侵并占领了上海这个有城墙的城市,但最终被皇室和法国军队赶出。总的来说,甚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之前,外国势力就试图(但未成功)奉行中立政策。1860年6月,太平天国占领了苏州,一切都变了。应道台2的请求,驻上海的英法部队同意协助保卫这座城市。几乎在同一时间,其他盟军3也在进攻和占领天津北河入海口的大沽要塞。到了1862年,一项诏令赋予了上海的外国租界明确的自卫权,1864年被彻底击败的太平天国不再对上海构成威胁。(Nield,2015,第196-209页)。
蓝廷玉关于路易吉·马萨的报告
蓝廷玉的这封信写于1860年9月1日,在董家渡写了几天,于9月3日完成。这封字迹密密麻麻而又潦草的信长达六页,薄纸的老化以及鞣酸铁墨水的离子转移(腐蚀)使这封信读起来特别困难4。这封信包含近3300个法语单词,但这并不是蓝廷玉在这个时期寄给苏念澄最长的一封信。
信中描述的各个段落里包含了路易吉·马萨谋杀案的故事。路易吉·马萨是其家族的五个兄弟之一,他们都是那不勒斯贵族家庭的后裔,都成为了耶稣会神父,加入了江南使团,最终都死在了中国。信中提到他的兄弟尼科尔(Nicolò)(1815-1876)于1848年来到中国。作为一名艺术家,他曾在徐家汇教学生绘画,后来在土山湾(Tushanwan)成为中国主要的西方美术及工艺培训中心之一时,在此任教(Clarke,2009)。
马萨神父的故事属于某种殉道的范畴:他简直是一个在明知也许会导致自己死于太平天国之手的对抗过程中做出艰难决定的人。蓝廷玉不在场,但他在当天晚上就听说了那场悲剧。在翻译这封信的过程中,我在编辑上采用了一定程度发挥,将蓝廷玉没完没了的段落划分开来,添加了标点符号,并在需要的地方插入了对其文本的编辑性扩展,以便使信件清晰明了。尽管按当时的要求他使用了第二人称您(vous)称呼苏念澄,但是除了程式化的开头和结尾敬礼,以及偶尔假装严肃的插入语,他对待比他稍年轻的同学的语言风格是不拘小节、情感溢于言表的。我们不能认为当时的人们总是以纽曼、朗费罗或丁尼生的方式说话和写作。虽然中国地名已经被翻译成现在的拼音形式,但我自始至终都使用了当时为大家熟知并认可的Zikawei,而非Xujiahui。这封信的全文稍后将收录在我的著作《耶稣会颂歌:19世纪中叶上海的耶稣会音乐文化》一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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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0年9月1日,上海
尊敬的神父:
主佑平安!在像董家渡这样居民几乎完全撤离期间的居住区所产生的艰难与混乱中,我匆忙给您写下这几行字。尊敬的神父,我们的主以他的正义和仁慈眷顾了我们,愿他的圣名得到祝福。我们最初就注意到的风暴,正以狂风暴雨之势向我们逼近,向我们袭来。我们看到了(太平)叛乱分子!而对我们,特别是对我们的皈依者,他们作恶多端!但为了说得更清楚,让我们一步一步了解真相。
在上封信中,我已经告诉了您关于这些恶棍的来临,以及他们在全国造成的破坏。总是在他们放火点燃的烈焰中进进退退之后,他们到达了青浦和松江,离上海大约六七十里路。您一定已经知道,在提到的第一个村庄附近,亲爱的尼科尔·马萨(Nicolò Massa)神父被几个哭泣的女人包围着,他被那些匪徒剥去了衣服,打得遍体鳞伤。这些“长毛”乱贼掠夺、亵渎并烧毁了我们的许多教堂。在7月中旬左右,他们已经逼近上海。(当地)人民武装起来了,当他们(太平天国军)经过的时候,遭到了这些装备落后的乡村民兵的猛烈抵抗。有一天晚上,有人在蔡家湾的孤儿院附近发现了乱贼。可怜的孩子们!一看到这些抢劫放火犯的旗帜,路易吉·马萨神父便示意孩子们逃跑。整整一夜,他领着这些惹人怜的、衣衫不整的孤儿走上了通往徐家汇的小路。他们到达了我们在徐家汇的一个神学院,一路上没发生什么大的意外,但是疲惫不堪。住宅、医院、病人和30个最小的孩子被留在那里(蔡家湾),交给上帝保佑。此时,他们(被带到徐家汇的孤儿)因为害怕而离开,孩子们在同一天早上到达了上海。那时,神学院的学生们正在离这里大约8里远的地方放暑假,所以神学院空无一人。有五六天的时间,这所神学院5被改成了孤儿院。然后叛军被当地人民打退,当地恢复了平静,三五成群逃走的这个可怜的(神学院学生)小家庭又返回上海。
然而,令人遗憾的是,8月15日或16日,叛军再次在乡村高举他们血染的旗帜,直奔上海。17日傍晚5时许,他们又抵达了蔡家湾。有不少男女信徒正在教堂里祈祷,还有孤儿和路易吉神父。上帝是他们唯一的希望,也是他们唯一的救星。这时有五六个恶棍进来了,无畏的传教士挺身来到他们面前。他们手里拿着剑,要钱,总是钱。路易吉神父给了他们40皮阿斯特6,但这些钱不够多,所以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打他,路易吉神父受了伤!在这段时间里,一群基督徒从圣器室的门逃了出去,其他大大小小的孩子也跟着他们。他们不得不经过一条大运河。唉,他们中的许多人沉入水中淹死了。亲爱的神父,我该怎么描述这些恐怖的场景呢?又有两三伙儿杀人犯闯进了这所房子。在教堂里,他们殴打、伤害那些还未来得及逃跑的男女老少。然后他们放火烧了大院。路易吉神父被这些恶棍持续骚扰,还被拖到屋外,遭受他们的殴打。这位好神父倒在一片稻田里,在此被谋杀身亡。他像好牧人一样,为羊群舍命。但是也有不少儿童和信徒用刀剑免于一死,可爱而勇敢的传教士用他使徒般的勇气拯救了他们。
现在他走了。这位好老师,所有的传教士都曾因为他的善良、纯朴和美德而全心全意地爱着他。那是一种残忍的死亡,但在天主和人类的眼中是美丽的,尤其是在他战友的眼中。Pretiosa in conspectu Domini mors sanctorum ejus7。在这致命的一天,1名传教士、12至15名孤儿和10至12名信徒被杀害。大批儿童在横渡运河时遇难。愿我们圣主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蓝廷玉(右)与另一位神父或兄弟,和鼓号乐团在一起,大约1880年摄于徐家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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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详细描述了1860年8月17日至23日太平天国进攻上海失败后,蓝廷玉总结道:
亲爱的神父,我们未来会怎样?第一场风暴已经过去了,但它真的结束了吗?俗话说“阳光总在风雨后”。现在(9月3日),地平线上已不那么暗淡。看来暴风雨很可能在逐渐平息。红巾军8已经离开,似乎正在前往其他地方“增加人民的福祉”(这是他们宣言里的套话)。对我们和我们的信徒来说,现在就像战争刚刚结束,我们忙于恢复秩序,计算我们的损失,展望我们的未来,恢复我们的地位,并在我们周围重塑一些礼仪……
葛罗男爵9已收到了关于叛军抵达上海、路易吉神父死亡以及蔡家湾和徐家汇灾难的消息。我们已经请求立即援助,目前正在等待1-2000名法军支援。昨天和前天,已有1400名英军登陆上海!这将在一定程度上恢复这个国家的和平与商业活动。我们迫不及待地想听到一些积极的消息。
我就写到这里吧,尊敬的神父,我这疲惫的手指已经不能继续写下去了。不管怎么说,现在是时候把这些写得不好、思考不周全的信件交给修道院院长勒梅特(Lemaitre)了。像往常一样,这些话语至少会向你传达我的好意和你我之间老战友般永恒的友谊。为我们祈祷吧!
虔诚的基督仆人
蓝廷玉
传教士书信仍然是历史研究的重要原始来源,尤其是这些罕见的私人书信。在我的研究中,阅读这些文献可以引导我找到一种分析模式,避免哲学家卡尔·波普尔(Karl Popper)称之为真实性(波普,1963/2002,第459页)的那种模式。相比之下,我主要把蓝廷玉和马萨理解为个体,并试图了解他们的个体行为与其他个体的关系,这些个体在江南地区组成了中国信徒、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军事人员的团体。他们是人,因而也容易出错;但他们展现出,大多数传教士的生活记录在个体层面上都是一种召唤、对使命的忠诚、对团体的热爱,以及困境中富有建设性且有时非常明智的创新。作为法国人和那不勒斯人,这两位神父在任何意义上都没有将自己视为任何政治剧的演员:他们遵守着他们成为耶稣会士时所许下的誓言,其他一切对他们的文化观来说都是次要的。
1 蓝廷玉的一些信件曾被高龙磐(A-M.Colombel)(1899年)使用,但经常被编辑或删减,而且有时转录地并不准确。
2 一个城市及其周边地区的中级行政事务监督长官,有时候也被称作‘道尹’。
3 第二次鸦片战争(1856-1960)期间形成的英法联盟。
4 蓝廷玉给苏念澄的信,1860年9月1日-3日。耶稣会——位于法国旺沃(Vanves)的耶稣会档案馆
5 圣心大修院,位于董家渡附近。
6 墨西哥银元,英文称为“墨西哥元”。
7 附言:116 [115]: 15 [6]。在耶和华眼中,圣民之死,极为宝贵。
8 指太平天国的习惯,头上戴着红色头巾以示辨认。
9 巴蒂斯特·路易·葛罗男爵(1793-1870),法国特命全权大使和驻中国高级代表。
余乐诗,澳门利氏学社研究员
Translated by 翻译: Yang Hengda 杨恒达
参考资料
- Clarke, J. (2009). “Our Lady of China: Marian Devotion and the Jesuits.” Studies in the Spirituality of Jesuits, 41 (3).
- Colombel, A-M. (1899). Histoire de la Mission de Kiang-Nan. Shanghai: Imprimerie de la Mission catholique à l’orphelinat de T’ou-sè-wè.
- Nield, R. (2015). China’s Foreign Places: The foreign presence in China in the Treaty Port Era, 1840-1943. Hong Kong: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 Popper, K. (1959). “Prediction and prophecy in the social sciences.” Theories of History, 276-285. London: Routledge.
- Urrows, D.F. (2014). “The Bamboo Organs of Nineteenth-Century Shanghai.” Nineteenth-Century Music Review, 11 (1), 113-134.
- Urrows, D.F. (2017). Keys to the Kingdom: A History of the Pipe Organ in China. Leuven: Ferdinand Verbiest Institut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