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宁思
摘要
教宗方济各最近的通谕,《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 (2020) ,是理解“澳门宣言”所概述的尝试为新经济模式做出贡献的重要资源。由于通谕篇幅很长,读者可能没有这么多时间消化理解它的含义。下面这篇文章试图解释通谕的主题并概述其要点,以便读者领会通谕的意义,从而了解“澳门宣言”作为回应通谕启示的重要性。
《众位弟兄》正如其意大利语(Fratelli Tutti)标题所示,并非主要针对可能对天主教社会教义(CST)有职业兴趣的神学家和伦理学家。相反,这是一种直接与普通信徒(特别是年轻人)以及其他信仰体系的信徒进行沟通的尝试。如果人类文明要在威胁挑战中生存下来,教宗必须转变其既新又古老的思维和行为方式。教宗本笃十六世在《爱德》(2009)中明确提出了一种全新的对话与合作方式,他对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的分析侧重于信任、腐败以及通过重新认识“无偿”的原则和实践来恢复信任(McCann,2011)。然而,《众位弟兄》进一步证明了“无偿”是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结果,并得到了合理的理解。
如果我们的世界要从自身中拯救出来,为什么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显得如此重要?部分答案出现在一系列批评性言论中,这是关于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衰退让人变得绝望的批评性言论。最显著的特征就是人类沟通的矛盾扭曲,其中数字化和普遍可接触的社交媒体的承诺已经被挟持,形成了“封闭的交流方式,使假新闻和错误信息易于传播,并煽动偏见和仇恨”(方济各,2020,第45节)。我们沟通系统的失效使得跨文化对话与合作几乎不可能。这种风险带来的后果既有个人层面的,也有全球层面的。教宗方济各指出:
“静默和聆听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急速和缺乏耐心的玩笑和短信,从而危及人类智能交流的基本结构。因此,另一种新的生活方式冒出来:人们只构建自己想拥有的事物,而摒弃一切无法控制或不能从表面立即了解的事物。这种互动过程的内在逻辑,将妨碍我们静心反思和养成共同的智慧。”(方济各,2020,第49节)。
这种系统性失效的影响在“历史意识”的消退中显而易见的,会导致传统社会价值观的空洞化(方济各,2020,第13-14节),形成一种道德真空状态。在这种真空状态中,毫无结果的“解构主义”为 “一次性世界”赋予了合法性。在这种世界中,人权被忽视,被边缘化群体日益受到歧视和虐待。
正如方济各在《愿你受赞颂》(2015)中所提到的,气候变化所引起的迫在眉睫的环境灾难只不过是一种萎靡不振的症状。如今,新冠病毒正困扰着每个人(方济各,2020,第32-36节)。然而,探索这场危机的“破碎梦想”的症状,暗示了一个全新的路径,尤其是已经出现了爱和真诚关怀的英雄事例,特别是我们在创造性地使用那些经常颠覆我们人类互动能力的同一社交媒体(方济各,2020,第54-55节)。因此,《众位弟兄》旨在提醒所有人注意阻止我们恢复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能力的障碍,他认为这对解决世界当前问题是必不可少的。
教宗方济各通过探索《新约全书》中关于仁慈的撒马利亚人的寓言(路加福音10:25-37)开启了对全球疾病的治疗之旅,耶稣用这个寓言来回答“谁是我的邻居?”的问题。在《众位弟兄》(方济各,2020,第56-86节)第二章节中,他试图超越对寓言的学术讨论,进入一个适当的传道挑战:我们每个人是如何卷入这个故事的?我们通过哪些角色来认同自己?如今,谁的思想和行为更像撒玛利亚人?我们认为他是善的吗?我们会听到像他这样的故事吗?或者我们会认为他只是愚蠢和无关紧要的人,因为他可能会在电视晚间新闻节目中被拿出来表扬,但很快就会作为重要事务的娱乐事件而被忘记呢?
然而,教宗方济各对这个寓言的解释突出了它的社会现实主义。故事涉及各种角色、被强盗袭击并送命的旅行者、各种过路人、关心旅行者的撒玛利亚人、与旅行者一起离开的客栈老板及其发出的关于如何恢复健康的指示。依次分析每一个事件,让故事变得像一场交通事故一样生动,包括那些不停下来帮助受害者的旁观者。教宗讲述的是关于界限的故事,我们捍卫的界限限制了我们的同理心,从而限制了我们的反应能力。这则寓言突出了这种同理心的障碍,袭击受害者和过路人的均为正统派犹太教徒,而做出回应的则是撒玛利亚人。该群体成员在耶路撒冷的宗教习俗中遭到反对。在这种情况下的界限是具有宗教性质的,但在教宗的陈述中,他们要求我们根据种族、民族、社会地位、贫困、政治意识形态和文化多样性来划分我们的界限。恢复我们对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承诺意味着要划清这些界限。就像仁慈的撒玛利亚人那样,把每个需要帮助的人都当作邻居来对待。
在这一寓言之后的章节设想了一个“开放边界”的世界,但重点不是简单地面对执行民族国家主权体系的结构。教宗方济各主张:要消除实现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障碍必须从心的改变开始,这反过来会治愈我们的冷漠和以自我为中心(方济各,2020,第89节),让我们在学习交流和合作方面有全新的开始。变革主要针对个人,但这种变革的结果侧重其社会性和全球性。
第三章通过回顾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主要原则讲述重建过程。不足为奇的是,核心是爱。但是在教宗方济各的眼中,就像他前辈的一贯教导一样,被召唤的爱的对象显然是基督徒,实际上是“灌输”的对象(方济各,2020,第91节)。圣灵的天赋克服了感情纽带的排斥倾向经常强加的局限性。给予真正的爱自由支配会带来真正的“开放社会”。换言之,社区一直对外国人开放,进而克服种族主义(方济各,2020,第97节),并接触到“隐藏的流亡者”,同时将残疾人和老年人纳入考虑范围(方济各,2020,第98节)。真正的爱意味着我们要拥抱“多样性”(方济各,2020,第100节),而不是屈服于“肤浅的一致性”,在社交媒体中对这种爱漠不关心。
虽然教宗方济各有时会援引法国革命的“自由、平等与兄弟情谊”(方济各,2020,第103节)等传统口号,但这些术语的真正含义却得以恢复,从而对以尊重人格尊严和人权承诺为中心的社会愿景产生新的开放性(方济各,2020,第107节)。他尖锐地指出,“机会平等”的传统观念常常被吹捧为革命性的道德理想,根本没有抓住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所隐含的动机。“这样的机会社会还没有步入实现共同利益的轨道(方济各,2020,第109节)。相比之下,共同利益将作为“圣灵的果实”(Gal, 5:22)出现,即:作为“帮助个人和社会在促进人类整体发展的道德价值观方面走向成熟”的推动力(方济各,2020,第112节)。
“人类的整体发展”是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一个重要主题,首次在教宗保罗六世的《人民进步》(1967)中提出,其方法是将经济发展人性化,这与教宗方济各所强调的一种“仁爱”的态度相呼应,教宗方济各强调他人的“善的意志”:“这体现在对美善的强烈渴望,对美好和卓越事物的追求,并推动我们使他人的生命充满美好、崇高和启迪人心的事物”(方济各,2020,第112节)。《众位弟兄》对仁爱的讨论将其与最近的天主教社会教义中更为熟悉的一个术语联系起来,即:“团结”(方济各,2020,第114-117节)。团结是教育过程的一个结果,教育过程从家庭中自然习得的东西开始[1]:正如教宗方济各提醒我们的那样,团结关怀是“由于个人悔改而产生的伦理德行和社会态度,[它]要求负责教育和陶成的人投身于其中。首先我想到的是家庭,家庭蒙召叫去实行首要和重要的教育使命。家庭是实践和传承爱和手足情谊、共聚与分享、关怀照顾他人的第一场所”,(方济各,2020,第114节)。真正致力于团结,即“服事 ”人民(特别是穷人和贫困者),并采取社会行动:
“这亦指对抗造成贫困、不平等、缺乏工作、土地和住房、剥夺社会和劳工权利等问题的结构性成因。也是指正视金钱帝国的破坏性影响……团结关怀的最深层意义是创造历史的行动,而这正是人民运动所做的事情”(方济各,2020,第116节)。
教宗方济各在对天主教社会教义进行回顾总结时强调了它长期隐含的道德挑战,即:其对“财物的社会功能”的反文化肯定。天主教社会教义从未否认私有产权是一项基本人权,但它一直坚持“共享世物”(方济各,2020,第119节),它推翻了任何试图使这一权利绝对化的企图:共享世物是“整个伦理和社会秩序的首要原则”(方济各,2020,第120节)。因此,私有产权只能被视为“次要的自然权利,衍生自共享世物的原则”。
天主教社会教义的实际结果仍然是激进和具有广泛意义的。例如,为了保护某些群体的财产权利,不应限制或阻止移民的迁出和迁入,而牺牲那些无法获得人类生存和繁荣所必需的“世物”的人的利益(方济各,2020,第121-127节)。同样,国际债务问题(即:一国对其他国家的债务问题)也不能仅仅根据产权来解决。开放结构性和解(包括重新谈判甚至债务豁免)在道德上是必须的,因为最重要的是要承认天主教社会教义关于“共享世物”的一贯教导。
在随后的章节中,《众位弟兄》概述了追求由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激发的团结所需要采取的步骤。第四章“向整个世界敞开的心胸”(方济各,2020,第128-153节)重点阐述了个人及社区必须努力实现的精神和心理转变,实现人类从自身中拯救出来必须进行的变革。例如,我们如何面对阻碍公平和公正地解决经济和社会难民迁移中明显存在的问题,目前在全球和当地均存在这些问题。教宗方济各直指问题的核心,质疑国家边界及其实施的重要性以及出于某种原因维持各国人民之间边界的重要性。他的对策不是废除所有国界和边界,而是促进国际合作和规划,不仅要保护移民的尊严和人权,而且还要保护那些必须在移民迁移时予以安置的人员的尊严和人权。
严格而言,教宗方济各的建议不仅需要熟悉人口统计数据,还需要重新设想共同的人性,即:我们每个人在所有其他人的繁荣发展中所拥有的个人利益。参考他在阿根廷的意大利移民祖先的经验(方济各,2020,第135节),他试图展示当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激发我们的合作时所出现的心理变化,例如,在强调具体和实际地平衡“本土”和 “普世” 文化关注的挑战方面(方济各,2020,第142-153节)。为了创建这样一个社会,需要认识人们是如何通过实践“无偿原则”(方济各,2020,第139-141节)得以充实,教宗本笃十六世的《爱德》(2009)中对此给出了令人印象深刻的解释。
第五章“治国良策”(方济各,2020,第154-197节)概述了展现真正团结的实际后果的方法。教宗方济各首先批判了当前的政治形势。在这种形势下,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毫无结果的两极分化(方济各,2020,第155-175节),为实现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制造了最大的障碍。民粹主义和自由主义之间的僵局无法被打破。受到重新发现“社会爱德和政治爱德”(方济各,2020,第176-185节)意义的启发,前进的道路必须从重新承诺改革联合国开始(方济各,2020,第173节),进而致力于与天主教社会教义的辅助性原则相一致的国际关系的重新平衡(方济各,2020,第175节)。然而,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观察到的,“全球社会存在严重的结构性缺陷,并且是无法通过零星的修补或仓促的方案来解决。许多事情必须通过基本改革和重大转型实现改变”(方济各,2020,第179节)。可持续性将是新形式国际政治的长期目标。
第六章“对话与人际友爱”(方济各,2020,第198-224节)、第七章“重新相遇交流之路”(方济各,2020,第225-270节)和第八章“宗教为世界的兄弟情谊服务”(方济各,2020,第271-286节)详细说明教宗方济各所述的“对话”含义以及为什么他认为对话是符合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的全球变革的关键。如果对话是真实的,它必须植根于对真理的不懈追求。它不是简单的“交换意见”(方济各,2020,第199节),不会不断恶化为没有任何变革性新事物出现的“相对主义”(方济各,2020,第206节)。真正的对话必须建立在自我批评的意愿、向他人学习的意愿基础之上,而不是肤浅的分歧(不管感觉分歧多么强烈)。这样的对话可以成为“冲突文化”的基础,是对“承认他人所带来的喜乐”敞开心扉的习惯养成(方济各,2020,第218-221节)。教宗方济各所承诺的结果是“良善”,它在圣经中被理解为“恩慈”,“圣保罗将其描述(Gal5:22)为圣灵的果实”(方济各,2020,第223节)。
如果回归真正对话的实践是为了产生“冲突文化”,那么这种文化的特征是什么?第七章“重新相遇交流之路”(方济各,2020,第 225-270节),提出了几个标志“促成和平”进展的基准:“和平是一个进程,需要长期投入。这种投入需要耐心、寻求真理和正义、尊重受害者的记忆,并逐步地向一个共同的希望开放,而希望胜过报复。”(方济各,2020,第226节)。尽管真正对话的特点在各个层面上都是相同的,但教宗方济各在本章中描述了其在国际关系中的影响,这些特点被重新描述为精神的果实,非常具有挑战性。他强调了从南非和韩国取得成功的“真理与和解”过程中汲取的重要教训(方济各,2020,第229节)。在这一背景下,他解释了拉丁美洲主教所倡导的“穷人的选择”(方济各,2020,第33-223节)以及“宽恕的价值和意义”。这是超越其他棘手的社会冲突的“最佳途径”(方济各,2020,第241-245节)。与“既往不咎”的传统态度相比,他对宽恕的定义得到了澄清。真正的对话不是关于遗忘,这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不可能的,而是要记住所有参与者在必须结束的冲突中的共犯关系(方济各,2020,第 245-249节)。
作为必须记住和宽恕的共犯关系的一个例子,教宗方济各澄清了教会关于战争形式的暴力和死刑传统上细微差别的教义(方济各,2020,第255-270节)。如果要实现真正有效的对话,就必须重新审视为某些有组织暴力行为提供道德理由的天主教社会教义传统,并将其搁置一边,认识到所有战争和处决归根结底都是不公正的,包括对人类尊严的严重侵犯以及增加环境灾难的风险。虽然他关于战争和死刑的言论是在关于国际关系中对话动态的一章中提出的,但这些言论本身是天主教社会教义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因此值得天主教道德家进行认真研究。
最后一章“宗教为世界的兄弟情谊服务”(方济各,2020,第271-286节)认为,《众位弟兄》承认世界宗教应在创造真正对话中产生的“冲突文化”方面发挥领导作用。宗教领袖所面临的挑战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们绝不能让维护其宗教传统独特性的可理解愿望妨碍合作,这些愿望表达了对解决世界问题的共同关注;其次,他们必须捍卫所有宗教参与国际对话的权利,认识到任何边缘化或压制宗教观点的企图都是对所有宗教及其为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服务的威胁。宗教间对话与合作显然是在全球创造和维持“冲突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只有当宗教践行其所宣扬的内容时(即:共同致力于促成和平、摒弃暴力以及在自己的传统和社区内有原则地抵制宗教激发的恐怖主义形式)(方济各,2020,第281-285节),它的重要性才能得以认可。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中回忆了他自己与大伊玛目艾哈迈德·塔耶布的对话以及他们支持这一议程的共同承诺:“以上帝的名义和迄今为止所陈述的一切,[我们]宣布采取交谈文化之途径,以相互合作为行动准则,以彼此了解为方法和标准(方济各,2020,第285节)。
因此,《众位弟兄》是对天主教社会教义的一次全面更新,继承了前辈发布类似通谕的传统,该传统始于教宗利奥十三世《新事通谕》(1891)。这部通谕的独特贡献在于它关注对话或关注人类的交流系统、系统性扭曲以及在寻求真正的道德共识中恢复这些系统的资源。通谕体现了教宗通过自身努力建立有效沟通的模式,并与所有正在经历数字化和全球化技术层面文化异化的人士接触。这种文化不仅失去了基本人类价值观的根基,似乎也无法解决威胁人类生存的全球性疫情问题。
在这个背景下,恢复我们的对话能力并不是一种安慰措施,也不是一套虔诚的陈词滥调,不应被视为审视天主教社会教义真正信息的初步准备。对真理的合作追求,我们通过《众位弟兄》所述对话过程发现真理的能力成为超越所有其他社会关注的挑战。正如圣经所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约翰福音8:32)。如果我们不能恢复我们认识真理的能力,并在社会和政治上采取相应行动,我们就会形成奴役自己的枷锁。因此,兄弟情谊和人际友爱必须以《众位兄弟》中给我们带来挑战的各种方式来指明复苏之路。
[1] 教宗方济各对仁爱的讨论与孔子之道惊人地相似,特别是在家庭内部道德发展的教育动态方面。他顺便提及的有关仁爱的内容,对很多人而言,可能证实了与中国对话的必要性,即:天主教社会教义与中国道德哲学的契合。参见安东尼奥·斯帕达罗的《在中国的教会:一个有待书写的未来》,该文章已在《澳门利氏学社期刊》第5卷(McCann,2019,第107-117页)中进行了评论。
丹宁思, 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研究总监, 澳门利氏学社期刊,联合主编
Translated by 翻译: Hu Ling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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