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世范
“中国不仅对东亚的发展十分重要，对全人类的发展都至关重要。我们希望能够继续与中国人民进行礼貌交流，我们意识到中国是和平世界的一个重要关键点，中国有丰富我们信仰传统的巨大潜力，许多中国人民渴望领会基督上帝的灵性。”
（耶稣会第三五届大会文献，2008年第3号法令，第65页）
和平工具与战争幽灵
战争幽灵再一次成为肆虐乌克兰的现实。尽管最近发生在叙利亚、苏丹、黎巴嫩、中非共和国以及其他许多地方的残酷战争，似乎并没有引起广大公众对它们破坏性和邪恶影响的关注，但是乌克兰的战争如同一记残酷的警钟，让每个人重新严肃地思考战争灾难造成的多重后果。这一背景下，当前澳门利氏学社学刊的文章能以一种特殊的方式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暴力和战争的恶性循环最终会如何被打破，或者如何会以一种再熟悉不过的伤害挥之不去，残酷地给人性留下伤痕。
16世纪的武装冲突中，一枚炮弹炸伤了一名来自巴斯克地区名叫伊尼戈的年轻人，战争正是处于一次炮弹引发的认知崩溃事件的核心。这次休克在这位年轻西班牙军官的一生中引起了决定性的转折。伊尼戈别无选择，只能向敌方法军投降，监禁期间，他度过了一段漫长的恢复期。通过阅读各种书籍，他吸取了基本的教训：虽然浪漫故事给他带来了短暂的解脱，但他发现只有对圣徒生平的冥思才能带来长久的内心宁静。学会权衡利弊，做出更明智的决定是伊尼戈或“依纳爵”学到的最宝贵一课。依纳爵是他给自己取的新名字，是为了与为基督教信仰而付出代价的第一批殉道者中的一位谐音，他用余生进一步发展并完善了其信仰。
从2021年5月至2022年7月的所谓“依纳爵年”期间，耶稣会士和他们的同事们朋友们尝试从那颗炮弹引发事件的惊人转折中获得灵感，这转折引导依纳爵的生活远离战争和对使用枪支的自我陶醉式迷恋，他开启了完全为上帝和他人服务的人生。“依纳爵年”突出介绍了依纳爵改变弗朗西斯·泽维尔（1506—1552年）的奇迹，泽维尔是他的挚友之一，伊尼戈在巴黎学习期间认识了他，他从一个完全沉浸在巴黎拉丁区学生生活快乐中的青年，转变为1542年至1552年间冒险前往亚洲新世界的模范传教士。他在印度、印度尼西亚、摩鹿加群岛和日本游历时，一直在寻找更好的方法，能让《十字架的福音》和《复活的主》扎根于当地文化，但这些文化有时似乎与他所珍视的基督教价值观相去甚远。
频繁的暴力冲突、无处不在的腐败和战争是建立基督教团体的致命障碍。在日本时，他有一种直觉，他觉得中国能为理解亚洲文化提供一把钥匙和幸运之门。但弗朗西斯·泽维尔还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就在中国南部的上川岛去世了。作为依纳爵的朋友，他最简单的，非常简单的梦想就是：做到圣多明我和圣方济各在12世纪建起募缘会士修道团时所做的事——他们在一个荒废的教堂中提议一场意义深远的复兴，尤其是重新同福音对贫穷的选择联系起来。
这种对真正复兴的努力争取可一直追溯到13世纪那场在蒙古入侵背景下展开的大觉醒，这种努力争取强烈回响在娜塔莉·罗斯的文章中。2022年，世界继续面对疫情大流行和各种战争，尽管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和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都主张和平共处。历史教诲我们，促进和平的工作取代了意识形态；丝绸之路也证明了这一点。和平的确成为了生存的关键。我们所有人面临的挑战是继续处理过去遗留的问题，进而改变未来。建立和平的基础设施需要分析和评价，这也意味着东西方必须继续以具体的全球化的方式展开交流，以推动持续有效的和平进程。乌克兰已遭受全面入侵，也到了唱起《圣方济各和平祷词》的最好时机。教宗方济各《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2020年）中呈现了圣方济各与埃及苏丹王的历史性会晤，这次会议是实现共同和平愿景的重要见证，尤其难忘。
罗斯认为，《和平祷词》是修行活动取得进展的重要起点。我们在成为“和平工具”的过程中，学会响应在逆境和战争面前产生的越来越多的新挑战。我们因此被引导找回冥思作为一种范式对个人和团体的意义，遗憾的是，这种意义已非常模糊。
维罗尼卡·萨拉瓦蒂、伯纳德·李和冯秀珍解释了“一带一路”倡议如何依靠中国和伙伴国之间的双边和多边协议，聚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概念来实现公平与和平的发展。它诉诸宣称“天下为公”的儒家智慧。这一理想认识到，人类生活在一个共同的世界，共享一个共同的未来，我们应重视合作和团结，反对统治和霸权。儒家智慧传统应该帮助我们认识到乌克兰战争给中国构成的巨大风险。2018年，中国在基辅建立了“一带一路”贸易投资中心，这一倡议不该因战争而遭破坏。
极端冲突形势之下，回顾各宗教共同努力实现和平的承诺至关重要。正如丹宁思解释的，《全球伦理原则》的开篇陈述了对和平共处愿景的需求。一方面，1948年联合国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被援引为一种典范，而另一方面，世界宗教议会的1993《宣言》则评论说，“没有道德的权力不可能持久，因此没有全球伦理，就没有更好的全球秩序，全球伦理必须宣告一种基本共识，它包含具有约束性的价值观、不可取消的标准以及个人态度，这种共识始于一个基本要求：每一个人都必须得到人道的对待。”全球伦理的基本原则被视作黄金法则，在圣经教义（《马太福音》7：12）、儒家教诲（《论语》15：24）以及印度教、佛教、穆斯林和其他传统中受到尊崇。
思考普京的崛起，我们会想知道，他屡次违反国际法和伦理，为何西方伙伴国没有勇气回击。在分析保罗·田立克时，安东·亚姆尼克想起在实现正义的过程中，关键因素是勇气。每一次正义行动都要敢于冒险。田立克为抵制希特勒纳粹主义，毁了自己在德国的学术生涯，被迫去纽约的联合神学院寻求庇护。现在，我们反思田立克所做的事情，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好地理解教宗方济各在《众位弟兄（Fratelli Tutti）》（2020年）中传达的核心，就如同田立克的愿景，它揭示了表面交流与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之间的联系。田立克也知道，大家要想以兄弟姊妹的身份为这唯一的人类大家庭奋斗，只能通过爱的恩典和正义的力量来实现。
多重危机也会将我们重新同哲学探究的极端重要性关联起来，这就是继续解决每个人不得不努力对付的问题。在论法国哲学家皮埃尔·阿多的文章中，伊芙斯·温徳建议中国和希腊哲学可能的汇合，特别是在描述我们生活在其中的共同无意识境况方面。正如庄子所言，有一些经典形象如井中之蛙或桶底之蝇，它们往往会忽视宇宙整体的存在，这也揭示了我们的典型处境，我们需要谦卑来明白这种处境。
在疫情大流行和全面数字化使教学十分具有挑战性的既定事实中，制定教育政策一点也不容易。学生老师们都已回到以前的教室，至少在某些个案中，他们变得像野猴子一样不守规矩。在这样的挑战下，伯纳德·李和利亚姆·吉伦强调了耶稣会高等教育的使命，即高度重视在一个真正的学术社区中培养“为他人服务的人”，这里的学者和学生可以相互交流并学习。他们在亚洲四个耶稣会大学深入采访了三十名校长、教职工和高级管理员，鉴于此，他们给出的三项关键要素对于有效实现基督教高等教育的目标而言似乎至关重要：最高管理层的奉献、耶稣会课程结构和灵性领导人。
三十多年来，我一直试图通过分析电影和视觉媒体的特殊方式，来和视觉导向型的年轻一代打交道，从而探索并强化他们的移情潜能。探索和更好地把握电影基本故事中的一些关键台词，揭示不同英雄所面临的伦理困境，这可能会对个人和团体关于如何培养关心他人的能力产生决定性的影响。这种方法远不是教化策略，而是以个人经验为基础，将敏锐的观众，至少部分观众带入不同角色的复杂困境中。通过反复观看优秀的作品可能会发现，例如，武术的主题远远超越了表面的打斗，它揭示了一种已实现的幸福生活的关键价值观。其实，视觉图像会以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来提供深刻的洞察，深入到整个一系列关键的儒家价值观中去，如诚实、正直、谦虚、决心、忠诚和坦率，可能会与那些想要超越众多故事片中浅显认知的人产生深深的共鸣。
这种视角下，人们特别关注不同英雄是如何面对疾病、战争和死亡的。王家卫《一代宗师》中，南北流派间的差异展示了武术中微妙的哲学基础。1937年，第二次中日战争中，武学宗师叶问（也是李小龙的导师）的两个女儿死于饥荒。与此同时，在中国北方，叶问的对手马三成了杀死大师宫羽田的叛徒。宫羽田的女儿宫二发誓不外传武功，不结婚生子，用尽一生复仇。此时，叶问搬到香港，创办了一所武术学校。在我看来，这部电影在持续不断的暴力冲突和打斗中揭示了武术真正的伦理本质：真正的大师不是让学生准备好在交战状态中接受训练，而是体现了自律，以及一个冥思者在最糟糕的情况下对其使命的忠诚，同时打破暴力的恶性循环，恢复和平。
《英雄》也是一部由张艺谋执导的中国武术片，根据公元前227年荆轲刺秦王的故事改编。直面战争以及普遍的复仇欲望是本片的主题。《英雄》独特的情节最终让荆轲决定放弃刺杀秦王的意图。
冯小刚在电影《芳华》中，以1979年中越之间残酷边境战争的惨烈情景，展现了尤其是在一场血腥伏击战中关爱他人所必需的可依赖性的考验。当时刘峰成功救下了战友的生命，自己却失去了手臂。这部电影的时间跨度从1966年到2016年，长达50年，展现了模范人物们如何成功维护他们理想的友谊、相互关心、对抗不公，意识形态将总是在不如意的现实面前崩溃。《芳华》中突出的抚慰人心的经历让人回想起终极电影大师黑泽明，他用自己的战争片《乱》（1985年）和《影子武士》（1980年）激情地提醒所有观众不要再次掉入战争的陷阱里。另一方面，真正的“新思维”将实现个人和团体层面的改造，即便是面对战争，它也能同凝聚人类的核心价值观重新联系在一起。
在社会各个层面内，包括在所谓的“割喉”商界内，实现重大改变的难题都应该认真考虑朴永生的论点，他赞成对商学院责任管理教育做出深刻改革，从以营利为唯一目标转向促进国际社会的可持续和平与正义。乌克兰战争的残酷不仅迫切需要反对“消极”和平，即只意味着没有暴力或害怕暴力，而且尤其要走向“积极和平”，包括创造和维持和平社会的态度、制度和结构。从传统的以自我为中心的股东中心资本主义向新的以生态为中心的利益相关者资本主义的过渡，正在开启企业界建设积极和平的可能性。
对不同的文章思考得越多，我就越是感到惊讶，文章的观点多么强烈地敦促我们抵制战争的疯狂。另一方面，我们也要时刻铭记，引起暴力冲突和全球战争的幽灵要求我们意识到，它会随时被释放出来。一种更坚定更广泛得多的和解与自由的文化需要在标志着下一场战争结束的废墟之上建立起来。
罗世范, 澳门利氏学社社长、北京及香港罗世力国际管理咨询有限公司总裁
参考资料
- Francis, P. (2020). Fratelli Tutti (On Fraternity and Social Friendship). Macau: Claretian publications
- The Documents of General Congregation 35 of the Society of Jesus (2008), Taipei: Kuangchi Cultural Group (耶稣会第三五届大会文献（2008）耶稣会中华省，台北：光启文化事业)