黎天姿
摘要
澳门利氏学社（Macau Ricci Institute）发布的《澳门宣言》是其推动新经济范式的一项重大进展，该范式将能够满足世界经济的急迫需要。
2019新型冠状病毒病的大流行还在继续，或在未来几年甚至十年内持续影响全人类。这不只是一场全球卫生灾难，它还改变了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尤其是在欠发达和边缘地区，人们正面临着饥饿和死亡的威胁，生活在水生火热之中。
世界是时候开始寻找有关生生活、联接和行动的新范式了。
基于天主教教宗训导的反思——新的统一方式
2017年，随着梵蒂冈建立了一个新机构（人类整体发展(促进部)），天主教会担起推动落实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愿景，让教会更靠近现代世界的责任。在以“人类全面发展：可持续发展和民主的挑战”为主题、庆祝教宗保禄六世（Pope Paul VI）发布《民族发展》（1967年）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通谕五十周年国际会议上，枢机主教彼得·图克森（Peter Turkson）提醒与会者，发展不能仅限于经济增长这一基础概念。“确实的发展应该是全面的；我们所注重的是人、人的各个方面、每一个群体，直到整个人类的发展（教宗保禄六世，1967年，第14段）。这个概念提出完整的人类发展是与“存在”或“成为”相关，而不是“拥有”。因此发展必须依靠人类生存、经济政治、文化生态、历史(和)精神(信仰)等全部层面来推进与衡量。”（图克森，2019年）
教宗方济各的通谕《赞美我》（2015年）应理解为他为实现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的愿景，使教会更接近现代世界趋势的长期努力。正是这种背景下，《澳门宣言》得到了全面赞赏。即使表面看来，《宣言》关注的是经济、商业、治理和企业家精神，它的结构分析也显然是构建于天主教社会训导的价值观，包括辅助性经济原则、共同福祉和共同利益的概念。《宣言》为促进人类全面发展提供了一个社会经济结构，有助于本土和全球人类社会在不同层面的观点建设性的互动。
《宣言》的主旨可以很好地解释为为努力建设新范式做出的贡献，这种模式是教宗关于人类整体发展的训导核心。由于19世纪以来发生的一切，发展的概念主要甚至完全被理解为经济发展，人类生活中的其他一切事物都处于从属地位。这也是教会在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上以更全面、综合的视角看待福音时的挑战之一。在《喜乐与希望》（1965年）中，教会的使命是向着创建“新地球和新天堂”的愿景靠近。(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5年)
教宗方济各进一步阐释了前辈的观点，特别是教宗本笃2009年发布的通谕—《在真理中实践爱德》，由此深化了这一愿景。完整性（整体性）和真实性是要解决的关键问题。因此，阅读《澳门宣言》时，牢记这些基本概念和价值观大有裨益。
从跨文化和跨信仰层面深入研究教廷关于人类整体发展的训导尤其有价值。毕竟，澳门继承了中国和欧洲（特别是葡萄牙）的各式文化，为实现《宣言》所倡导的内容提供了历史和精神资源。在教宗方济各的训导中，从《福音的喜乐》（方济各，2013年）、《愿你受赞颂》（方济各，2015年）到《众位弟兄》（方济各，2020年），人类整体发展的多层次性得到了明确的认识：将地球上不同的人融合起来提供可行的社会一体化模式，将真正构建社会一体化的全部因素融入发展，将个人和社区、身体和灵魂结合起来。
对经济学和共同利益的思考
从整体发展的角度看，市场受所谓的交换正义原则制约，该原则管控着交易双方给予与接受的关系。但是，教会的社会教义也持续强调分配正义和社会正义对市场经济的重要性，不只因为它存在于广泛的社会和政治背景中，还在于它在更广泛的关系网络中运作。
靠简单的商业逻辑，经济活动不能解决一切社会问题。它要以追求共同利益为目标，这其中政治共同体特别应该承担责任。教会的社会教义一直坚持，正义必须适用于经济活动的每一阶段，因为它总是与人类及人类需求相关。资源配置、融资、生产、消费以及经济周期中的所有其他阶段都不可避免地包含着道德含义。因此，每一个经济决策都会衍生出一个道德后果。
从教会社会教义来看，目前有关企业社会责任的伦理考量争论并不都是可接受的，但越来越多的人确信，企业管理不能只关心经营者的利益，也必须考虑其他为企业生存做出了贡献的利益相关者，如：工人、客户、各生产要素的供应商，以及相关的社区。
市场作为人类现实多元文化倾向的产物，需要历经认知的过程。全球化进程的真相及其基本的伦理标准是由人类大家庭的团结及其朝有利方向发展的结果界定的。因此，务必延续承诺，推动以个人为基础、社区为导向的全球一体化的文化进程，并迈向卓越。
当今人类的互动似乎比过去更多了：这种共有亲近感必须要转化为真正的交流。首先，民族的发展取决于一种认识，即人类是一个在真实交流中共同合作的大家庭，不仅仅是一群碰巧生活在一起的人群。基督教对人类统一的启示预设了“人”形而上学的解释，其中关联性是一个重要元素。其他文化和宗教倡导手足情谊与和平，也因此对人类整体发展极为重要。
中国文化视角下的思考
显然，地球上不同民族的融合是《在我们的时代》（梵蒂冈第二次大公会议，1965b）确立的一种跨文化和跨信仰的方法，教会承诺对不同文化和宗教“接收任何真实和神圣的事物”。儒家、道家、佛教等中国伦理体系中都存在着这样真实而神圣的元素，理应看作是《宣言》所倡导的构建新经济范式时应考虑的积极因素。自我塑造和自我修养是中国伦理、哲学和宗教体系的核心。
互联的价值观在天主教倡导的人类整体发展中至为关键，在中国文化中也受到高度尊重。和谐是中华文化遗产的共同基石：人类身、心、精神的和谐、社会关系的和谐，从家到国、从人到自然的和谐。在衡量生命的价值时，优先次序也十分明确了：身体和物质是根本。但在更高的价值梯度上，文化和精神价值仍居第一。儒家和道家的天地人和谐观可以在佛教的保持仁爱，不伤害天下万物中得以体现。经济活动中的社会伦理地位是最基本的，但也需从全面和整体的角度看待。
从跨文化和跨信仰的角度来看《宣言》，将其置于人类整体发展的背景下，这一宣言将对未来构建新经济范式发挥积极作用。
黎天姿博士，圣神修院神哲学院客席教授，剑桥 Margaret Beaufort Institute of Theology 及香港生命伦理资源中心硏究员及香港明爱灵修顾问
Translated by 翻译: Zhou Shoujin 周守晋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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