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里克·C·迈耶及英格尔贝特·德鲁及特蕾西亚·德鲁
《澳门宣言》的优势与劣势
《澳门宣言》提出的几个重要议题或对人类福祉有巨大贡献。其中一些也为人熟知，是经济常识的一部分。“共同福祉”（《宣言》第2节的标题）是福利经济学的首要目标，是现代经济学的规范核心，对此不应存在异议。《宣言》建议采取行动，如发展科技以改善人们的福祉或提升教育以增强他们的能力，让他们发挥所长，这些都是来自众所周知的传统经济学理论和经验的结论。此外，《宣言》强调的辅助性经济原则是建立在财政联邦制基础上。因此，就这些话题而言，《宣言》是不存在“新经济范式”的。
但《宣言》不止于此。它提出对（新的）共同利益型创业精神的需求以及公司应作为促进社会进步的机构。投资决策也应以环境、社会和治理（ESG）标准为考量。这是《宣言》对公司过于期望之处，表现出理想化的倾向，与现实存在很大差距。《宣言》所所提出的措施存在的部分缺陷减弱了其行动方案的可行性。
首先，它的部分措施显然是归于政府决策范畴。政府的任务是设定议题，如环境保护，然后去实行这些规则。ESG标准可以作为对此类政府行为的补充，但它们无法替代这些规则。
第二，公司和企业家向个人提供商品和服务来为他们创造价值。企业家要在决策中对共同利益进行额外考量，这就意味着他们要减少为个人创造的价值，或者假设这些个体未意识到他们真正的需求。如果个人偏好的产品符合某些环境和社会保护标准，就有企业家为他们提供这些产品。这可以在对此类产品的需求增加的较富裕经济体中观察到，但这也说明了个人偏好中的权衡问题，这是在《宣言》中未发现且未解决的。同样地，宣扬了自然的绝对价值后，《宣言》回避了与供需权衡相关的经济逻辑，并摒除了一切涉及个人意愿和偏好的考虑。
最后，《宣言》未考虑到所谓“新经济范式”的稳定性和可持续性。如果期望公司“给予”（辅助性经济原则的第1节第3项），但这种“给予”高于公司的利益，如果公司的确给予了帮助，时代一变，这种帮助可能很容易收回，公司也不再有帮助意向。依赖于这种“给予”的个体也不存在于可靠的、可持续的关系中了。因此，这种“给予”对于人的发展而言并不是坚固的、稳定的基础。同样，公益企业家也可能面临其他竞争者的竞争，竞争者们关注的是个人偏好，而非公益。因此，市场压力可能会将公益企业家驱逐出市场，并且如果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行动目标不同，公益的理念也无法延续。
以合作社为例
《宣言》建议将合作社（特别是信用合作社）作为发展社区的工具，遵循辅助性经济的建立良好经济基础的原则。合作社或教会我们如何实现发展，以及如何不依赖于对人类行为不可持续的假设，找到组织创新的真正出路。
与《宣言》的规范性观点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合作社是基于个人需求和偏好成立的，他们深度扎根实体经济。有趣的是，德国信用合作社创始人之一弗雷德里希·威廉·赖夫艾森（Friedrich Wilhelm Raiffeisen）开始把合作社当作慈善概念，他向欠发达的韦斯特林山地区的贫困农民放贷。但他很快意识到这种方式是不可持续的。自助发展就此成为他信用合作社的指导原则。为了生产，农民需要通过信用合作社获得必要的贷款——这是他们无法从不完善的市场获得的。所以，他们关注这些可持续性的机构，因为合作社可以促成他们开展生产，当然他们也明白信用合作社要成功和盈利。没有这些信用合作社，他们可能错失进入（当地）资本市场的良机，阻碍或延迟他们的经济活动。因此，合作社的建立及其稳定并不是来自成员们的道德优越感，而是源于合作社工作中的稳定收益。
合作社成员的目标可能与《宣言》文中提到的共同利益目标或其他目标一致，但合作社不应背负额外的社会要求和外部利益相关者的利益。这些要求可能降低合作社的利润率，从而损害合作社成员的发展。
合作社的发展历史也带给我们其他方面的经验教训。虽然成员间密切的经济关系有助于维护合作社的稳定和成功，但事实上，适当的内部和外部治理方案对于持续经营合作社也是必要的。合作社是由人建立和管理的，而且还通常是做生意的外行。所以，他们彼此间或者与合作社之间可能存在欺诈，他们可能缺乏正确地组织合作社事务的能力。因此，合作社需要一个稳定的内、外部监督框架，需要有能力的教育机构帮助管理者们应对业务挑战。
发展的关键取决于个人的偏好和活动，而不是从自上而下地给经济活动增加额外负担。为个人提供进入市场的渠道，避免大公司主宰市场，就能使他们提高自己的福祉。政府的工作是为管理这些合作社和公司提供框架，合作社和公司不应承担政府的任务。
埃里克·C·迈耶博士, 德国明思特大学商业经济学院
英格尔贝特·德鲁教授、博士, 奥地利因斯布鲁克大学财政学系
特蕾西亚·德鲁教授、博士, 德国明思特大学商业经济学院
Translated by 翻译: Zhou Shoujin 周守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