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德望·扎马尼
2020年11月19至21日，教宗方济各在“圣方济各经济的启示”线上活动上发表了讲话，明确强调要“订立一项盟约来改变当前经济，并向未来经济注入灵魂”，这一行动迫在眉睫（方济各，2019年5月1日）。在过去15个月中，120个国家的2000多位青年经济学家和企业家已经以集中且有组织的方式展开了工作，基于文化关怀、真正价值创造、博爱、超越仍旧流行的一次性思维以及冷漠的全球化这几个方面，讨论了经济的支柱问题。
我想强调教宗方济各温暖、父爱般的邀请中众多相关启示中的一部分，能够带领我们朝着不同的经济前行：一个是包容而不排斥、有人性而不去人性的经济，另一个是关心且不掠夺环境的经济。
第一，经济学中仍然流行着一种基于错误价值观的情绪，它认为价值只等同于市价。这种价值的简化思想对构建经济体系有重大影响。举例而言，关系性消费、护理商品、公有地、无偿行为等不计入GDP指标，但它们对我们的繁荣也很关键。榨取主义和技术统治论者阻止将公共价值（由多个行动者共同创造）和公共产品（由定价效率进行识别）进行区分。凯恩斯（ J.M. Keynes ）在《预言与劝说（Essays in Persuasion）》中写道：“我们应当再次重视结果而不是手段，要选择好的而不是有用的东西”（1931）。我们应该放弃工具主义倾向，它让我们聚焦手段而忽视结果，我们应该专注于让人们真正快乐的东西。
第二，企业不能只追求盈利，也需要有使命感；企业应考虑所有利益相关者的福祉。投资者要关注长期发展，明确考虑其投资对社会和环境的影响。公民社会组织要一致应对全球挑战。我们要了解我们的企业文明，因为主流思想无法为我们提供足够的适用企业世界的分析概念，在这个世界，生产性资产为抽象的法律实体所拥有，而非个体的人。当前，明智的企业领导者都明白专注于股东价值最大化是没有未来的。该趋势正朝着“全面社会影响”发展，作为认知主体的企业也正在考虑其活动对社会和环境以及经济层面的影响。
第三，金融重组是当务之急，这要求财务会计系统应包括影响投资的社会和环境指标，并且这将成为一种行为规范。追求利润本身的确不是什么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利润计算不完整，即有所疏漏。即使是在今天，这种疏漏也是难以承受的。金融自由化在当代食利者资本主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反过来又加剧了不平等现象。特别是，一定要考虑来自经济实体规模的风险外部性。嵌入规模经济的规模指标虽诱人但风险巨大（“大而不倒”），而这并未纳入考虑范围之中。如今真正的危险是，规模太大难以管理，损失太大无法承受。新冠病毒的爆发不仅暴露了虚假证券，也加剧了全球经济深度断层。我们只记录了从自然中收获的价值，但却没有对退化做相应记录。
第四，各国政府需要再次确认各自在制定经济博弈规则时发挥的基本作用，要考虑到共同利益，而不只是某些群体的利益。没有规则的全球化与一片丛林毫无分别。全球市场带来了问题，但只要我们改变游戏规则，就能提供解决方案。市场力量和政治力量允许拥有特权的个人和企业从其他人那里榨取大量租金，这种经济既不能被接受，也不可持续。竞争力弱、生产力增长乏力、不平等现象日益严重、民主制度退化，种种现象让公民们失望至极。民主国家必须相互合作，制定规则，特别是针对国际贸易体制的规则。我们面临的大问题是在全球经济治理的两个备选概念之间做出选择，丹尼·罗德里克（ D. Rodrik ）称之为“全球化促进全球治理”和“民主促进全球治理”（2019）。第二种选择背后隐藏的含义是：如果全球化的确增加了消极人权的空间（即免受胁迫），那更加确定无疑的是，全球化没有保障积极人权（即实现人类繁荣的自由）。
第五，想做对的事和知道做什么事是对的，二者是有差异的，同样，知道做什么事是对的也不同于真正做了正确的事。学者和学术机构的专责是不仅要认识世界的真实面貌，还要想象世界的可能面貌。当今主流经济学存在严重的疏漏之罪：由于很难按照标准的研究方法进行研究，许多重要主题和问题被忽视了。我们的大学和研究中心需要多元化，因为不同的领域需要不同的研究工具。（用帆船穿越沙漠是徒劳的！）因此，我们要重新审视高等教育机构，尤其是那些组织出版和培养年轻经济学家的机构。
第六，全面人类发展意味着转型，旨在通过提高人们的能力来改善人们的生活。全面人类发展方法（参见《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2015）不同于传统的家长式做法的发展方法，后者用自己的价值取代被帮助的人的价值。这种做法或许有利于收入和财富的净增长，但不能促进人类实质的发展。《圣方济各经济的启示》提出一种新经济学，它将健康、社会信任、和平和尊严等共同利益视为一般原则。仅仅提高人们生活水平让他们过得好是不够的，例如满足人们现有的基本需求或提高人们满足现有需要的能力。这种情况下，考虑发展过程本身而言，人们的价值观是被动和静态的。全面人类发展的方法旨在提升人们的自由感，使他们过上自己认同和看重的生活。它的目标是让人们真实地成为自己人生的主人公。
市场体系与许多文化相一致，是有组织的价值体系，这是公认的事实。进一步而言，市场体系与文化的一致性，不论是类型还是程度都会影响系统本身的整体表现：通常情况下，市场协调的最终结果会因文化不同而产生差异。因此，应该预料到极端个人主义文化与互惠文化会产生不同的结果，因为在互惠文化中，尽管个人也受到自身利益的激励，但还会因博爱而感到快乐。同样，在经济方面，一种合作的文化必然会与一种极端竞争的文化产生出不同结果。
但是文化并不是理所当然的。文化能对投入资源塑造文化模式作出反应。实际上，经济体系的业绩表现有赖于某些观念和生活方式是否占据主导地位。与人们可能相信的观点相反的是，经济现象中有一个主要的人际维度。个人行为是嵌入在一个预先存在的社会关系网络中的，但又不算是单纯的约束；而是促进个人目标和动机的驱动因素之一。人们的抱负受传统智慧影响很深，而传统智慧是关于活着的价值是什么。
结束语：我们很清楚这个时代存在的挑战，并且知道没有简单的答案。但是我们也知道可能性不仅取决于机会和资源，还取决于希望。教宗方济各在《福音的喜乐（Evangelii gaudium）》（2013）中警告说，面对当今的重大挑战，有两种方式是错误的。一种是沉迷于乌托邦的诱惑，即超越现实；另一种是听天由命，即屈服于现实。我们必须避免这些陷阱。当今，希望的真正意义在于：既不要把我们自己看作是超出自我控制过程的结果，也不要看作不需要拥抱博爱精神的、自给自足的现实。
我想借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脊髓灰质炎疫苗的发明者）的话以做本文总结：
“我现在看到人类进化的主要转变是：从挣扎求生的动物变为选择进化的动物……为了进化，我们要有一种新的行为、新的伦理和新的道德。它是为每个人的进化服务的，超越了适者生存的概念”。(索尔克，1973)
这是给那些所有努力建设一个更美好的世界、建设一个服务于全球共同利益的人的有力鼓励。那些对未来不抱希望的人将只拥有现在。那些只拥有现在的人没有什么理由对未来产生兴趣。但幸运的是，那些对未来持续抱有希望的人一直都在，正如那些参加阿西西集会的人所证明的。
Stefano Zamagni, Professor of Economics, University of Bologna, Italy
Translated by 翻译: Hu Ling
参考资料
- Francis (2013). Evangelii gaudium (Apostolic exhortation On the Proclamation of the Gospel in Today’s World). Retrieved on July 11, 2021, from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apost_exhortations/documents/papa-francesco_esortazione-ap_20131124_evangelii-gaudium.html
- Francis (2015). Laudato si’ (On Care for our Common Home). Retrieved on July 12, 2021, from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encyclicals/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50524_enciclica-laudato-si.html
- Francis (May 1, 2019). “Letter sent by the Holy Father for the Event ‘Economy of Francesco’ [Assisi, 26 - 28 March 2020]”. Retrieved on July 12, 2021, from https://www.vatican.va/content/francesco/en/letters/2019/documents/papa-francesco_20190501_giovani-imprenditori.html
- Keynes, J.M. (1931). “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 Essays in Persuasion. London: Macmillan
- Rodrik, D. (August, 2019). “Putting Global Governance in its Place” CID Faculty Working Paper No. 359. Retrieved on July 11, 2021, from https://growthlab.cid.harvard.edu/files/growthlab/files/2019-08-cid-wp-359-global-governance.pdf
- Salk, J. (1973). Survival of the Wisest. New York: Harper and Ro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