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in Sheung Chiaretto Yan
简介
教宗方济各呼吁改变当前的经济范式,体现人类整体发展目标。在当前疫情、气候变化和全球经济衰退危机背景下,预计中国会是今年极少数能在经济上实现正增长的国家之一。拥有庞大经济规模和特色的中国,并不是在标榜其发展模式能作为他国的榜样。不过,中国的经验多少会给我们带来启发。因此,本文想着重介绍几个要点供大家思考。
发达地区与欠发达地区的关系
中国在繁荣的沿海各省和西部贫困省份结对帮扶的经验可在国际间进行分享,为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互助和关系提供借鉴。
邓小平曾说过“致富光荣”,这为中国经济改革和开放释放了巨大潜力。更重要的是,这段话的第二部分常被大家忽略。他说:“我们允许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裕起来,为的是实现共同富裕”。因此,共同富裕才是关键和主要目标。
将沿海的富裕省份和西部贫困各省对接,提供扶贫援助,已成为中国长期以来的传统。扶贫项目于1996年发起,到2015年实现升级,各项精准和多样化的扶贫措施,依赖于产业发展、劳动力转移、迁居安置和生态保护等形式得以施行。一份扶贫报告指出,世界银行在数年里,向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陕西省等目标省份提供了贷款,以支持农民合作社和农业企业之间的合作,推动农业价值链发展(Lu,2017年)。
正如《天主教教会社会教义纲要》(宗座正义与和平理事会,2006年,第475段)中所强调的,发达国家有责任将清洁技术传播到发展中国家,以解决全球环境危机,并以人类之名守护我们共同的家园。中国的省际(扶贫)经验可作为借鉴。
据《南华早报》2020年6月22日报道,在最近的一次商界领袖研讨会上,习近平提出了新“西部大开发”计划,以应对新冠肺炎后的地缘政治风险和中美脱钩带来的发展阻碍。其主旨是塑造新发展格局,发展“双循环”战略,打造以繁荣的东部与西部欠发达地区为主体的国内大循环以及国内国际双循环。
亚洲价值观下的新经济体制
教宗方济各在训导中提到了新经济体制的整合思想,将生态系统、社会正义、尊重他国文化和友爱之间的联系纳入其中。这一新范式可以将“筷子文化圈”中的经济模式、儒家伦理和亚洲价值观(如和谐、勤奋、节俭和高储蓄率)结合起来。
中国学者和环保主义者廖晓义(Moriggi,2017年)在看到该通谕时露出喜悦之情,她发现这与中国近年来正推进的“生态文明”有许多相似之处,美国著名过程哲学学者约翰·柯布(2015年,第1-4段)提出,中国具备实现生态文明的条件和良好的机会。
“精准扶贫战略”(TPAS)与古老实践的结合有助于实现扶贫。中国政府于2014年正式开启精准扶贫。李克强总理在报告中敦促地方政府采取针对性的措施整合资源,确保给予贫困山村和家庭以援助。政府派扶贫工作组前往指定地区,分析需求,制定发展计划,协调援助资源,并采取系列措施,例如鼓励银行向农民提供小额贷款,建立农村合作社,让农民能够集中资源提高产量。结合精准扶贫,践行“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
统计显示,从2012年开始,中国每年平均有130万贫困人口脱离贫困线(Zhuang,2018年)。在当今政府的管理下,中国扶贫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据两年前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中国减贫总量占世界的70%,这是前所未有的(Liu、Fang和Cheng,2018年)。
任人唯贤,英明治理
最后一项重点是,中国发展模式的关键点是其独特的治理体制以及政府在制定利于国家公共利益的良好政策时所发挥的作用。儒家思想强调任人唯贤和英明治理。
中国改革开放之初有两大要素:积极融入全球化产业链与劳动分工。从80年代早期的“三来一补”(由政府补贴,鼓励生产、加工和装配国外订单)逐步过渡到目前健全的工业体系,中国切实地从全球化中受益。
尽管经济发展以市场机制为主,政府仍在引导产业政策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如新能源、高铁制造、电动汽车等关键领域。没有这些产业政策,中国的经济发展将不平衡,就如同拉美地区和部分亚洲国家,只有一两个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它们的经济会很脆弱。这些因素与健全的政府产业政策有关,也与勤奋和娴熟的劳动力有关。
中国有能力抓住全球化的红利与其拥有高级人才资源是直接相关的。中国有效地投资了教育(九年义务教育、国家对大学的大力补贴)、生态环境和扶贫事业。它们都是相互关联的。这与中国政府“内生性发展”(从文化内部发展)的能力相联,这使得中国领导人的表现比来自所谓自由民主制度的平民主义领导人优秀,后者造成了人民和国家的分裂。
中国有着明确的政策计划:邓小平时代的四个现代化,习近平提出的“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央组织部选出的国家领导人让中国共产党成为强大且有治理能力的执政党。除了与全球经济接轨,这些内在的优势也引领中国取得了现在的成就。
Kin Sheung Chiaretto Yan,意大利索菲亚大学研究所研究员,澳门圣若瑟大学客座教授
Translated by 翻译: Zhou Shoujin 周守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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