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思
何谓“辅助性原则”?简言之,它是对最早在天主教社会教义中得到明确阐述的西方社会哲学的一大贡献。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角度来看,任何新的经济学范式都必须符合基本原则,即人的尊严、共同利益,尤其是辅助性原则。这一原则于1931年在教宗庇护十一世的《四十年》通谕中首次提出,旨在给予警示:政府干预措施能够并且应该以适当的方式,援助个体及家庭实现其在现代工业经济中的目标。来自国家等“上级组织”的此类援助(补贴),绝对不能剥夺它们似乎在尽力援助的“下级”实体的正常运行。社会问题的解决方案必须尊重所有人的尊严、家庭等自然社群的权利与共同利益。
以下是《四十年》通谕中的经典论述(1931年):
79、“从个体手中夺走他们通过主观能动性和勤勉所取得的成果,并将这些成果提供给社群,这是严重错误的做法,同样的道理,将下级组织力所能及事情收归上级组织也是一种不公正的行为,同时也是一种严重的罪恶,扰乱了合理的秩序。因为每一项社会活动,本质上都应该向社会团体成员提供帮助,而不应该摧毁和吞并他们。”
80、“因此,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应该允许下属团体处理次要的事务和问题,否则会极大地分散国家最高权力机关的精力。权力下放后,国家就会更自由、更有力、更有效地做非其莫属的分内之事,因为只有它才能够做好这些事:根据场合的需要和必要性,进行指导、监督、敦促和约束等。”
为了领会“辅助性原则”含义随着各种危机出现而演变的方式,有必要回顾一下《四十年》通谕(1931年)的颁布背景。当时,梵蒂冈正与墨索里尼及其法西斯主义意大利政府争夺对天主教机构的控制权,尤其对教育和青年组织的控制权。尽管《四十年》通谕假定等级制社会秩序(存在“较高”和“较低”等级)是不可避免的,但教宗庇护十一世显然是要挑战国家及其履行“职能”的方式,尤其是向以家庭为基础的基本人类群体提供(经济、社会、政治、文化等方面的)援助。
然而,“辅助性原则”并不认可自由主义主张的所谓小政府或“看守人国家”的非干预观点。该原则假定,现代国家需要发展,并且需要集中各种旨在促进国家发展的社会福利职能。该原则并不排斥这些职能,而是希望,在家庭和教会等基本机构的完整性得到保证的前提下,确保这些职能可以提供真正的援助。一旦人们明确地认识到,在抵制法西斯主义及其他形式的极权主义的斗争中,该原则的应用并不局限于其原始含义,便会引用该原则来澄清有关如何确立公共和私人援助形式的基本问题,确保其与人格尊严、共同利益、分配公平和其他天主教社会教义原则相一致。
第一个核心理念:辅助性原则和企业管理
最近的一个创新成果是《商业领袖的圣召》(VBL:正义与和平委员会,2012年)中的几段话,其中建议商业领袖在工作的组织与管理之中创建“辅助者结构”。《商业领袖的圣召》(VBL)一文中提出了“三个切实可行的步骤”,用于促进员工参与创意企业管理的愿景:
- “在公司的每个层级上明确界定其自治权和决策权的范畴,并尽可能给这些权利留下宽大的空间。同时需要设置限制,以使决策权不超过个人或团队获取决策所需信息的能力,从而确保决策后果不会逾越其责任范围。
- 教育、培训员工,确保他们得到适当的工具、培训和经验来执行任务。
- 允许承担任务和责任的人自由做出决定,并完全接受其决策风险。因此,辅助者的业务结构应该培养相互尊重和责任感,并让员工的真诚敬业带来良好的业绩。” (VBL 49)
接受管理责任意味着成为“仆役领导” (VBL 50)。 实施“辅助性原则”意味着超越“授权”或将任务分配给下属,在这种情况下,最终责任由企业主承担。(VBL,49)实施“辅助性原则”要求行政领导层有自律性,并做出真正的努力来增强给“下属”的授权,使他们能够自由发挥自身的才智以支持公司的明确目标。各级员工都成为企业的“共同创业者”或合作伙伴,并受到相应的尊重和奖励。(VBL 50)
第二个核心理念:辅助性原则与合作社运动
在天主教社会教义有关克服贫困的建议中,“辅助性原则”也写得明明白白。从经济角度看,给穷人授权意味着向他们提供获取资本的渠道。通过对孟加拉乡村银行或菲律宾信用合作社的调查,可对上述情况予以说明。其中,该原则有助于克服阻碍传统银行向穷人贷款的“道德风险”:若贷款管理得当,向穷人提供信用贷款所涉及的风险不会比向富人贷款更大。
从孟加拉乡村银行创立的故事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小额银行业务的成功取决于向本地网络授权并将确立其为负责机构,以确保所有参与者的合规性。(Yunus,2007年)如果我在当地社群成员的批准下获得了贷款,那么我就更可能偿还贷款,因为任何违约行为都会使社群其他成员丧失获得其贷款资格的机会。管理良好的信用合作社及合作社的最佳做法中也反映了类似的见解。(罗世范、丹宁思,2015年,第23-45和441-463页)。
为了使此类计划发挥作用,必须有获取资本的途径,即,信用合作社或合作银行必须与“上级”机构(私人或公共机构,包括传统银行及国家机构)建立起工作关系,这些机构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而且必须确信,使用小额信贷策略向穷人贷款的风险不会比向富人贷款更高。将小额银行业务和信用合作社整合到经济学新范式中,所面临的实际挑战是如何将前景光明的当地成功经验拓展为国家或全球制度建设战略,从而增强经济活力。
对小额银行业企业历史的研究表明,所涉及的道德风险并非仅仅限于获得此类贷款的穷人。更大的风险来自行业管理人员履行其职责的方式,尤其当他们向自己、朋友和家人放贷时。必须对行业管理人员以及当地借贷网络的任何贫困成员执行相同的还款规则。其中,“辅助性原则”也有助于厘清长期存在的反腐败挑战,这是保持长期成功所不可或缺的。如果管理人员或企业领导利用信用合作社谋取私利,忽视了其成立的目的,那么就会滋生腐败,其后果可想而知。
伴随成功的固有风险还在于,如果国家发觉很容易将小额银行业企业改组为政府机构,那么国家可能会试图征用此类企业,侵占其资源,限制其获取国内外资本的机会。在马科斯独裁统治时期(1972-1981年),菲律宾信用社的悲惨历史充分揭示了小额银行业机构在违背辅助性原则的环境中所面临的挑战。
第三个核心理念:辅助性原则是经济学新范式的核心
最后,“辅助性原则”将在经济学新范式中得到进一步的应用。鉴于新冠大流行及其后果,经济学新范式必须将重点放在全球贫困问题及相关的解决措施上。教宗方济各在《赞美你》(2015年)和《众位弟兄》(2020年)等通谕中明确指出,当今世界的贫困并非一种自然状况,因此不能像忍受台风、地震等不可抗力一样地去对待它。贫穷是系统性失效、经济体系腐败以及通过操作经济体系为特定群体攫取利益的产物。富人并不比穷人更有道德或更应该获得利益。若人的尊严真能获得尊重,就一定能够激励我们摒弃对未能分享繁荣成果的其他人的传统偏见,无论这些偏见是基于种族、信条还是肤色。如果经济学新范式要实现这种承诺,我们就必须学会相信所有人都可享有的授权战略,而不能仅仅限于我们的亲人或朋友。经济学新范式的建立实质是一场精神斗争,呼吁所有人忏悔其在不公平的社会结构中所犯下的共谋之罪,以便与所有其他人合作,共同探索分享上帝恩典的新方式。
丹宁思博士、教授,罗世力公司研究部主任,菲律宾杜马格特西利曼大学教员
Translated by 翻译: Yang Hengda 杨恒达
参考资料
- Francis (2015). Encyclical Letter 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Retrieved from 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_ftn146
- Francis (2020). Encyclical Letter, Fratelli Tutti (O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 Retrieved from http://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fratelli-tutti.html
- Pius XI. (1931) Encyclical Letter Quadragesimo Anno (On the Reconstruction of the Social Order). Retrieved from http://www.vatican.va/content/pius-x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p-xi_enc_19310515_quadragesimo-anno.html
- Pontifical Council for Justice and Peace (2012). Vocation of the Business Leader: A Reflection. Retrieved from http://www.humandevelopment.va/content/dam/sviluppoumano/pubblicazioni-documenti/archivio/economia-e-finanza/vocation-of-business-leader/Vocation_ENGLISH_4th%20edition.pdf
- Rothlin, S. and McCann, D. (201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 Focus on China. Berlin and 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
- Yunus, M. (2007). Banker to the Poor: Micro Lending and the Battle Against World Poverty. New York: Public Affair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