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罗·田立克与直面新冠病毒大流行的勇气

创建时间: 31 5月 2022

安当·亚姆尼克

 

摘要

  保罗·田立克 (Paul Tillich)对“生之勇气”的存在主义分析与评价,是其尝试建立当代伦理学基础的方法之一。当人类或其“存在”面临虚无的威胁,就像空间与时间、有限与自由等范畴所隐含的,尤其是在体验罪恶感、荒诞、恐惧、怀疑以及其他存在的局限性时,会出现一个契机,让我们质问生命的意义并找到力量的源泉,接受并克服一切挑战。当人们意识并接受自我的存在,就会产生存在的勇气,接受自己的有限性、克服其局限,向无限敞开心扉。这种自我存在的无限性并非抽象之物,它以爱的形式展现,它让人们勇敢地拥抱爱、力量与正义。正如教宗方济各所述:“既然我们属于同一人类大家庭,是同样拥有人类之躯的同行旅伴,也是同一大地的儿女,一起居住在这共同家园,那么让我们带着各自丰富的信仰和信念,发出自己的声音,彼此成为弟兄姊妹,一起追梦吧!”(教宗方济各,2020,第八条)

关键词:上帝,伦理,本体论,勇气,恐惧,焦虑,正义,爱,流行病,新冠肺炎,

 

导言

  为什么上帝放任苦难横行,还特别针对最弱小、最无辜的人和儿童......为什么偏偏是冠状病毒?诚实地说,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尽管存在部分合理的答案,但也无法解答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带我们走进了无形的神秘之中,也就是上帝。本质上,人类就是这样,不会因为其知道并了解的事物而感受到心灵和精神快乐,无论那些事物是多么的美丽和精致(理查德,2009年,123—125页)。

  “当一个人想象着一座大教堂的样子去凝视一堆岩石,那看到的就不再是一堆岩石了!”(安托万·德·圣·埃克苏佩里)那么,我们要如何看新冠肺炎大流行这个“石碓”,这座废墟中的大教堂呢?我们是在思考大教堂的外形,还是在制造混乱?我们能否接受来自无限设计师、地球大教堂以及无限星系创造者的灵感?保罗·田立克将帮助我们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他的哲学和神学作品探讨了人类的脆弱性和不堪一击,通过洞察人类存在的一切真相,他提出了关于爱、正义、力量的伦理的原始基础,或者说面对威胁与存在的终结(斯特格纳,2009年,91—105页),要如何保持生之勇气(田立克,2009年)。田立克探讨的更贴近于现状,因为他主要强调的生之勇气为伦理韧性奠定了存在主义的基础(拜耳,2009年,18—20页)。

  伦理韧性是一种能让人们适应的伦理。博扬·扎莱克 (Bojan Žalec)解释了我提到的“韧性”的特征和要素,他对这一概念的总结如下:

  所谓的“韧性”不是像坦克或橡树那般坚固,而是如树或草类植物一样盈韧,它们虽在强风中弯曲,但随后又会恢复原状。韧性的主要特征即是持久、弹性以及适度的转化力”(扎莱克,2021年,140页)。

  然而,韧性并不能单独作为最高伦理规范:

  “但是,我们在考虑改变和维持韧性时,就已经触及到了其标准层面。为了评估维持和改变的合理性或不合理性,进而对韧性进行评估,我们要以某些价值观作为参考。在社会层面,主要参考人的尊严、自由、人性、环境责任或创造力等文明价值观。同时,韧性与正义也有着紧密联系。通常只有符合上述价值观和原则的韧性才合理”(扎莱克,2021年,141页)。

 

爱、力量与正义来自信仰

  要明白本段标题的含义以及它们与本体论相关的内容,我们就要恰当掌握田立克对“上帝即存在本身(Ger. Gott als Sein selbst)”的理解。这是田立克的核心神学概念。上帝作为存在本身,他与现实存在的关系既是超越的,又是无所不在的。神不是存在于其他实体中的实体。田立克也认为这样的上帝不存在。但是另一方面,上帝也不是与我们所想的完全相反,脱离于一切而存在,上帝作为存在本身,赋予了万物生命并保护他们。因而,一切生命都源于上帝的温润之手。上帝的创造也并非一次完成,而是持续创造着。(文茨,2002年,115页)当谈到人类时,上帝,即存在本身就是我们探讨的重点,上帝也是人类生之勇气的来源(田立克,2009年,193页)。

  对爱、力量和正义概念的本体论探讨,是为了走向其原始含义的深处,重新衡量它们,将它们归于本来所属的位置(田立克,1960年,1—18页)。如此一来,切实做到人们在现实中有信仰,信仰也接纳人们,与此同时,信仰在特定社会情境中也获得了显著的特定群体维度。田立克的论点有着无尽的关联,他着重强调爱、力量和正义的内在联系和互补性,这也是为什么不能只强调某方面,这会导致关系不平衡(泰勒,2009年,189—208页)。爱是每个生命的重要力量,它是化分离为统一的动力。重新统一意味着本质相同的东西产生了分离(丹茨,2009年,187—189页)。

  爱的力量不是有限现实中的添加物,它是一切生命的构成元素,它是将曾经彼此共存的物质在此刻进行自我的、独立的重新统一。它始于个体,在每个个体中实现统一;个体内在越统一,一个人对待另一个人就会越开放,其内在焦虑和虚无的恐惧所占据的空间就会越小(田立克,2009年,32页),这种焦虑和恐惧的外在表现就是疏远(同上85;理查德,2009年,126—127页)。这种个人经历与人际交往密切相关;它们彼此促进。爱让个体结合,爱是统一的基础,是通向原始统一的道路,这种统一因人类疏远了本性而遭受破坏(田立克,1960年。18—35页;拜耳,2009年,27—28页)。爱是力量的基础,而不是力量反义词。爱和力量是统一的开始,它包含分离和新生的统一以及对虚无威胁的持续克服。存在的内在力量、个人的终极自由、应对持续风险和虚无威胁,一方面反映了人类存在的悲剧,另一面也反映了它的伟大(泰勒,2009年,192—199页)。

  但另一个问题来了:“存在的力量会在什么时候与爱发生冲突?”当力量否认爱的意图、否认分离事物的重新统一、否定群体间不断更新时,冲突就会发生。爱反对最终分离——独立是基于自足——要拒绝一切反对自身重新统一的事物,并重新实现人类关系的统一(理查德,2009年,131—133页)。因此,任何形式的分离,包括单纯的分离,都是对爱的反对,因为爱想要建立在它自己的力量之上。如果没有爱呼吁重新统一,呼吁以存在本身为基础的个人力量的根本统一,那么分离会变得荒诞,它会在拒绝抵制真正威胁之时,先屈服于虚无的威胁(史怀哲,2009年,144—150页)。在相互关系中存在的力量为人类关系的新发展提供了一种可能,在这种关系中,爱可以实现重新统一和新的团结(田立克,1960年,35—54页)。

 

正义体现力量与爱

  田立克认为,爱、力量与正义紧密相连。正义规定了两个生命该如何相处,但无法预先安排这种关系。每个时刻都有着不同的可能,每段关系都存着风险以及人类的脆弱。两种力量的虚假和不公正关系能摧毁生活(泰勒,2009年,189—208页)。每个正义的举动都需要承担风险和勇气(Thatamanil,2009年,299—301页)。爱是正义的基础。如果爱是一种让分离能重新统一的趋势,那这个趋势或变化就是正义。爱的本体论是田立克对正义问题的根本回答。由于正义是让分离事物重新统一的一种形式,正义也就既包括分离(独特性,个体性),没有分离就没有爱,也包括重新统一,爱在这种统一中得以实现。正义体现存在的力量,体现爱。如果爱不包含正义,它可能会迷失在混乱的自我顺从中,摧毁付出爱和接受爱的人(田立克,1960年,54—72页)

  爱无法实现正义要求之外的事,但正义的最终原则始终是爱。爱再次团结人们,正义保护需要被团结的人。正义的最终含义是创造性,富于创造性的正义又是爱的一种形式。爱、力量和正义的本体论定义是田立克理解伦理的基础(理查德,2009年,123—127页)。“伟大和美丽为何物,这是从一开始就有的疑问”。

 

结语:新冠肺炎大流行与存在的勇气

  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了挑战,在这种特殊情景下人类需要以一种新的方式思考我们存在的意义,思考我们该如何战胜这些恐惧和威胁。我认为,我们必须认真对待当下,不逃避与现实的必然对抗,逃避只会产生更大的恐惧和焦虑(Thatamanil, 2009年,288—303页)。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2020年)给出了一个杰出的示范,告诉我们在新冠大流行期间如何将爱、力量和正义结合。这三点的每一条都与田立克的观点相吻合:

•面对新冠肺炎大流行:“虽然各国以各种各样的方案来应付危机,但显然大家无法携手合作。先进科技看似将人类紧密联系在一起,但人与人的关系依然像一盘散沙,因而难以解决影响我们众人的问题。”(教宗方济各,2020年,第七条)——回顾田立克对“分离”的理解。

•新自由主义经济模式的批评者提出:“面对这场失控的疫情,我们受到沉重和意外的打击,迫使我们重新关心人类本身,关心每一个人,而非只顾少数人的利益。”(教宗方济各,2020年,第33条)和田立克一样,教宗方济各也了解“重新统一”的必要性。

•兄弟会的共同愿望:“既然我们属于同一人类大家庭,是同样拥有人类之躯的同行旅伴,也是同一大地的儿女,一起居住在这共同家园,那么让我们每一个人都带着自己丰富的信仰和信念,发出自己的声音,彼此成为弟兄姊妹,一起追梦吧!”(教宗方济各,2020年,第8条)。正如田立克所理解的,这样的梦想只能通过爱的恩典和正义去实现。

  认识了一个人的有限性和边界,就形成了韧性伦理(田立克,2009年,85页)。同时更重要的是,任何人身上都存在无限性,也有让人勇敢地面对一切恐惧的绝对存在。正如田立克所强调的,信仰意味着自由地回应、接受被容纳(同上,167页)包括来自神的爱和来自人类同胞的爱(丹茨,2009年,185—188页)。这不再是一个抽象的理论化观点,如果发自肺腑地接受它,它应该在每个人的个人生活故事和他/她的社会环境中得以体现(斯特格纳,2009年,100—104页)。伦理行为是一种生活方式,一种韧性的表达,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在爱和正义中,也就是在一种全新的社会关系中,在对抗人类存在的诸多困难中,实现了存在的勇气。

 

致谢

  “宗教伦理基础与教育、暴力的社会、宗教研究”项目(P6-0269)由斯洛文尼亚研究总署资助。本文是在上述项目的支持下发表的。感谢总署的支持以及博扬·扎莱克教授的宝贵意见和建议。

   


安当·亚姆尼克, 副教授,卢布尔雅那大学——卢布尔雅那神学院,天主教卢布尔雅那总教区


参考资料

  • Bayer, O. (2009). Tillich as systematic theologian. In Russell Re Mann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 (pp. 18-37).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Danz, C. (2009). Tillich’s philosophy. In Russell Re Mann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 (pp. 173-189).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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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Stegner, M. A. (2009). Faith and religion. In Russell Re Mann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 (pp. 91-105).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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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Thatamanil, J. (2009). Tillich and the postmodern. In Russell Re Manning (ed.), The Cambridge Companion to Paul Tillich (pp. 288-303).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 Tillich, P. (2009). The Courage to Be. New Haven & London: Yale University Press.
  • Tillich, P. (1960). Love, Power, and Justice – Ontological analyses and ethical applications. Lond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 Wenz, G. (2002). Paul Tillich. Fraglichkeit und Sinnerfüllung. In Peter Neuner and Gunther Wenz (Eds.), Theologen des 20. Jahrhunderts (pp. 109-123). Darmstadt: Wissenschaftliche Buchgesellschaft.
  • Žalec, B. (2021). Resonance as an integral part of human resilience. XLinguae 14(3), 139-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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