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转变经济学范式似乎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极为艰巨的任务。主要经济模式将侧重点牢牢地置于利润最大化和成本削减等方面，通过牺牲环境来换取经济发展，以至于任何变革措施似乎都注定要失败。为了充分解决与所有经济模式转型有关的复杂问题，在圣若瑟大学澳门利氏学社举办的2020年研讨会上开展了一次精神对话：为了提高倾听彼此不同观点的能力，每个与会者被要求在其他与会者论文中挑出三个要点。
在与会者的反馈中，有一个主要的共识：提高教育的重要性并制定适当的制度框架将有利于实现理想的范式转型。与三个主要方面有关——即，人文层面、经济层面和法律层面——我将简述其中的一些要点，以作为对研讨会中提出的“澳门宣言” 内容的参考。也许您应该先熟悉一下与会者的不同观点，然后再品读“澳门宣言”的内容。
1）人文层面
价值观是通过不同宗教的和世俗的智慧传统来塑造的，若不用教育使其生生不息，这些传统就总是会有变为废墟的倾向。儒家倡导的尊重、诚信、诚实的价值观可被理解为人类核心价值观的世俗框架。例如，李振才（Bernard Lee）引用耶稣会前任总会长柯文博的观点，在以下三个方面强调了耶稣会高等教育的目的：
a）促进信仰与文化之间的对话。
b）囊括贯穿整个教育的宗教层面。
c）协助人文共同体内每个个体的全面形成。
耶稣会高等教育的目的是激励学生做到全人发展，实现持久感情变化，希望学生能变整个世界为更加美好的地方，尤其对于贫困和弱势群体而言。李振才特别提到了韩国西江大学的目标，即通过弘扬人性、全人教育和真理，使个人明白生命圣召的本质和对全能上帝的崇拜。同样，东京耶稣会大学——日本上智大学——也倡导全人教育、天主教的价值观和真理。简而言之，西江大学和上智大学都珍视耶稣会传统、天主教信仰和自我形成。
自我形成在东西方文化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儒家的自我修养及自我形成的自由传统与作为全人形成的德国“教化”传统相一致。面对当今世界的残酷现实，应始终保持人性化的发展过程，因为媒体和社会上的其他行为人可能会扭曲这个世界。因此，克里斯汀·洛伊恩贝格尔（Christine Leuenberger）暗示，有关移民和边界等问题的错误信息日益增多。教育需要建立在扎实的社会分析基础之上，并接受那些经得起检验和挑战的事实。在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之间的爆炸性边界进行长期研究的基础上，洛伊恩贝格尔有力地强调了更加开放的边界对于在二战以来一直作为治理根基的经济和社会，以及法律与道德准则和价值观的长期效益，其中包括维护人权、避难权以及维护对对受迫害者的保护。学者们也越来越多地利用非洲的“人性”理念来思考人类团结、和睦相处以及对他人的责任等观点。作为追求知识和智慧的强有力教学工具，通常以讲故事的方式来传达“人性”的含义。另一方面，又需要将强调排他性政策需求的故事转化为指向开放性、一体化和协作益处的故事。
拉斯洛·若尔纳依（Laszlo Zsolnai）坚决认为，我们需要从基于利润最大化和效率原则的经济模式转向基于自给自足逻辑的经济模式，因为实现节俭和自给自足需要更实质性的组织形式，以便从根本上改变当前主要的正式经济配置的底层结构。这意味着，需要因地制宜地引入规模更小且具有文化差异的实质性经济活动模式。
受伊格纳西奥·埃拉库里亚（Ignacio Ellacuría）和教宗方济各的启发，马丁·迈耶（Martin Maier）呼吁一种“共同节俭的文明”。迈耶提出，一方面，资源和财富的分配必须更加公平，另一方面，这将不可避免地要求限制富裕国家公民的生活方式。新文明的决定性标准必须具备普遍性、公正性和可持续性。鉴于所涉及的环境风险与自然资源的限制，北方富裕国家的经济状态不具备普适性。根据康德（Kant）的绝对命令理论，不具备普适性的事物无法获得伦理支持。在全球范围内，公正性意味着，全人类在自然资源和能源方面享有同等权利；而且，其发展的生态结果必须得到公平的或者或多或少类似方式的分配。可持续性是指，在不破坏行动的道德基础并牢记子孙后代权益的前提下进行资源管理。
同时，迪恩·桑德斯（Dean Sanders）提出“完善”一词作为营销概念，它有可能成为新型经济学范式的核心。“完善”被定义为“使某事变得完整或完美的行动”
（《牛津英语字典简化版》）。在上述定义的基础上，桑德斯正制定一套原则，以期将“完善”升华为可行的营销概念。这些原则将包括一个指导营销领袖决策的基本伦理框架；表明共同利益意图的决策透明度；对贯彻品牌体验“完善”本质的营销组合的创造性应用；对有助于整合外部因素并确保持续增长商业模式的快捷而创造性开发。希望在于将“节俭文化”与可持续的增长模式结合起来。主张代际团结的克里斯汀·赖（Christine Lai）树立了一个现实地致力于实现“节俭文化”的完美案例。在疫情大流行期间，当一种自私文化（教宗方济各将其恰当地诊断为“一次性文化”）倾向于不去费心考虑被认为行将就木的孤老之人的需求时，提倡关心老人的需求就变得更加明显和令人信服了。
2）经济层面
要形成专业的伦理规范和伦理品牌，要求突出经济和金融层面的广泛经济金融结构。这种道德意识可以用一种属于社会分析的类型来加以激发，它包括用于师生双方的社会接触计划，这是一些要表明有多少人在贫困条件下失去人格尊严而力求生存的计划。在这样一种语境下来理解经济金融数据，会使师生也能够理解，能向急需改善生活的人群学习是多么重要。
埃德蒙·埃（Edmond Eh）解释了奇亚拉·卢比希（Chiara Lubich，1920-2008年）1991年提出的“共融经济”概念，卢比希强调，“给予文化”的精神是反对“占有文化”。共融经济起源于“普世博爱运动”，其灵性本真促使人们为了与他人实现共融（或团结）而奋斗。“给予文化”涉及
“普世博爱运动”成员之间的商品交流（或共享）以及对非成员的帮助。因此，共融经济突显了经济活动的精神意义。共融经济运动中的企业家们认为，为确保自身企业的活力和持续发展，盈利是至关重要的。他们还认为有必要将利润分配给有需要的人，并促进社会发展。因此，共融经济是能够解决市场经济和集中经济弱点的辅助性经济学模式。其第一个优势是，采用该模式的企业必须有效运作才能够在自由市场中生存并保持竞争力。第二个优势是，运动内部的企业本质上是自我调节的，不需要政府干预就能够以合乎伦理的方式行事。共融经济聚焦于对“占有文化”形成挑战的“给予文化”，是共同利益创业精神的重要典范，后者将精神与商业实践结合在一起，以促进全人类的公平与团结。
乔治斯·恩德勒（Georges Enderle）提出了财富创造的综合涵义，其中包含七个特征。第一个特征采用“四种资本”定义了财富的“实质内容”，其中包括：（1）自然资本：不可再生的自然资产：石油、天然气、铜及所有其他矿物质；有条件再生的的自然资产：自我繁殖的鱼类及树木；自然负债：二氧化碳（CO2）及其他化学品。（2）经济资本：有形资本：机械、设备、构筑物及城市土地；和金融资本：在另一个机构单位的某个部位中存在对应负债的任何资产，如黄金储备；（3）人力资本：对个人、社会及经济福祉有促进作用的个人（“受过教育的人”）所体现的知识、技能、能力和特质；一种完全身体、社会和心理安康的状态，而不仅仅是没有体弱多病（“健康人”）。（4）社会资本：个人之间的联系——社交网络以及及由此产生的互惠和信用准则。
恩德勒对于财富创造的定义，其核心是两种资本形式，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形式”的意思不同于资本的实质方面。一个国家的财富由私人财富和公共财富组成。公共财富的实例就是公平而有效的法治、一种相对没有腐败的商业环境及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负面的公共财富实例就是气候变化（全球变暖），空气和水的污染，性别、种族、族裔的歧视，受冲突困扰的地区。私人和公共财富的结合具有深远的影响。市场可以大量产生财富，但产生不了公共财富。此外，对于公共财富，需要有有关注他人利益的动机，而并不仅仅是关注自己。归根结底，恩德勒强调“人权”是财富创造中的公共财物。最要紧的是国际公认的30项人权，它们构成了《联合国商业与人权指导原则》（UN 2011）的基础，并被纳入《世界人权宣言》（1948年）、《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公民权利及政治权利国际公约》（1976年）和国际劳工组织的各项核心公约（1948年、1949年、1957年、1958年、1999年）之中。
丹宁思（Dennis McCann）将“辅助性原则”的概念置于其意在抵抗法西斯主义和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的历史视角之下。目标是创建与人类尊严、人权、共同利益、分配公正及团结相一致的公共援助形式。关于教会对辅助性原则的理解，最新的创新成果之一是《商业领袖的圣召》（VBL：梵蒂冈正义与和平委员会，2012年）中的引文，其中建议商业领袖在工作的组织与管理之中创建
“子公司结构”。麦肯认为，“辅助性原则”能够促使“天主教社会教义”衍生出脱贫建议。为穷人赋权意味着为其提供获取资本的途径。可以通过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或菲律宾信用合作社或其二者进行调查，以便对上述情况予以说明。在这里，该原则有助于克服阻碍传统银行向穷人贷款的“道德风险”： 若贷款管理得当，向穷人提供信用贷款所涉及的风险不会比对富人更大。
受“共融经济”概念的深刻启发，Chiaretto Yan描述了经济发达的中国沿海省份与中国西部贫困省份之间结对帮扶的经验，该经验可以在国际上予以分享，并被建议作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援助关系的典范。1978年，邓小平凭借“致富光荣”这一战斗口号高调出台了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从而释放了中国济改革开放的巨大潜力。然而，更重要的是，Chiaretto Yan指出，在他引文的第二部分，邓小平的如下讲话时常被忽视：“我们允许某些人和某些地区率先富裕起来，以实现共同富裕。” 因此，共同富裕是关键和主要目标。对于中国来说，通过将富裕的沿海省份与西部贫困省份配对进行扶贫援助是一个悠久的传统。
同时，亚洲信贷联盟联合会（ACCU）创始人苏国荣（Andrew So） 也坚定地认为社会合作是经济合作的补充，因此，互助不仅仅是零星的，也是可持续的。经济合作的目的是通过共同努力来改善贫困人口的命运。合作社或信用合作社是实施经济合作所凭借的工具，人们可以在经济活动的不同领域有效地开展合作。事实也证明，许多类型的合作社能够因生产清洁能源和减少浪费而减少贫困。
《天主教会社会学说纲》强调指出，向发展中国家转让清洁技术也是发达国家的责任，这有利于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并为地球——我们共同的家园——提供保护。在中国，“西部大开发”计划也有了新应用，以应对后新冠病毒时代的地缘政治风险与中美脱钩所造成的障碍。这一构想是为了形成三合一的发展模式，其中涉及经济发达的东部地区与经济欠发达的西部地区之间的“国内大循环”，这是主体，另外还有“国内国际双循环”。
“澳门宣言”的主要设计师迈克·汤普森（Mike Thompson）以“穷人的数字资本主义”为标题向某些地区提供了多种数字化解决方案，在这些地区，合同与私有财产的基本原则不足以对作为竞争性市场特征之一的经济自由提供支持。因此，汤普森描述了区块链技术如何为穷人提供获取财产权的新方法，以及如何助力提高透明度、建立信任和信誉并提升交易效率。
弗朗茨·加斯纳 （Franz Gassner）分析了符合排除标准的伦理投资模式。排除标准旨在杜绝所有支持不可接受的或模棱两可的社会和环境行为或结果的投资。原则上，必须在所有情况下一贯执行排除标准（例如，排除核能、毒品、童工、色情文学）。在不太明确的情况下，此类排除标准是相对设置的，仅在明确规定的条件下适用（汽车行业；化石燃料）。另一种方法是使用正负分分别对投资和公司进行排名。在关键部门，应仅选择“最可持续的”投资、公司或国家来进行投资。通过该方法，可以预期并创建“角色模型效应”，这有助于提高特定经济领域和部门的总体标准，因此表明了积极的投资动机。目的是增进参与进来的行为者之间的相互了解、沟通，并加深意识和责任感。
最后，克里斯托夫·斯特克伯格（ChristophStückelberger）在他对“影响力投资”的分析中主张维持自由、公平/正义，可持续性和安全性之间的平衡：资本交易和转让的自由，同时尊重规则的公平性、机会及获取的平等性、 金融资产的影响和安全的可持续性。
3）法律层面
教育最终应揭示伦理与法律之间的内在联系，以保护社会上最弱势群体的合法权利。需特别注意创建专业的法律网络，用于对规章制度改革立法的实施进行监管，并制定职业承诺以创造就业机会和帮助那些滞后者。
伊曼纽尔·丘巴卡（Emmanuel Chubaka）将社会经济地位最低人群的卫生负担转化为金融资产，使污染企业对公众负责。尽管各国尚未在执行机制方面达成共识，尤其在温室气体排放和碳定价方面缺乏共识，但是在全球范围内可能已经存在用于监控污染并维持经济活动可持续性的监管框架。
布鲁诺·弗雷（Bruno S. Frey） 和玛吉特·奥斯特洛（Margit Osterloh） 提出了一个有关环境政策委员会的例子，其中绝大多数成员都相信电动汽车将为全球变暖提供关键的解决方案。其实，他们并非如此确信，例如，因为他们考虑了电动汽车所涉及的所有资源，包括可能对环境造成破坏的电力生产，所以他们可能不愿意公开讨论这些问题，他们担心，不支持自然环境的改善会遭到抨击。为了更有效地解决复杂的问题，弗雷和奥斯特洛提议设立“魔鬼的辩护士”（“故意唱反调的人”），其职能是将容易被忽略、阻拦或破坏的各个方面纳入讨论和决策过程。可以在许多不同的委员会内部设立“魔鬼的辩护士”。尽管不同的看法非常重要，但是当委员会成员意见较一致时，会特别有成效。鉴于问题在历史上既定的地理边界内得到解决这一事实，他们还提出了
“功能性重迭竞争管辖权”（FOCJ）的概念。在许多国家，这就是中央政府；在更带联邦性质的宪法中，部分决策权属于省、地区或市政当局等更低的部门。但是，一个问题的范围少有适合决策部门历史上的既定规模的。在许多情况下，部门太大或太小，并且这些问题全部或部分涉及多个实体。“功能性重迭竞争管辖权”创建了与要处理问题相匹配的政治部门。随着问题的扩展，有许多重叠的政治部门致力于解决具体的问题。“功能性重迭竞争管辖权”与天主教社会教义相一致，后者非常重视辅助性原则。这项规则要求在最低级别上作出公共决策。“功能性重迭竞争管辖权”恰好达成了这一目标，它还符合天主教宗教秩序的组织。从一开始，诸如本笃会或耶稣会的秩序就没有按照国家部门来组织。他们的下级部门常常超越范围或仅覆盖其中的一部分。他们是非民族性质的，这是他们的优势之一。
菲律宾杜马格特西利曼大学校长贝蒂·塞诺尔·麦坎恩提出了另一个令人信服的诉求，即，要求在机构层面上进行决定性的变革。多年来，塞诺尔·麦坎恩一直致力于倡导如下理念：在机构层面，环境实践具有良好的商业意义：垃圾分类有助提高运营效率、带来替代性收入流，并获取可观的能够维持环境项目目标的经济回报。例如，通过更高效的垃圾回收可以节省时间和精力；可生物降解的垃圾可用于维持有机肥料的生产；回收利用可促进当地家庭经济的发展，并减少对树木和矿藏等主要产品来源的破坏。
服务性学习作为一种教学方法在西利曼大学内部得到了很好的整合，旨在引入基于社区的经济学视角。例如，采用该方法有利于促进经济平等，并在家庭层面上实现资源的获取，同时又摆脱了仅以家庭平均收入或平均一篮子商品为重点的“强制性平均”。 进一步强调对具体家庭（而不是总体家庭）的了解将引起人们对社区中每个家庭的生活质量、农业或渔业家庭的独特或特定环境的关注，并留意特定的社会文化环境。西利曼大学的“零垃圾”政策及其他创新环境计划始于2018年。这显然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工作”。 为了应对新冠大流行，领导团队不得不重新设计教学流程，将尽可能多的基于数字化的程序整合起来。
何塞·米格尔·安卡纳 （José Miguel Encarnação）确信澳门将凭借其强大的慈善传统，如仁慈堂，为经济发展带来新的范式，并在短期内制定出新方案，用于家庭保护，并确保下一代拥有美好的未来。
罗德里克·奥布赖恩（Roderick O’Brien）认为，无论是地方还是全球，当代社会都很复杂。诸如我们的法律体系或教育体系之类的组件架构已经将当前的经济学范式嵌入其中。这些高度复杂的体系不可能在一夜之间被改变。尽管如此，奥布赖恩仍然认为改变是可能的。例如，我们从历史中学到，农奴制嵌入了较早的经济学范式，后被基于市场范式的新型雇佣制度所取代。这些新制度可能仍然具有剥削性，但它们有所不同。
除非经济学范式的转变成为一项持续不断的工作，否则任何事情都不会真正好转。但是，在不同社会行为人的全力支持下，希望至少采取一些具体步骤，系统地开放经济模式，尤其要顾及到贫穷和弱势群体的利益。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Translated by 翻译: Yang Hengda 杨恒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