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罗尼卡·辛莎·萨拉瓦蒂,冯秀珍及伯纳德·李

摘要

　　世界正见证着另一次全球地缘政治变局，这是自成功实施马歇尔计划或欧洲复兴计划以重建战后欧洲（1948—1951年）以来的最重大变化。现在这第三个千年见证了“一带一路”，它是实现“中国梦”的必要环节。对“一带一路”愿景和目标的解释出现在本文第一节，这一节同作为两个案例研究的中国与东盟、非洲及中国与埃塞俄比亚、巴基斯坦的合作有关。由此我们能评估中国如何计划以综合援助项目来改善全球南方国家的生活质量。作为第一节中所概括的评价的基础，我们建议一种新型整体生态的模型，该模型源于教宗方济各的通谕《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 和 《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这些通谕对“一带一路”对外援助政策的基本前提提供了建设性的评论。

1、“一带一路”愿景与目标

　　2013年，中国发起了“一带一路”倡议，这是一项有关“中国梦”的经济框架，它提出了多项改善中国与欧洲、非洲、拉丁美洲以及东盟之间关系的倡议。“一带一路”包括陆上和海上两条路线，让人联想到古代的丝绸之路（Lau，2020年，Hinck，Manly，Kluver和Norris，2018年）。“一带一路” 促进国际经济一体化和文化包容度，具有多边原则的特征：开放、互信和包容，通过发展基础设施、交通和经济走廊，涵盖了实体、数字、金融、社会等各个方面，以实现企业首创精神、共同发展和观念分享（Lau, 2020年）。截至2020年1月底，中国已经同138个国家、30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份共建“一带一路”的双边协议
（温岭市人民政府，2020年）。

　　“一带一路”依靠中国与其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协议引导公平与和平的发展。这些相互关联的项目是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展望，它是“中国梦”的一个重要目标，明确了中国对全世界的贡献。中国贡献着眼于在宣称“天下为公世界大同”（Romar，2002年）的儒家智慧基础上解决世界危机。这一理想认识到，人类生活在共同的世界，这个世界因此而用共享的未来使我们凝聚在一起（An，Sharp和Shaw，2021年；Jung，Wang和Cho, 2020年），鼓励“合作共赢”，珍视合作团结，而不是控制和霸权（新华网，2018年）。

1.1中国东盟合作

　　中国和东盟之间的“一带一路”伙伴关系，其特征是在政治、经济、文化、科技、卫生等领域的多边合作，鼓励青年交流和国际旅游。自2002年中国与东盟开放自由贸易区以来，双边贸易额从2002年的548亿美元增加到2019年的6415亿美元。东盟已成为中国第二大贸易伙伴，2018年双边投资达158亿美元。贸易总额累计达2057亿美元（中华人民共和国商务部，2019年）。2019年前8个月，双边贸易额达2300亿美元，建成了25个经济贸易合作区，创造了10万个就业岗位。^[1]

　　中国和东盟通过促进产业园区、港口和铁路的发展，在经济和宗教方面取得了可圈可点的收获（新华网，2019年）。双边互访从2003年的387万次增加到2018年的近5700万次。就2019年10月而言，中国与东盟国家每周有近4000次往返航班，双边海外交换生达20万人，因而促成国家间跨文化宗教的和谐发展（新华网，2016年）。此外，中国还携手全球南方国家开创了“健康丝绸之路”，旨在为发展中国家和欠发达国家建起有以科学为基础的永久性知识共享中心支持的疫苗工厂，以覆盖区域与多边疫苗生产的需求。“健康丝绸之路”致力于解决全球南北地区疫苗不平等的问题。事实上，“一带一路”倡议通过“合作共赢”实现了共同繁荣，（新华网，2018年），进一步刺激了东盟的经济增长（江风，郭亮，2021年）。这在中巴合作的案例研究中将得到阐明。

1.1.1.中巴合作案例

　　随着巴基斯坦政府推出了投资者优惠政策，以鼓励外商直接投资（Menhas， Mahmood，Tanchangya，Safdar和Hussain，2019年），中国作为巴基斯坦最大贸易伙伴，截止2017年已向巴方投资了约250亿美元（Chung，2018年）。这些优惠政策包括三方面：一是保护经济特区电力和天然气的能源供给。二是进口生产设备的免税优惠，三是为有意在经济特区投资的投资者提供一站式服务，包括向投资者提供优惠政策的详细咨询（Boni，2019年）。

　　按照 Menhas 等人实施的基于巴基斯坦的学术研究（2019年）,一项有500名调查问卷参与者的调查报告被收集起来，显示丝绸之路经济带六个走廊之一的中巴经济走廊（Menhas等，2019年）改善了民众生活质量，稳定了电力供应，提升了卫生与教育，从而提高了巴基斯坦的可持续性和社会经济地位。稳定的基础设施和社会可以缓解巴基斯坦的贫困问题，外商直接投资更是不在话下（同上）。中巴经济走廊旗舰项目将进一步加深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联互通。此外，中巴经济走廊还包括从中国喀什到巴基斯坦瓜达尔港之间的2000公里运输网（Abid和Ashfaq，2015年）。中国、巴基斯坦、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的跨境能源管道，将西亚向这些国家输送进口原油的时间缩短了85%（Guo，Huang，Wu，2019年）。

1.2.中非合作

　　20世纪50年代起，中国就为非洲的发展做出了贡献（Gurtov，2013年），自从2019年以来，中国超越美国成为了非洲最大的世界贸易伙伴（Ighobor，2013年），“一带一路”提升了非洲可持续基础设施的质量，在电信、能源和高速公路等领域提高了非洲人民的民生水平（Oyeranti，Babatunde和 Ogunkola，2010年），从而改善了非洲社会的生活质量、生态环境和可持续性（Lau，2020年）。

　　非洲的农业科学研究机构“10+10合作机制”为在一百个非洲村庄中实施“农业富民工程”的“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提供了实质性援助为让自然环境长期受益（Zhao，2013年），向非洲派遣了30支农业专家团队（Chen，Badiane，Zhang，Collins和Zhou，2018年）。另外，通过“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国梦”还促进了对非洲100个野生生物保护与清洁能源项目、生态农业项目、智慧城市发展项目等的实际利用。中国通过“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建立了200个“幸福生活工程”，目的在于降低非洲贫困水平，和以妇女儿童为主要受益者的减贫项目（Chunying，2019年）。《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允许中非双方在中非共同的20家医院内探索生产经济实惠的抗疟青蒿素的方案、方法和药物（Tambo，Ugwu，Guan 和 Wei，2016年）。这将由关于埃塞俄比亚的案例研究加以阐明。^[2]

1.2.1中埃合作案例

　　根据Chen（2016年），亦即由“中非研究倡议”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研究学院进行的研究，中国水电工程顾问集团有限公司对阿达玛风电场的杰出贡献不止是技术转移、创造就业以及对环境和社会的影响，还超越了Vergnet，一家与之规模相当的法国能源公司。此外，Chen（2016年，6）还称，这样的贡献“有理由加以更深入的研究，因为它们有减缓气候变化的巨大潜力，因为它们为作为全球可再生能源领导者的中国赢得了声誉，也因为它们在中非贸易发展大背景下的地位。”因此，Chen认为（2015年，20），西方国家应该认识到中国企业在“中埃合作”或“中非合作”中的进步和长处，并在未来尝试与中国企业在非洲实现“双赢”合作。

2. 整体生态：对“一带一路”的批判性评价

　　“一带一路”明确由“中国梦”所驱动，旨在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共同繁荣。这个崇高梦想深深隐藏于全球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愿你受赞颂》2016年：51、56条）的“技术治国模式”之中（《愿你受赞颂》2016年：106、108条），促进了中国近40年来流星般的崛起。科技创新作为中国“十四五”规划的综合“技术治国模式”在教宗方济各的通谕《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中受到争议（新华网，2020年）。这种模式受到的激励令人惋惜地来自“一种无明显特色的单面模式……其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拥有、控制、改造的技术”（《愿你受赞颂》2016年：106条），其目标“归根结底不是为了人类利益或人类福祉”，而是最终在于“其权力动机——全面统治”（《愿你受赞颂》2016年：108条）。

　　现代社会主义中国，按照教宗方济各《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 （2020年，第122条）所概括的问题，需要批判性地审视这种“让少数人先富起来”的模式，以确保“人权——个人和社会的、经济和政治的人权，包括各民族的权利”，以及被充分承认的中国少数民族的权利。《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2020年，第168条）所解释的理由是，这个模型“通过诉诸经济溢出或下渗的神奇理论作为解决社会问题的唯一方法”来复制自己，却“不能正确评价以下事实：所谓的溢出无法解决不平等问题，而不平等会引发新的暴力形式，威胁社会的结构。”还有，“除了恢复不受金融支配的健全政治生活外”我们必须恢复“人性尊严的中心地位，并以此为支柱，建立”一个社会主义中国“可选择的社会结构。”（同上）

　　正如这两个案例研究所表明的，“社会主义资本主义”必须继续减少中国内部和全球南方各个国家的贫困，确保“将众人的生命看作首要的，不应由少数人占用资源。这亦指要对抗造成贫困、不平等、失业、无地无房、否定社会权利和劳工权利等问题的结构。这意味着正视金钱帝国的破坏性影响”（《众位弟兄》 2020年，第116条）。此外，“一带一路”必须确保“某些人享有的自由企业权利或市场自由的权利不能凌驾于人民的权利和穷人的尊严之上，或者，就此而言，不能凌驾于对环境的尊重之上，因为如果我们把某物看成自己的，那么这只是为大众的福祉去管理它而已”（《众位弟兄》 2020年，第112条）。

　　尽管中国践行了与全球南方国家睦邻友好的精神，但中国国家政策需要克服中国和“一带一路”相关国家内日益增长的粗鲁的个人主义。类似于儒家君子哲学中的仁爱，社会友谊需要中国的“富人”去拥抱“路边被遗弃的伤者”，他们不是将其视为“一种困惑，一种对一切重要事情的阻碍”，或者视为“毫不重要的‘无名小卒’，与他们的未来计划无关”的人。（《众位弟兄》 2020年，第100条）。此外，“一带一路”倡议应该与（《众位弟兄》2020年，第112条）达成共鸣，确保“某些人享有的自由企业权利或市场自由的权利不能凌驾于人民的权利和穷人的尊严之上，或者，就此而言，不能凌驾于对自然环境的尊重之上，因为如果我们把某物看成自己的，这只是为大众的福祉去管理它而已。”

　　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对其温室气体排放量居世界之首负有责任（纽伯格，2021年；《路透社》2021年），对于巴塞洛缪主教（Patriarch Bartholomew）所言的生态罪恶，即通过造成气候变化而削弱地球的健全，难辞其咎，因为“对大自然犯罪就是对我们自己有罪，对天主有罪”（《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8条）。如果中国能与美国一同做到2021年11月12日第26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宣布的零排放，那么一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当然也必须成为反霸权的一股力量，以对抗全球资本主义的统治，打破“暴虐行为”和“过度的人类中心主义”（《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68和116条）、相对主义（《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106、122、123、184条）、消费主义（《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218和222条）、“丢弃文化”（《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16、20—22、43条）、肆意破坏地球（《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2、20、21、33、34、35、39、40、51条）、全球变暖/气候变迁/气候危机（《愿你受赞颂》2016年，第23、24、25条）、土壤沙漠化以及物种灭绝（《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86条）的约束。

　　要促进自然与人类世界的和谐，中国必须将生态皈依的灵性融入进“中国梦”。这种生态灵性需要“经历一种皈依，或者内心的改变”（《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218条），需要“一种社群皈依”（《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220条），以建立儒家天地人和的包容性和谐理想。这种和平秩序必须要让中国和全球南方的公民“成长于超然、团结、负责任、怜悯关怀穷人和创造的氛围中”（《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210条），并影响所有“个人和团体的活动”（《愿你受赞颂》2016年，第216条），从而让所有人在“存在于自然和社会之间的关系中”成长。以儒家智慧为基础，并得到《愿你受赞颂》的证实，“自然是不能被视为与我们无关的东西的”，因为“我们是自然的一部分，被包含其中，因而处于与其不断的相互影响之中”（《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139条）。

　　此外，伴随着受儒释道智慧传统影响的“一带一路”倡议，中国准备推动一项“更重视”联合国“伦理原则”（《愿你受赞颂》2016年，第189、210条）的整体可持续发展，都与《愿你受赞颂（Laudato Si’）》的相关原则有关，诸如“更平衡的生产水平、更好的财富分配，关注环境……未来世代的权利”（《愿你受赞颂》2016年，第109条），在对抗世界饥荒和贫穷的战役中（《愿你受赞颂》2016年，第109条），“促进有利于多元生产和创意商业的经济体系”（《众位弟兄》2020年，第168条），保护“国际公共领域”（《愿你受赞颂》2016年，第156、174条），如干净的空气、气候（《愿你受赞颂》2016年，第23-26条）和水资源（《愿你受赞颂》 2016年，第27-31、164、185条）。

结论

　　受“中国梦”启发的一种多元文化主义的全球地缘政治将使中国这样的新兴发达国家能为人类的共同未来作出贡献。这一愿景在跨文化的宗教上，对许多全球南北国家中很多被排斥的穷人更具包容性，这些穷人脆弱但坚韧不拔。与此同时，共享未来必须包括对我们的全球共同家园——地球母亲无商量余地之要求的承认，更积极响应她就全球南方加剧加剧气候危机，主要影响了穷人的各种减缓性、适应性努力而作出的呼吁。可持续发展要为全人类及其他生物而改善空气、气候以及水资源等全球共有物，实行循环经济，选择可持续的生活方式，系统性地重新造林以及灌溉干旱土地，有规划地对江河、海洋“去塑化”，对不可再生的自然资源坚决“去金融化”，并实行地球大气层的“脱碳”，保障全球社会和地球更加繁荣。

[1] China, ASEAN embrace shared future along Belt and Road, 中国携手东盟在“一带一路”上共创未来。 https://eng.yidaiyilu.gov.cn/qwyw/rdxw/104316.htm

[2] 包括“中非农业现代化合作计划”、“中非基础设施合作计划”、“中非绿色发展合作计划”、“中非减贫惠民合作计划”、“中非工业化合作计划”、“中非金融合作计划”、“中非贸易和投资便利化合作计划”、“中非公共卫生合作计划”、 “中非人文合作计划”、“中非和平与安全合作计划”。

维罗尼卡·辛莎·萨拉瓦蒂博士, 樊袂, 印尼战略和国际研究中心（CSIS）中国研究中心主任、高级研究员

冯秀珍博士, Loyola School of Theology, Ateneo de Manila University, Manila, Philippines

伯纳德·李博士， 工商管理博士,Oxford University, U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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