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新冠病毒大流行，给人们带来无尽的痛苦和灾难，同时也唤醒了许多人，让他们终于意识到贫富之间的差距不断扩大：一方面，一些富裕国家能够为其公民多次接种疫苗，而另一方面，有些国家只是确切知道无数人甚至因为得不到基本保护而将死亡，或者成为不负责任的政治决策的受害者。
就在这场正在上演的世界大戏中，我们需要重视教宗方济各的勇敢举措，他没有陷入沮丧的情绪中，而是要求不同的关键演员和社会机构系统地制定解决方案，进而将只重视利润最大化和滥用资源的经济模式转变为注重可持续财富创造、注重福祉的经济模式，以造福更广大社会。
去年在澳门圣若瑟大学举行的澳门利氏学社研讨会结束后，《澳门宣言》已编制成中文、英文、西班牙文、意大利文和德文五个版本。我们还征求了该领域的专家、经济学家、从业人员和社会科学家的意见，听取了他们的批评反馈。
在本期中，我们将介绍最终版本的《澳门宣言》，为新经济模式贡献一份力量。我们邀请了世界各地人士签署《澳门宣言》，但这并不意味着这项建议是全新的、闻所未闻的。各界的贡献非常清楚地表明了，这个大胆的建议定位于天主教会正在进行的努力，向“善意之人”伸出手去，帮助他们超越“资本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界限，合作形成一种建立在团结、辅助性、公平以及健全制度结构范围内的共同利益等原则基础上的经济模式。尽管内心转化始终是这一愿景的核心，但是《澳门宣言》显然也旨在以新模式实现体制转型。
人文轨迹
在一个最对立的全球语境下，丹宁思（Dennis McCann）提到了教宗方济各的通谕《众位兄弟（Fratelli tutti）》，并以“团结”这一关键术语来描述他对全面社会博爱的愿景（《众位兄弟》，2020年，第114-117段）。正如教宗方济各解释的那样，团结是一个教育过程的结果，这个过程始于家庭中天然学会的东西。团结是“一种在个人转变中产生的道德美德和社会态度，要求教育和培养的负责人做出承诺。我首先想到了被认为要执行主要的关键教育使命的家庭。家庭是爱与博爱、团结与分享、关心和照顾他人等价值观得到体现和传承的首要场所”（第114段）。对团结的真正承诺，即“服务于”人（第115段），尤其是服务于穷人和有需要的人，会导致社会行动：“这也意味着我们需要与贫困、不平等、失业、土地和住房、剥夺社会和劳动权利等结构性原因作斗争。也就是说，面对金钱帝国的破坏性影响......。团结，从其最深刻的意义上理解，是创造历史的一种方式，这就是民众运动正在做的事情”（第116段）。
贯穿本期《澳门利氏学社》杂志（MRIJ）的一个决定性问题是，这些原则如何会在中国产生共鸣。儒家创业，虽然不完全等同于“儒商”，但可以将其描述为建立在认识和实践儒家价值观基础上所进行的创业决策过程，特别是相互关联的五种美德：仁、义、礼、智、信。这些美德的社会特征在于那些美德实践无论多么令人钦佩，却又如何不是简单地针对任何狭义的修身，而是达到更高目标的手段，即创造一种人民在其中通过积极参与追求共同利益而繁荣的状态（罗世范（Rothlin）和丹宁思（McCann），2016）。将创业精神与一系列价值观保持一致，对于实现持续经营和建立可靠市场非常重要。
儒家的创业模式旨在用一系列共同的诠释价值观来协调多种企业关注点。无论是在制定创业策略还是发展业务关系方面，它都是从整体出发，且很负责任。克莉丝汀·赖（Christine Lai）指出，相互关联的价值观体现在中国人的和谐理念中：个体在身体、思想和精神方面的和谐，以及从家庭到国家，从人类到自然的社会关系的和谐。儒家和道家的“天地人”和谐观与佛教对天下众生慈悲为怀，不伤害万物的价值观可以产生共鸣。
几十年来，谷寒松（Luis Gutheinz）对中西思想进行了深刻的神学综合。在他过去几十年以中国为重点对关键神学和哲学思想的独创性研究背后，隐约显现了他对不同文化之间深度接触和对话的深刻见解。他的这一见解深深扎根于上帝在圣灵中与圣子沟通的三位一体玄义。
在往往被称为“地狱之厨”即充满卖淫、毒品、背叛、流氓和犯罪行为的世界的语境中，这种见解意味着什么？鲁思·森克特（ Ruth Zenkert ）讲述的四个故事有力地证明了这一点。几十年来，鲁思·森克特一直与耶稣会神父格奥尔格·史波雪尔神父（Fr Georg Sporschill SJ）一起在东欧为生活在社会边缘的吉卜赛儿童服务并同他们在一起。经济模式会对他们有何价值？“共同福祉”如何会不被视为特权阶层的梦想而被抛弃？森克特描述了年轻孩子们似乎毫无希望的处境，他们无法融入正规的劳动力市场；并描述了以利亚计划（Project Elijah）如何设法让他们参与生产家具。
弗里德黑尔姆·亨斯巴克（Friedhelm Hengsback）仔细考虑了这些故事，并提到教宗方济各（Francis），这位教皇曾挑衅性地称他们为“垃圾”，因为他们被迫呆在既定社会之外，同时一些记者的怒气针对了一位抗议竞争经济意识形态的教宗，这种意识形态虚假地承诺个人主义的成功。考虑不周的“成就神话”确实造成了社会的分裂。教宗的真正意图似乎经常被误解，因为他的选择显然是为了穷人，这些人没有钱请游说团体，只能保持沉默。
在《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中，教宗方济各（Pope Francis）在其宗座劝谕《福音的喜乐（The Joy of The Gospel, Evangelii gaudium）》（2013）中向我们传达了一个重要信息。该劝谕主张一个与穷人生活在一起的教会，它自己也必须变得贫穷。
经济轨迹
新模式的经济核心是什么？在我看来，在无偿性方面，《澳门宣言》关于共同利益的理念与圣方济各的完美喜乐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圣方济各经济的科学总监路易吉诺·布鲁尼（Luigino Bruni）和保罗•桑托利（Paolo Santori）提到了《圣经》中鼓舞人心的智慧。《智慧之书》绝不仅局限于犹太教和基督教信条的信徒。对每个人来说，《圣经》中讲述了无数个故事，描述了几代人的斗争，并传达了一个令人信服的关键信息，即我们孩子的幸福比我们自己的幸福更重要（布鲁尼（Bruni）等人，2021）。今天在谈论可持续性和我们对后代的责任时，我们都表达了这个概念。教宗本笃十六世（Pope Benedict XVI）在其第三部通谕《在真理中的爱德（ Caritas in veritate）》（2009）（本笃十六世，2009）中最全面地阐述了无偿性。他迫使并引导我们促进他人利益、社会利益和环境利益，这些利益与我们自己的幸福和繁荣密不可分。“无偿性”确实是转变当前经济体系所急需的关键因素。
在整篇《澳门宣言》中，“善意经济”亦强调了对共同利益型创业重要性的强烈意识，其重点是通过基于同情心的利他主义关注自我利益。何日生（Rey Sheng Her）认为，只有当我们将他人的利益和幸福视为自己的利益和幸福时，我们才能践行真正的利他主义。只有当我们共同为全人类造福时，我们才能创造一个和谐的世界，因为人生而利己，然后才是利他。通过什么方式可以使人们变得更加利他而不那么利己，这对“善意经济”中的行善动机至关重要。我们可以从向有需要的人伸出援手开始，以加深我们的利他主义意识。向那些正在受苦的人伸出援手，是将利己主义转变为利他主义的关键。
这种方法的巨大经济影响在与马克·奥尼尔（ Mark O’Neill ）就全球最具影响力的慈善机构之一，即慈济慈善事业基金会（Tzu Chi）及其创始人释证严（Cheng Yen）进行讨论时得到了强调。慈济是，30年前，即1991年，由释证严创立。奥尼尔讲述了创建慈济基金会最初的灵感来源，暗示了其创始人是一位将愿望付诸行动的创业天才。释证严是一名尼姑，碰巧在台湾中部的一个城市宣讲佛法，早上路过夜市街时，发现街上到处都是垃圾。她对此感到震惊，但还是继续进行了宣讲。众人听得津津有味，但最后释证严还是坚持说：“与其为我鼓掌，不如用你们的双手回收这些垃圾。”由于她的倡议，台湾现在设立了4500多个回收站。许多回收的物品随后卖给工厂重新利用。
斯德望·扎马尼（Stefano Zamagni）多年来一直主张重新调整金融体系，要求将社会指标和环境指标纳入金融会计体系，并将影响力投资作为一项行为准则。当然，追求利润本身并没有问题。《澳门宣言》暗示了商业教育中经常被忽视的真正问题，即利润计算的不完整性和偏差，亦即有什么东西是被疏漏了的。如今，这些疏漏已经变得令人难以忍受。自由化的金融在当代资本主义中起着关键作用，反过来又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特别是，必须考虑经济实体规模所带来的风险外部效应。规模经济对企业规模的诱惑会引发重要的风险后果（例如，大到不能倒），而这一点却没有被考虑。规模太大，无法管理，损失太大，无法承受，在今天这才是真正的危险。新冠病毒爆发不仅暴露了我们的虚假证券行情，也加剧了全球经济的深度断层线。我们记录了我们从自然中收获之物的价值，却没有为其退化做相应的记录。
莱昂纳多·贝凯蒂（Leonardo Becchetti）在强调国民经济对经济模式转型之贡献的重要性时，详尽阐述了意识的生成性和丰富性的概念，这也是开启《澳门宣言》的第二个平台（即共同福祉）以及第三个平台即共同利益型创业的关键。每家公司都需要一个框架来应对这一困难局面，而且必须首先清楚了解公司在其业务模式和公司战略方面的目标。目标不仅仅是一个口号或一项营销活动，它是一个公司存在的根本原因：它每天都在为其利益相关者创造价值。目标不是对利润的唯一追求，而是实现利润的动力。
理解埃里克·梅耶尔（Eric Meyer）、恩格尔贝特（Engelbert）和泰雷西亚·陶耶尔（Theresia Theurl）提出的批评，似乎也很重要。他们指出合作社是建立在个人需求和偏好基础上的，这时候他们提到了《澳门宣言》的规范性观点时。澳大利亚中央信用合作社（ACCU）的联合创始人苏国荣（Andrew So）在非洲和亚洲以及他的家乡香港广泛地研究了个人需求和地区性偏好。信用社和合作社确实深深扎根于实体经济。苏国荣在他的演讲中经常提到德国信用合作社的创始人之一弗里德里希·威廉·瑞弗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以及他是如何开始将合作社的想法作为一种慈善概念，向德国欠发达地区韦斯特瓦尔德（Westerwald）的贫困农民发放贷款的。他很快认识到，这种方法是不可持续的。后来他将自助和自我赋权视为其信贷合作社的指导原则。为了生产，农民需要信用合作社，因为市场不完善无法向农民提供贷款，而合作社能为他们提供必要的贷款。因此，他们担心这些机构能否能维持下去，因为合作社是其业务的促进因素。他们明白，他们的信用合作社必须成功，并且必须盈利。如果没有这些信用合作社，他们可能会失去进入（当地）资本市场的机会，从而阻碍或妨碍他们的经济活动。因此，苏国荣的论点表明，合作社是稳定和可持续的，而且瑞弗森倡导的关键价值具有完美的经济意义，并为所有相关成员创造了“价值”。
《澳门宣言》的关键要点确实是要证明合作社成员的目标符合共同利益，而且确实全面地传达了团结、人人公平和辅助性经济的具体含义。此外，把合作社描述成一种完美的社会乌托邦，确实会产生误导。世界各地掠夺性贷款机构所进行的大规模滥用证明了：具体的法律、道德和社会要求不仅对信用合作社是必要的，而且对大量受到滥用模式严重影响的外部利益相关者也是必要的。这些要求在短期内可能在降低合作社的利润上作用不大，但在防止合作社成员之间的掠夺性倾向所造成的损害方面可能是至关重要的。
从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冯·瓦尔德赛（Christoph Graf von Waldersee）在中国的广泛商业经验中可以看出，《澳门宣言》中所包含的关键价值观具有完美的商业意义，他认识到在当前疫情中有一个唤醒世人的独一无二机会，因为他断言有必要重新评估我们可以培养人与自然的适当关系而继续生存的条件。我们必须根据我们的地球和我们的资源，调整我们的生活和我们认为的福祉，以推动我们进入一个更健康的新时代。做到这一点，我们必须重新审视我们的经济态度。我们必须尽快找到一种可持续的生活方式，以尽快避免环境灾难的发生。
法律轨迹
共同福祉是有效政治的成果。然而，正如雷纳·艾森伯格（Reiner Eichenberger）和帕特里夏·谢弗（Patricia Schafer）所言，在大多数国家，政治环境是由种族、宗教和经济分裂所主导的，这促使政客去迎合一小部分人，而不是整个社会。因此，他们为从瑞士吸取的教训辩护，这是建立在鼓励政治家实现共同福祉的政治机构基础之上的。虽然瑞士社会多元化程度高，但它政治稳定，经济富裕，且最近刚刚被评为世界上最具竞争力的经济体。传统上，瑞士的成功是由联邦制和直接民主制来解释的。作者强调了第三个正式制度——选举制度的作用。比例选举和多数选举在瑞士国家的各级选举中并存。此外，选举制度有其特定的特点：多数选举通常在多议席区进行，而且往往是“大选举”，即只有一个大区覆盖整个辖区。瑞士的比例选举与多数选举的特定组合，在确保高效、稳定和包容的政治结果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作用。在雷纳·艾森伯格（ Reiner Eichenberger ）和布鲁诺·费莱（Bruno S.Frey）过去几年广泛探讨的“联邦重叠竞争管辖权”（FOCJ）的基础上，瑞士的选举制度可以被其他国家采纳为广泛去中心化或似乎只在较小国家才有效运行的直接民主的替代方案。
我们与保罗·斯普纳（Paul Spooner）一起深入挖掘了菲利普·默里（Philip Murray）非常复杂的人生故事。我们可能错误地否定了关注个人生活的微观世界的价值，认为它完全无关紧要，而且容易失败。菲利普·默里是1920-1950年美国工会化时代的主要领导人之一，他的传奇故事说明了美国劳动力的复杂性以及经济大萧条后世俗政治力量对工会化的重要意义。对菲利普·默里生平事迹的肤浅分析，可能会使我们很快得出这样的结论：天主教会倡导的原则，尤其是团结和辅助性经济原则，对工会化进程的影响是多么微不足道。然而，在改善劳动条件的问题上，不同的社会活动者往往会产生分歧，这恰恰印证了台湾慈济基金会的故事所告诉我们的一个重要教训：慈济基金会是有意不分宗教派别的，这样才能够接触到各种需要帮助的群体，而不仅仅是与佛教相关的群体。
就《澳门宣言》而言，我们也希望，尽管它源于教宗方济各的呼吁，但它可以被各个群体广泛接受，成为迫切需要的新经济模式标志，而且亚洲国家可能会在其实施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罗世范，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Translated by 翻译: Yang Hengda 杨恒达
参考资料
- Benedict XVI, Caritas in veritate (On Integral Human Development in Charity and Truth) (2009). Retrieved from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benedict-xvi/en/encyclicals/documents/hf_ben-xvi_enc_20090629_caritas-in-veritate.html
- Francis, Evangelii gaudium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 (2013). Retrieved from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
- Francis, Fratelli tutti (O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 (2020). Retrieved from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201003_enciclica-fratelli-tutti.html
- Rothlin, S. and McCann, D. (2016). International Business Ethics: Focus on China. Heidelberg: Springer Verla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