温德，里尔
摘要
80年代，皮埃尔·阿多（Pierre Hadot）和米歇尔·福柯（Michel Foucault）将古希腊哲学描述成一种“生活方式”。他们通过这种描述来强调古希腊哲学思维中人实现转变的过程。的确，在雅典，要选择一个哲学学派，首先要加入一个团体，接受一些智力和体力训练。两位历史学家指出，希腊各个学派中都有对圣人或圣贤的描述，而苏格拉底（Socrates）就兼备了这些人物的特征。这位圣贤人物致力于从伦理上支持学生塑造自我。
近年来，越来越多西方学者，如安靖如（Stephen Angle），戴卡琳（Carine Defoort）开始研究中国传统，中国哲学家也在研究本国的传统，陈立胜（Cheng Lisheng）和白彤东 （Bai Tongdong） 借用阿多和福柯的“把哲学当作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达及其描述范畴来解释中国哲学。中国数本经典著作中都能找到类似的实践，阿多称之为“灵性修炼”，书中还有对圣贤生活的描述，它激励读者，也就是信徒们参与到自我修炼的过程中。中国传统中有个时期，特别能与“哲学是一种生活方式”这种说法产生共鸣，那就是朱熹 （Zhu Xi）（1130-1200年）发展的新儒学。对于朱熹而言，读儒家经典最早不是为了积累知识，而是为了改变自我。通过分析、冥想和实践儒学，学生可以转变自己的想法，调整内心，向圣贤靠近，这种转变是成为成熟的人必须借助的文化手段。
导言
当参与到比较传统的或跨文化的对话时，充分解释交流所用的术语十分重要，它能为友好的讨论奠定基础。如“哲学”、“灵性”、“宗教”在不同的语言群体中传达的意思可能不尽相同。关于“宗教”一词已经做过了很多分析。以“哲学”为例，要定义这个词就得回到几个世纪前的对话中。在跨学科语境中，“灵性”一词仍不够明确。过去几十年里，多亏了阿多、福柯、努斯鲍姆和塞拉斯等思想家的努力，才有了新发展。他们重新定义了与哲学相关的灵性概念。此外，汉学家和中国学者也加入了这场对话，大家从中国传统的视角重新探讨哲学和灵性的意义。
在本文中，我将专注于“哲学”和“灵性”的含义，特别是它们的转变维度。首先我会总结阿多和福柯的观点，接着回顾这些观点是如何描述中国哲学的。我会根据阿多对此的理解来展示新儒学可以成为支持灵性体验的渠道。
哲学就是转变“自我”
皮埃尔·阿多（1922—2010年）见证了上世纪70年代法国哲学的发展，他认同笛卡尔（Descartes）传承下来的“自我”概念。他强调哲学的实践层面，因为他渴望提供资源过上美好生活。阿多在《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La philosophie comme manière de vivre）》（2001年）中解释了所有哲学家都必须面对一个问题：“什么是哲学？”对他而言，哲学是一种形式各异的转变经历，就像“深海体验”、“哲学论述”以及“灵性操练”。
阿多的哲学之旅来自他青年时期的一次“深海体验”。即让自己沉浸于感知现实的体验中。它能逐渐意识到存在于世界的意识。“自我”也达到更高的存在水平（强化），同时，在更广阔的范围中丢掉自我（扩散）。这种观点来自人类学：以普罗提诺（Plotinus）为参考，阿多将“自我”分为三层：敏感（“自我”好像与身体融为了一体）、理性（“自我”意识到自己是灵魂，是一种离散的思维）；第三，灵性，（“自我”最终意识到自己是精神，是智力），所以它超越了其他层面。新柏拉图主义（Neo-Platonism）认为后者才是真正的“自我”。阿多建立在这一信念之上，因为对他而言，任何哲学都要一直提升“自我”，克服片面的、敏感的、理性的“自我”，普遍看待事物和世界。
因此，这种深海体验是哲学过程的起源，同时，也是实现哲学的途径之一。正如《会饮篇》所介绍的，这是一种实现哲学的非话语方式。
对阿多而言，哲学（一种普遍化运动）与哲学论述或哲学课文间始终存在距离。在古代，写作不是概述现实，而是将大师为学生解惑话语进行记录。因此，教导总是建立在两个朋友间或一师一生间，这就是影响学生的过程：“柏拉图写下他的对话，亚里士多德（Aristotle）讲授并发布课堂讲稿，伊壁鸠鲁（Epicurus）写信甚至论述自然，......所有情景之下，这位哲学家都在讲解自己的教义，非常真实，但在某种程度上它暴露出一种旨在训练（法语：“前”）而不告知（法语：“告密者”）的教导方式”（阿多，2001：146）。这种哲学意义可以在对话中看到，对话中有许多弯路需要通过讲授论证。它既是一个吸收知识的过程又是让观点普遍化的方法。
因此，阿多认为哲学最终会指向实践。“灵性操练”不是哲学论述的附属，它就是哲学，因为它们塑造了“自我”：“个人而言，我将灵性操练定义为一种自愿的、个体的实践，意在改变个人，即一种自我的转变”（阿多，2001：145）。阿多提出的“灵性操练”，不是一种宗教活动，而是一种关于个人心灵的实践。他认为，哲学就是学会一种看待世界事物的新方式，再把事物放回整个宇宙中去。简言之，哲学就像在夜晚骑自行车：我们要先开始骑行（生活，学习哲学），然后车灯才会照亮我们正经过的范围（哲学论述的自反维度）。
不只有阿多将这种将哲学理解为一种转变体验。米歇尔·福柯的《主体解释学（Hermeneutique du Sujet）》（1982年）以及玛莎·努斯鲍姆的《欲望的治疗（Therapy of Desire）》对此都有相似的理解（1994年）。
总而言之，阿多认为经历才是哲学工作的根本。它开启了哲学的可能性，即一个“自我”的转变过程，无论是通过学习和教导、艺术体验、灵性操练还是对话。所有这些过程都是在尝试克服部分的“自我”，以达到一个更普遍的“自我”。阿多的作品主要来自希腊。如果这项经历是普遍的，我们必须要检验学者们如何利用这种经历来描述另一种传统，比如中国哲学。
哲学的生活方式与中国传统
当西方或中国的哲学家与中国传统对话时，阿多的作品首次被引用。
2005年，罗哲海（Heiner Roetz）引用阿多的观点回应非哲学性的中国传统中的各种争论。罗哲海认为阿多描述的古希腊哲学，许多元素都对应了早期的儒家思想。在努力走向普遍化和人道的过程中，哲学必须应对不同文化中带来的影响（罗哲海，1993：6）。研究新儒学（宋明理学）的学者们 也要建立联系。尽管他们不想把中国传统推入西方现存的哲学门类中，但安靖如和蒂瓦德认为，朱熹（1130—1200年）这样的新儒家，为阿多的哲学体系做出了贡献。（安靖如，蒂瓦德，2017：5）。
除了首次以阿多的思想展示中国传统的普遍潜力外，其他学者，如姜丹丹（2010年）和戴卡琳（2012：475）也用它与庄子（Zhuangzi）做比较。他们引用阿多“转变生活”的概念来解释庄子的思想。阿多自己也提出庄子与希腊哲学之间可能存在的融合：“很久以来，我一直不太愿意做比较研究......。现在我的想法有些改变了，我发现中国思想和希腊哲学之间清楚的相似性。（…）例如，对我们生活无意识状态的描述，就如井底之蛙或桶底之蝇的画面，正如庄子所言，‘忽略了整片宇宙的宏伟’。但我无法以中国思想家的身份发言”（阿多，2001：228）
2002年至2003年间，杜维明在哈佛燕京学社（the 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创办了一个阅读小组，专注于阅读阿多的
《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的访问学者郑宗义受到了启发。他在自己的儒学著作《儒学、哲学与现代世界》（2010年）中解释道：“需要了解的是，因为现代西方的哲学标准，西方传统中许多不同的哲学思维模式已经被置于哲学领域之外。（郑宗义，2010：27，中文原文）。后来他坚称新儒学的目的是以阿多的方式塑造生活，（郑宗义，2016：116—117）。
当时哈佛燕京学社的另一位常驻学者是彭国祥。在他的著作《儒家传统：宗教与人文主义之间》（2007年）第七章中，他引用了《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1995年）来对比古希腊哲学和儒家传统中的自我修身。彭国祥想证明儒家的自我修身不是一个单纯的灵性训练过程，还包含了身心共同的努力（彭国翔，2007:232）。
哈佛燕京学社最后一位学者是陈立胜。他在文章《静坐在儒家修身学中的意义》（2014年）中解释了，在阿多和福柯研究的影响下，儒家学习中自我修身的各个方面，包括“静坐”一直是人们很感兴趣的话题。
第三种联系是中国学者对西方传统的研究，他们阅读并翻译了阿多的著作。2012年，张宪出版了《古代哲学的智慧》（阿多，1995年）汉译本。2014年，姜丹丹也出版《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的汉译本。两位学者并没有只关注逻辑，而是都强调了哲学的实践层面（张宪，2012年；姜丹丹，2015年）。
正如上文所言，阿多的作品《作为生活方式的哲学》有不同的用途：首先想展示中国传统哲学维度的学者会使用（罗哲海，安靖如，蒂瓦德），其次是道家（戴卡琳、姜丹丹）和新儒学（郑宗义、彭国祥、陈立胜）用它对比中国传统的学者，三是研究西方哲学的学者（张宪、姜丹丹）。他们都指出在西方传统中，哲学绝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游戏，而是一种以哲学化作为行为驱动的主观转变的过程。最后，他们大多数都意识到，用比较法把一种传统强行纳入另一种文化范畴是存在风险的。
我提及的大部分都是研究新儒学的学者。我邀请大家走进朱熹，去看看他为这种智慧付出努力的意义。
学习是新儒学的一种生活方式
宋朝（960—1279年）时期的新儒学是儒学发展的第二阶段。中国文化正经历着深刻的社会和政治变革。对于这一时期的主要哲学家朱熹（1130—1200年）而言，古代圣贤孔子在儒家经典中倡导的儒家之道需要复原。那些本应负责传播儒家思想的人，因为不守承诺，使得人们放弃学习儒家思想。学习必须改变生活，学习也需要改变生活：“曹操问：‘何为第一义？’（朱熹）说：”就像‘君子仁爱，臣子忠诚，儿子孝顺’这样。要下定决心坚持做到，如果做不到，就不会成功。就像在宫里，必须把职位让给更优秀的人，辞去卑鄙的人。这是它第一层意思”。（朱熹，《朱子语类》，第12卷，第1段，我的译文）。学习的重点是塑造“自我”，而不是精通于文学（加德纳，1989：144）。
为了学习，朱熹开办了一门丰富的课程。学生们必须全情投入于儒学中，他们要阅读圣贤的著作，训练自己学会“格物穷理”，然后实践所学。他们也要保持敬畏的态度：“努力学习时，只需保持敬畏，寻找规律放在第二”（朱熹，《朱子语类》，第9卷，第18段，我的译文）。对于朱熹而言，这些经典是构成“这种模式”的指南，阅读经典是一种智力训练，同时也是道德甚至是身体训练（彭国翔，2015年）。这种读书法的核心是，确保学生“亲身体验”这本书：“只有当（学生）读懂了书，他才了解了真正的意义”（加德纳，1989年155）。
因此，读书不仅是一种积累知识的努力，而且最初它是一种训练意志和气的方法。简言之，阅读经典是一种灵性训练，是学会做人的一种方式（朱熹，《朱子语类》，第10卷，第5段）。
最后，阿多著作的译文以及他对古希腊哲学理解的传播，与中国传统建起了一个联系点。阿多思想的运用以及哲学的宣讲不仅仅是一种形式游戏，或者是寻找真理，它还是一种精神转化的方式，即灵性转变。从儒学角度看，朱熹结合了儒学学习与实践的内容，这是一种自我修身的运动。
换言之，无论是通过大师、人际关系还是经典文本去对抗“客观存在”，都会导致学生被外在因素改变。西方传统中的逻辑反思与哲学存在主义实践之间始终有一种创造的张力。类似情况也可以在中国传统中找到，人们更关注对经典文本，“汉学”的分析，而对阅读经典文本对其生活的影响，即“宋学”，更感兴趣。
温德，里尔, 天主教大学，神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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